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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精华批评《十二个春秋》
作者:盛平      时间:2021-11-20   来源:
 

伍精华同志曾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他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伍精华同志既是少数民族,又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并且还担任过主管民族事务的国家民委领导,在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对民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加强党在西藏的基层组织建设。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西藏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为加强边防部队和基层人武部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认真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西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为西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见国家民委网站:《伍精华同志逝世》)伍精华同志不幸于2007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

坊间流传的关于胡耀邦与西藏的流言,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一贯刁难改革开放的邓力群。2005年,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在内地以“征求意见稿”名义流传,并在香港以精装本、简装本出版,在内地传播甚广。一群了解真相的老同志,曾以口述的形式形成了一部批驳《十二个春秋》的书稿,对该书中一些事情逐件讲清原委,予以揭穿谎言,还原真相。万没想到的是,该口述录音盘竟然下落不明,故邓氏流言在坊间流传至今。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和《国史讲谈录》中污蔑攻击胡耀邦和西藏的事情,大多发生在伍精华担任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期间。伍精华同志当时看过该书后,认为该书中凡涉及到胡耀邦同志与伍精华自己的内容均与事实不符,为还原历史真相,伍精华同志生前专门对该书提出批评,并致信有关领导,批评邓力群的造谣攻击。

伍精华认为:虽然《十二个春秋》的前言和后记都一再强调其内容是经作者本人反复斟酌敲定的,是“一份可信的史料”。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舛误。

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胡耀邦同志的几个问题,伍精华同志曾逐一给予批驳:

“第一,所谓的‘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内调汉族干部’”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耀邦同志1980年12月去西藏,这是错误的。准确时间是1980年5月22日到拉萨,5月31日离开。”对这并不久远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十二个春秋》的记述就如此混乱,令人怀疑其可信度。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伍精华说:“必须明确的是当时中央和耀邦决定的是内调西藏可以离得开的汉族干部,离不开的要留下继续建设西藏。而不是邓《十二个春秋》中称的‘汉人’,这是他有意混淆概念。”

伍精华说:“内调部分汉族干部是符合《宪法》、《党章》的。《宪法》、《党章》明确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耀邦同志和中央的精神是,只要把以汉族为主的驻藏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好,地方上要让藏族行使自治权。经过几十年的工作,藏族干部已经大批成长起来。加上当时因受到‘文革’前‘左’和‘文革’的破坏,西藏的财政经济很困难。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做出内调部分汉族干部的决定,是必要和正确的。”(注:当时国家正在贯彻调整方针,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伍精华强调指出:耀邦在涉及到汉族干部问题时,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毛、周有逐步培育藏族本族干部的意思。经过几十年培养,在藏族干部已慢慢成长起来的情况下,汉族干部除一部分确实因工作需要而且本人也愿意在藏工作外,其余都调回内地,是可行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西藏养活一人所花费的成本,在内地可养活3人。汉族干部内调,有利于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些人说什么调汉人出来导致了后来的骚乱,这种观点不能成立。胡耀邦是从尊重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发,而考虑问题的。

伍精华说:邓力群为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1991年4月出版)中的西藏卷中说:“一九八○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并向全国发出通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中央通知,迅速组成内调工作组。本着‘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精神,制定干部内调的具体政策措施。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底,分两批先后内调进藏干部2万余人。这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调整。”(见书437页)

上面说法显然有误。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实际上是分3批进行的。从1980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初,是第一批干部、职工内调;至1981年9月、10月,是第二批干部、职工内调;至1983年2月,是第三批干部、职工内调。

“大批进藏干部内调之后,西藏干部领导层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已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级干部中占72%,在地级干部中占68.1%,在县级干部中占61.2%,全区各地、市、县级行政主要领导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7个地、市党委中的6个由藏族任书记,75个县(含县级办事处、区、市、口岸)党委书记中有63个由藏族干部担任,体现了以藏族干部为主的西藏干部队伍结构特点。”(见《当代中国的西藏》439页)

从以上引语可以看出,《丛书》中肯定了内调干部这个决策,《十二个春秋》中却给予了否定。出尔反尔,这怎么能称为‘一份可信的史料’?

