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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人——记胡耀邦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
作者:吴象      时间:2021-05-28   来源: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开端。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人们在许多方面想的、干的,几乎都是近三十年来被反覆批判和否定过的。“文革”十年更是大批判、大否定的十年,“打倒一切”、“横扫一切。造成了史无前例、后果深远的民族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左”的错误登峰造极之后,也就不能不引起普遍的疑虑和困惑,开始走向反面。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艘巨轮逐渐挣脱自己陷入的泥潭,驶向改革开放的正确航道,开始了一个充满觉醒气息、创新精神因而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时期。  

这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转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促成转折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拨开了个人迷信的浓雾,使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民掌握了解放思想的武器;二是平反重大冤假错案,这一系列难以置信的荒唐案件是对亿万人民的欺骗,使人们痛感非拨乱反正不可;三是不少地方农民自发采取行动改变无法忍受的处境,发展为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并在一些有胆识的领导者的支持下不断蔓延。这三个因素互相促进,逐渐融汇成不可阻挡的改革潮流。  

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是邓小平,还有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又经历了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初步实现后遭到始料未及的挫折;他们切盼夺回失去了的时间,又已年过古稀而力不从心;他们寄希望于在战争岁月的血与火中锤炼过、又在是非颠倒的十年浩劫中被冲击过的一批领导干部,支持这些后起之秀走上第一线的主要岗位。  

一九八○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一批深孚众望、堪当大任的新人进入了中央决策层。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 

中国人民对胡耀邦并不陌生,但他最为人称道、受人尊祟的却是如此毅然决然地为平反冤假错案奔走呼号。那一阵坚冰未破、迷雾尚浓,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无比坚定的原则性、无所畏惧的政治勇气和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气魄,在多灾多难的人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受到了无人可比的高度赞誉。这是当代中国人妇孺皆知的。  

其实,实质属于新的思想启蒙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主要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也正是胡耀邦,不过了解内情的不那么多罢了。 

至于汹涌澎湃的农村改革大潮,似乎没有多见胡耀邦的身影,却是他对改革伟业的贡献中一个十分重要又鲜为人知的方面。他逝世后,党中央在悼词中强调他“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绝不是什么泛泛的虚词套话。事实上,从一九七八年《关於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到—九八○年《关於进—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一步步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无不凝聚着胡耀邦的心血。 

 

一、“农民的贴心人”

胡耀邦出生于湖南省浏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十四岁就参加红军,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雪山草地的长征逐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领;建国初期,他以第一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身分,领导了川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后来,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委员、湖南湘潭地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这些职务期间,亲历了中央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胡耀邦一生的经历决定了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农村问题备加关切。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一日,他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工作了一百天。当时陕西被认为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老巢”,“四清”中“左”的程度和恶果远甚于其他省分。胡耀邦到任后,立即下农村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提出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一系列观点、政策、措施,实际上进行了一百天的超前改革,明快果断、雷厉风行,效果极为显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誉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可惜这场局部改革刚刚起步就被扼杀,胡耀邦受到多次会议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但也因此使他对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风云变幻有非常清醒的观察与感悟。“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村,在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同时,对亿万啼饥号寒的农民,对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曲折,更有深刻的反思。当“四人帮”垮台,他再度复出后,也就更加关注农村、农业的状况,被称为“农民的贴心人”。 

一九七八年底,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发言中,就大声疾呼:“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当时有—句流行的话:“中国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却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胡耀邦认为对此应持分析态度,防止陷入自我封闭、自我陶醉、自甘落后的泥沼。他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番在当时犹似石破天惊的话,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并在中央重新改写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得到体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五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随着农村形势的迅猛发展,他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几乎逢会便要说“农”,——这些言论表示着他长期深刻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农村改革方略的日益成熟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经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并重新改写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六十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三个文件正式发布。虽然文件与安徽、四川农民在自求解放、自求发展中所迈出的步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三中全会后第一批纠正农业战线“左”的文件,是中央从全局开始突破传统农村体制的文件,胡耀邦非常看重这—点,他兴奋地指出:“搞了农业两个文件,对农业发展理出了一个眉目。”

一月十一日,即三个文件下发的那一天,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布置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时,惟独对农村三个文件的传达作了时间上的规定:要求春耕前(二、三月前)传达到基层,与生产队见面。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多考虑—下关系不大;处分人,打板子,我赞成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不能走京剧台步、迈八字”。接着胡耀邦正颜厉色道:“据我所知,农村不脱产干部的冤假错案,成分问题的纠正,基本没动。这么慢吞吞的怎么行!