“第二,所谓‘胡耀邦批阴法唐’的问题”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胡耀邦批了阴法唐,这是毫无根据的。1980年阴法唐进藏是中央和胡耀邦派遣的。调离时,中央明确肯定了阴法唐同志在西藏的工作。”(可以参阅:西藏区委[1985]30号文)

“第三,《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不知道反民族分裂是头等大事,特等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伍精华说:“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思想和政策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热爱祖国,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安居乐业,难道不是反分裂的最有力措施之一吗?

《十二个春秋》称胡耀邦“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伍精华说:“耀邦同志主持召开过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第一次是1980年,我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主要工作在四川,没有参加会议,但学习了会议文件。第二次是1984年,我作为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参加了会议。两次会上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主要强调的是要反‘左’,同时也要防‘右’,而不是邓力群所说的‘多次强调反右’。很明显,他是企图通过强加给耀邦同志的所谓‘耀邦接受了教训’的手法来证明自己的极‘左’思想的正确。”

伍精华说:“本着对历史事实负责的精神,邓力群关于耀邦同志和西藏问题的说法不是实事求是的;耀邦同志代表中央有关西藏的决策是有远见、深得民心的。”

1985年彝族干部伍精华同志担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全面贯彻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精神,努力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加强党在西藏的基层组织建设。然而该《自述》中对涉及到他在西藏工作期间的事情,进行歪曲,背离事实。

伍精华同志在文章中对《十二个春秋》中涉及到自己的几个问题也作了澄清:

第一,伍精华去西藏和离开西藏的原因

伍精华说:“《自述》中称赵派伍精华去西藏。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邓力群本应知道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任用政策,像省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是不可能由总理一个人来派的。”“我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担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是军委主席邓小平下的命令。到1988年,我在主持一次区党委常委会时病倒,被紧急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几次来医院看我,见我入院半年多病还没恢复,为了西藏的大局,中央才决定锦涛同志接替我去西藏。决不像邓力群《十二个春秋》所说的。这只能看作是他有意以人划线,加以整肃的极‘左’思想的反映。”

“第二,所谓的‘伍精华到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藏族干部都不沾边’”

伍精华说:“这是严重的歪曲事实。我进藏后,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以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尊重和团结广大各族干部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动了各项工作。

在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方面,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鉴于很多乡还没有基层党支部,有的乡甚至还没有党员的情况下,先后形成了三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于1987年8月召开了自治区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会议;二是《关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决定》;三是《关于原基层干部有关待遇问题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在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每年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自治区区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办了藏医医学院,为了培养下一代建设人才,在内地举办了西藏班、西藏中学,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伍精华说,在军队建设方面,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军队实行精简整编。决定人武部交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武警。我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先后向成都军区、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反映,建议西藏的人武部和边防部队不宜交地方,并向中央提出军队建设的相关建议。这个建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据笔者了解,有关方面认为这个建议对军队建设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伍精华说:“关于统战工作,中央和耀邦同志指示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发挥像阿沛和班禅等在藏族人民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作用,齐心协力把西藏建设好,维护祖国的统一事业。”

“难道这些都是‘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难道在西藏这么特殊的地区统战工作就不重要?难道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才是正确的?”

“第三,所谓‘藏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 的问题 ”

伍精华说:“《十二个春秋》中称西藏‘土改’积极分子受压,邓力群连西藏的社会性质都没弄清楚就乱写。西藏以前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只进行过‘民主改革’,根本没有搞过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所说的‘土改’。这怎么能作为‘一份可信的史料’。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是历来受保护的。我在西藏时,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指示是:进一步否定‘文革’,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对事不对人。”

伍精华同志从亲身经历的事实出发,有理有据地批驳了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的污蔑不实之词,反映了伍精华同志对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他的文章是研究胡耀邦同志民族思想和当代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研读。

附:

胡耀邦的老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曾撰文批评一位作者指责胡耀邦1980年5月29日关于6件大事的讲话。现照录于下: 