胡耀邦要求三个文件的传达分两步走。第一步:结合各省正在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他说:“不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问题,怎么搞农业”  

第二步:省、地委同志分别下到县里,并在县里(不在省里)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形成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广泛讨论;确保用两至三周时间,边讨论文件,边解决遗留问题、实际问题。“把会议办成大学习班、大培训班”。

一九七九年初,中央关于农业问题文件下发之时,也正值万里、赵紫阳领导安徽、四川农民开创各种联产承包制如火如荼之际。特别是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一类的民谣,不胫而走,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  

但是,“左”的传统如此根深蒂固,即便是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也不免拖着“左”的“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一些人借势攻击行动起来的农民及其“后台”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这很难怪,因为三中全会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左”的势力,改变“左”的传统,它只是好的开端,历史转折的开端。 

胡耀邦清醒地看到历史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要人们正视“三座大山”——问题成山、麻烦成山、困难成山,鼓励人们“挖山不止”。他要求人们沉下心来抓好三个范畴:抓农业、抓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抓改进工作方法。他把抓好农业摆在第一位。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他的许多讲话中都提到:农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会上讲话提出:“除林彪、‘四人帮’干扰,主要教训在两个问题:一是思想太窄,第二:是限制太死。”明确点出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农业的两个主要教训。  

所谓“限制太死”,胡耀邦一言而蔽之:“动不动就说搞资本主义”。这是限制、打击、反对农村改革者的主要“法宝”。胡耀邦针对这种只顾所谓“国家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死拖着既有体制、既定政策,不许越雷池一步的倾向——“左”的倾向,强调指出:农村要在经济上打翻身仗,“首先要考虑思想上冲破阻力”,并布置在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与讨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以调动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所谓“思想太窄,就是只想着粮食,不顾其余。胡耀邦说:“要上粮食,就要水、要肥、要机械化,这是从粮食来的;其他东西都搞掉了,结果粮食也上不去”。他清楚地看到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恶性循环。他说我要冒叫一声:“以粮为纲在一段时间里起了作用,后来就成:‘紧箍咒’了。这大概是最初对“以粮为纲”发出的尖锐挑战之一。 

胡耀邦强调农村要“全面发展”,除粮食外,还要发展林、牧、副、渔、社队企业等等,“不要老治水,要造水。造林就是造水、造粮、造轻工业。”  

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刚刚起动的农村体制改革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攻击改革为“资本主义回潮”的有之,指责“比例失调”的有之,以及“违反宪法”(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被写入宪法),“对抗中央文件”等等,更是不一而足。陈永贵就曾授意《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昔阳如何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长文,不点名地攻击安徽农村改革,并扬言要连续发表十二篇评论,对安徽“打排炮”。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也被迫在头版刊登了“读者张浩”来信,并根据新任农委主任的批示写了“编者按”,指责农民“包工到组”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农村引起轩然大波。

胡耀邦对此不予理会,在那段时间,他每讲形势,必先赞扬农村。他喜欢用“喜气洋洋”来为农村改革大好形势提神。早在一月廿四日,他在中央宣传系统负责人联席会上就指出:“现在农村情绪高涨,城市、机关、厂矿显得松懈”,要求城市向农村改革学习。  

四月十八日、五月廿四日,他在中央系统的会上更满怀信心地预言:“农村形势好,喜气洋洋,估计今年会有大丰收”。他说:“目前没有春荒,集贸市场很好,价格下降,三月份收购家禽、猪、鸡蛋都超额完成任务。农村积极性高,工效高。四个人的活二人干”。他要大家考虑剩余劳动力“如何安排”的问题,做到“多利用、创造财富”。他还以江苏和上海郊区为例,说明中央政策初步落实,开始改革之后农村形势之好:“江苏五业兴旺,猪增长三分之一,农村购买力显著增长,要买中高档产品。上海郊区五千多台电视销售一空”。  

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几经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十二月,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专门就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问题做了部署,并阐发了非常精辟的意见:“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什么心理呢就是看你们还变不变哪我们说不变,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不变。农民怕变,干部也怕变,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回答他们嘛!我们农业明年增产靠什么第一还是靠政策,靠政策继续落实。所谓靠政策,也就是靠积极性。第二是靠科学,靠广开门路。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广开门路就是搞科学。”  

实践证明,没有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政策,就没有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和干部产生的怕变心理,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少握有权柄的人(包括因三中全会而获解放上岗不久的一些人)正起劲地攻击着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经济政策,攻击农民的改革创举。胡耀邦强调的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继续落实政策,就是强调沿着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管理方法,管理体制,自主权等等”。  

胡耀邦当时已经看到,农业的后劲归根到底要靠科学技术靠农村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他把政策和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农业发展的两个要素,真是画龙点睛。胡耀邦对此着意加以开发:“农业的门路可多哩!农业的财富可多哩!”他说,“农业一个叫种植业,一个叫养殖业,一个叫副业,一个叫社办企业。种植业,农田里面可以种,山上也可以种,叫做农田种植业、山林种植营业。……养殖业又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地上的养殖业,一个叫水面的养殖业”。  

胡耀邦还特别提到:“最近香港有个人同我说,你们把鸡、鸭、鹅毛都丢了,很可惜啊!我想一想,如果平均一只家禽毛算五钱,如果我们全国有二十亿只家禽,我们就有一亿斤羽毛,可以做多少鸭绒被子!世界上现在有一种工业叫羽绒工业。”此后十二年,我国羽绒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羽绒、羽绒制品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现在我国羽绒业迅速发展,与胡耀邦最初的倡导分不开。乡镇企业不正是从种植业、养殖业、副业基础上进行加工,从过去不被注意和利用的资源的开发开始萌发的吗 

胡耀邦在会上赞扬:“最近辽宁全省讨论如何迅速富起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每个农民怎么尽快地富起来过去不是怕富吗,怕冒尖吗现在我们反过来,展开迅速富起来的讨论。”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传部长,部分地(州)、县负责人共一百九十多人,许多人都有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胡耀邦鲜明的改革态度,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崭新的农业经济理念,令与会者不能不深深为之折服。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这次会议还讨论和出台了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1)《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2)《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项意见》。  

当农村改革尚未形成大的浪潮之前,胡耀邦从尊重农民自主权、发挥农民积极性出发,已经对农村问题作过多次深思熟虑。他强调通过落实改革政策与运用科学技术,改革现行的农业体制,改造现行的农村产业结构。他的治“农”方略,改革理念,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开阔的视野,为农村改革深化、为乡镇企业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区域经济开发、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开发西部战略,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九八○年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道:“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它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干活。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一九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廿二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最后大会写出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央于九月二十七日发了《通知》,作为一九八年中央“七十五号文件”下发。《通知》指出:“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纪要》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  

《纪要》要求“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  

《纪要》对会上“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多少采取了妥协、折衷的态度。一方面似乎有限制地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另一方面又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该允许试行”。改变了“两个不许”,比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样,——不管怎么说,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即“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总算有了初步的结论,政策上有了规定,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九九七年十月十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一九八○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为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二、胡耀邦与万里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最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九八○年二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次被迫下台,他们工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万里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再次复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  

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  

他针对一九七八年安徽大早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小岗村十八户农户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私下按手印分田包干到户,象征着亿万农民忍无可忍,坚决同旧体制实行彻底的决裂。他闻讯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毫不含糊地给予最坚决的支持;