胡耀邦老秘书高勇回答干部内调

XXX与邓力群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调子,语言也几乎一样。邓说是“闯乱子”,X说是“捅娄子”。他们所说的具体事情,也就是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中写的东西。邓力群说:“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他所说的“乱子”,一是说胡耀邦“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于是“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二是说胡耀邦不该批阴法唐工作中“左”的错误。邓说:“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应该指出,邓力群在这里把时间都搞错了。胡耀邦、万里去西藏不是1980年12月,而是1980年5月。耀邦去西藏一个月之前,中央在1980年4月7日发出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央31号文件。耀邦在5月21日、22日飞往拉萨的途中,跟随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谈了此行的目的和任务。他说:“主要是同那里的藏族、汉族干部共同商量如何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计”。“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中央31号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耀邦说:“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还说:“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说就是6个字:免征、放开、减人。”耀邦在西藏作了几天调查研究之后,于5月29日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总的内容就是围绕这6个字和中央31号文件精神讲的。共讲了6个问题。这里我只谈谈与邓力群、XXX指责耀邦“闯了乱子”“捅了娄子”有关的两个问题。其中第4个问题是讲如何使用国家支援西藏的大量经费问题。第6个问题是讲藏汉干部关系及减少汉族干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就是邓力群、XXX说的闯了“乱子”、捅了“娄子”的问题。

讲到第4个问题时,耀邦说:“要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这是一项大政策。29年来,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45.3亿多块钱,你们自己收入工商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29年来,你们只收了5738万。给了你们45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5700万。他说:中央决定今年给你们4.96亿,从明年开始,每年递增10%,递增到1984年,就是8个亿,中央每年要给你们8个亿。……从今年开始:今年4.96亿,明年就是5.5亿,你们怎么用?我的意见,你们区党委要认真讨论,这个4.9亿是全国人民的血汗,要精打细算,要用得恰当,简单地说,就是一年要真正办好几件好事,4.9亿你们要统一地使用……。因为中央31号文件规定了嘛,你们具体统一安排嘛。”

讲到第6个问题时,耀邦说:“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对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是艰苦奋斗的,这要充分肯定,但是,是不是也有某些同志,某些人或者极少数人,有一点点不正之风呢?这不正之风的主要几个表现是:第1条,违反民族政策,损害民族团结;第2条,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第3条,闹派性,搞小圈子;第4条,不负责任,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第5条,作威作福,打骂群众;第6条,搞特殊化,到处请客送礼。至于藏族有些同志讲了一点错话,作了一点错事。我觉得主要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老师嘛。我们是老大哥嘛。29年以来,我们的藏族成长了,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藏族干部,一大批同群众有联系的,几千几万吧!这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最大胜利。我们汉族同志要为他们-----藏族干部的成长表示高兴啊,这是我们的很大的成绩之一啊!中央不是号召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嘛,新情况呢,就是他们成长起来了,那么解决新问题呢,就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教导,藏族干部先占60%,汉族干部占40%,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讲的。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是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更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80%,汉族干部占20% 。(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群百分之百,至于科技人员,这些问题,只要藏族欢迎,有多少占多少都可以,我没有意见)。军队干部不在内,咱们讲清楚呵!军队干部,兵也好,干部也好,要以汉族干部为主,汉族同志为主。地方干部,我的意见,两年,最多3年,脱产干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开。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连部队30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减少5万人一年就减少2000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耀邦这些讲话,都是符合中央31号文件的。中央文件说:“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的编制和财政支出决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目前必须精兵简政,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确实最必需的地方。”中央文件讲到干部问题时说:“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了调派必要的领导骨干人员,主要应有计划地输送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及其他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如医生、教员、和科学技术人员等。”

关于批判工作中“左”的错误,中央文件上也讲得很清楚。文件说:“要加快西藏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紧密结合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坚决肃清他们的流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央文件还说:要“继续落实党在农村、牧区的经济政策,……在社员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和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要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向。”中央文件还指出,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特别注意……积极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指出“工交、财贸、文教、科研等单位,都要尽量吸收藏族干部和职工,培养民族知识分子和职工队伍”。文件还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为了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对现有寺庙要保护、维修;对佛学和宗教经典有研究、造诣的喇嘛应作为知识分子对待,在继承和发展藏族文化的优良遗产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少数喇嘛自愿回寺时,可予同意并给以必要的协助。对已散失或残损的藏族文物典籍,应注意收集、保护和整理……”。中央文件还指出“要继续做好落实人的政策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凡是没有纠正、解决的,要抓紧处理”等等。中央文件还讲了许多问题,我不再多引了。就这些问题来看,也决不是像邓力群说的“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那么轻巧,胡耀邦对这些错误进行必要的批判,怎么会“闯了乱子”呢?……所以,邓力群指责胡耀邦去西藏“闯了乱子”,既没有道理,也不是事实。(见高勇:《胡耀邦年谱并未抬谁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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