他开完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一月二日至十一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也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业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一九八○年二、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最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好在更多的农民已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五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有些人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一九八○年,公社看起来仍然相当稳固,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

早在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四中全会时,万里又建议取消两个“不许”。会议委托赵紫阳最后审定文件,正式公布前他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把两个“不许”改成了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比较缓和了,开了个小小的门缝。万里认为“不要”虽然比“不许”好一些,仍是否定的语气,会束缚农民的手脚,必须进一步修改。实际上赵紫阳只是受委托对文件做点文字修饰,把一把关,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着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一九七九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五中全会内定万里为副总理兼农委上任,赵紫阳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回京准备接替国务院总理,但都要等开全国人大会后才能正式宣布。赵与万是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对农村改革的观点完全一致。但万里想,赵也是刚从地方上来的,国务院里资深的老同志有的是,政府系统旧的规章制度多,习惯势力、传统观念深,不像书记处是新人、新机构,改革气氛浓。他是书记处成员,找胡耀邦更名正言顺。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而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

一九八一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却大同小异,总的说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其实,包产到户也有两种,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简称“双包”,。包干到户不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只由农户和生产队签订一分承包合同就行了,凤阳称之为“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形式利益最直接,责任最明确,方法最简便,所以最受农民欢迎。原来有“不许”或“不要”这个紧箍咒套着,只能半公开半合法地搞,“七十五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能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是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  

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记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的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一九八○年八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了,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一九八○年十一月廿三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一九八○年“八十三号文件”下发。  

批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好传统,和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作出新的贡献!”  

批语还强调,对先进典型“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不同工作。”

“任何先进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

“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八十三号文件”的这些批语反映了党的优良传统,更反映了胡耀邦同志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原则是非是一定要讲的,经验教训必须认真记取,但对人的处理要从爱护出发,不轻易动用组织手段(对陈永贵的批评也不登报)。这实际是折腾了十几年的全国农村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基本总结,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七十五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五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不通,还惩罚下面的干部和农民,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鳖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一九八一年二月,三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三个专区的十一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九八○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徵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都成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能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估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胡耀邦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五篇内部参考,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三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有些人当做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胡耀邦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一九八○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胡耀邦召开的,一九八一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胡耀邦主动提出来的。  

当年十二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一九八二年的“一号文件”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队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作为“一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书记处的同志大多赞成,很快形成了—个不成文的共识,每年年末开—次农村工作会议,年初发一个“—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五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四、“不许”、“不要”变成了“伟大创造”

一九八二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而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一九八二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十四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这句话很值得深思。前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长期不能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的症结所在。合作化以来,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始终未断,小范围的不算,规模大的也不止一次,但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打下去了。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在当地得到普遍的推广,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省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述遇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后来被定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含冤二十多年才得到平反。当时农民反对批判包产到户冲击会场,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多人被捕入狱,有人含冤而死。六十年代初,安徽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支持下在全省范围搞了“责任田”,也就是包产到户,效果极为显著,可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解救农民于倒悬的德政,结果被强令改正,曾希圣挨批下台,省委班子改组,各级领导大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农村一蹶不振。十七年后,万里主持制定“省委六条”,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放开农民手脚,包产到组蓬勃兴起,又演变为包产到户。真可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家庭经营是亿万农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对它不能压制,只能引导;不能打击,只能扶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改变了过去的态度,采取了新的态度,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使亿万农民日思夜想的经营方式得以破土而出,日益完善,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胡耀邦出任总书记前后农村改革的简要过程: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三个可以”。表现思想开始解放,但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仍留着“左”的痕迹;  

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正式公布,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只许个别例外,开了个小小的门缝;  

一九八○年九月中央“七十五号文件。指出,有条件地放开包产到户:“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一九八二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包乾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一九八三年第二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接着,一九八四年第三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  

连续几年,每年前进一步或一大步,没有批判、否定过人民公社,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农业的连年增产,旧体制的弊端已无需再讲,人心的归向日益明显,最后水到渠成,家庭联产承包普及全国之日,就是人民公社自行瓦解之时。一种农民创造的新体制在党的领导下完善、提高,在全国确立了。据统计,一九八三年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生产队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一万二千七百零二个人民公社解体,再过一年多,所有的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队几乎都不复存在了。  

安徽毕竟是这场正在兴起的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尽管经过一度曲折,并没有失去发展的势头。一直关心安徽情况的胡耀邦对此十分高兴。一九八二年五月,他到了合肥,同省里同志见面,开了几次座谈会,他都讲全国改革农村立了头功,农村改革安徽立了头功,包产到户意义深远,安徽作出了很大贡献。有次副省长胡开明也在座,胡开明五十年代后期曾担任河北的副省长,六十年代初到张家口地区探索包产到户,一边试验一边总结,写了个意见书送呈中央。不久后受到毛主席批判,说这个人开明倒开明,可就是“胡”开明。从此他被定为“右倾分子”,含冤十多年。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才为他平了反,派他到安徽来工作。胡耀邦笑着指他对大家说:他是先知先觉,我对包产到户觉悟很迟,是后知后觉。胡耀邦是个真诚的人,这句话也是真诚的,出于内心的谦逊。但事实上他真是什么知后觉吗不,他是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运动运筹帷幄的关键人物,为包产到户在全国的普及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 

 

五、“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

一九八四年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黄金时期的高峰。连续六年农业大幅度增产,特别是粮食上了两个大台阶,一九八四年达八千亿斤,人均八百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总理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长期困扰全国上下的大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意味着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开始走出严重的短缺。今后除继续巩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决不放松粮食生产,更要积极多种经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梳理流通渠道,大力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增加农民的收入。万里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不能只当“粮食县长”、“农业书记”,要用商品经济的观点总揽农村工作的全局。  

这年三月,根据年初发布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发展农村工业的精神,农牧渔业部写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后作为当年中央“四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正式决定把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也由过去乡、村两级的企业扩大为包括部分农民自营、联营的作坊、商店及个体、私营企业,加以充分肯定,强调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对它采取“积极扶植、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给予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四号文件”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迅猛的大发展,成为邓小平后来所赞誉的“异军突起”。  

中国农村特别是集镇中为数众多的商贩和店铺,在五十年代合作化过程中急剧地衰落。一九五八年,为大炼钢铁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需要,人民公社纷纷办起了农业机械加工和修理工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社队企业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只能实行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村兴起大批专业户,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了横向联系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也就突破了“三就地”的限制,突破了“城市办工业、农村办农业”的旧传统,逐步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乡镇企业既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没有国家投资,产品也不由国家包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办起来的,是一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它又不同于国外一般的中小企业,走的不是农民破产进城做工的道路,而是以农业为母体并与农业保持密切联系的农村工业。  

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尽管它起步迟、规模小、设备差、技术低,但最大的优势是有自主权,一开始就是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自主经营,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工人可进可出,工资可高可低,干部可上可下。盈利后可迅速扩大规模,亏损后自动停产、转产。因此,乡镇企业尽管困难重重,“雪球”却以惊人的速度越滚越大,技术与管理也日益提高,其中有不少已后来居上,超过同行业的国有企业,成长为具有相当规模、比较规范的现代化企业或企业集团。苏南的农民说得好:“乡镇企业在歧视中诞生,在压抑中成长,在责难中壮大,靠的不是计划,而是市场。”

胡耀邦对这句话很欣赏。他一直关注农民的多种经营和专业户的兴起,看好乡镇企业的发展,认为不受计划体制约束的乡镇企业愈发展,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冲击的力量就愈大,市场经济的比重也就愈大。

几年来随着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增长,流通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尽管国家直接控制的农产品已由两百多种减为四十多种,“卖难”问题仍然日趋严重。一九八四年秋天又是大丰收,“卖粮难”已扩大到各粮食主产区,形成一场全国性的“仓容危机”。商业粮食部门纷纷告急:“收不起,存不下,调不走,销不掉。”巨额资金被积压的农产品所占,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有些社会紧缺的物资,因为流通环节阻塞,仓储运输能力不足,也积压在那里,造成虚假的“过剩”。“好的变烂,鲜的变臭,活的变死。”看来,枝枝节节、修修补补的改革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历时已久的统购统销制度彻底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按照惯例,年末又一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作为一九八五年第四个“一号文件”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第一项就是流通体制问题。

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也与发展乡镇企业不同,已不限于农村内部的范围,而同城市改革交织在一起,牵涉到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国家、地方各方面的既得利益,遭受多年来形成的各种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抵制,关系犬牙交错,任务也更加艰巨复杂。  

统购统销这套办法,不是从苏联学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在国家工业化初期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稳定了农产品的供给,保证了城镇的供应,保持了物价总水平的稳定,满足了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并日益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体系。但同时也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压抑了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越到后来问题越严重,长期掠夺式的经营,使农业实际上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造成亿万农民的贫困和农产品供应的匮乏,变为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大障碍。  

统购统销与人民公社是互相配套的,是计划经济在农村的两个支柱。现在,既然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代人民公社,取消统购统销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少人主张乘当时粮食供应比较充裕,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放开市场,这个主张遭到商业、财政、工商等部门及宏观决策机构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统购统销是多年来城镇得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一旦失去保证可能引起混乱,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如果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农民就会弃农经商,变成二道贩子,无人安心务农,导致天下大乱。

不再是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但其激烈程度却不亚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大争论。  

胡耀邦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出发,是主张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他对把农民称为二道贩子特别反感。有次小型座谈会他说着说着就习惯性地站起来了,挥着手不无激动地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只有点粮食,不贩卖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  

由于统购统销对国计民生关系太大,也由于当时对整个改革的总目标还不明确,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几经斟酌,权衡利弊,最后还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取消统购,保留统销。并从一九八六年起采取“双轨制”,即对粮、棉油等部分或全部保留政府直接控制,对其它农产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双轨制”的思路,是通过保留一部分旧的利益关系,缓和价格体系变动中的矛盾,换取全局的稳定。农民称之为“稳一块,活一块”。不料稳的没有稳住,活的活不起来,不少问题反而更严重了。  

首先是农民种粮吃亏。合同定购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农产品的提价速远低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粮食的比较效益又明显低于价格已完全放开的水果、水产品和经济作物,农民种粮最吃亏,定购合同被农民讥为“计划任务书”、“不平等条约”。 

其次是财政负担沉重。统购改为定购,而销售体制未动,城市消费者长期习惯于享受低价农产品供应,对价格变动缺乏心理承受能力。国家为保持稳定,既要补足统销量超过定购量的缺口,又要补足统销价低于市场价的差距,每年达四百亿元,是整个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事实上城市低价口粮浪费很大,用粮票换副食品、日用品的很多。  

再次,打击了产粮区。前几年的征购粮价,完成征购任务后的超购粮价,对产粮区有利,对贫困地区更加有利,有些贫困地区很快由吃供应一跃而为新产粮区。合同定购一律改为“倒三七”的混合价,产粮区损失很大。调拨制度又不合理,收购和储存粮食所需的资金、利息、费用,都由地方财政承担,成了谁往出调粮谁倒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双轨”中政府控制的那一轨,往往是低价的同义,低价物资的控制权,变成培养各种特权和腐败的温床。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格,价格差的诱惑助长了粮食流转中违法乱纪的现象,加重了粮食管理工作的混乱。  

受到亿万农民欢呼的“一号文件”,在贯彻执行中遇到层层阻力,一再被打折扣,有的甚至被各级行政部门的“条例”、“规定”变得面目全非。农民把政府系统各部门“条例”、“规定”统称为“二号文件”,发出了“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的感叹。有鉴于此,胡耀邦、万里商量在第四个“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政府各部门清理这些“条例”、“规定”,并指出:“有关部门原有的政策、办法,凡与上述规定相抵触的,应即停止执行。”尽管如此,“一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越来越不顺畅。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改革逐渐融为一体,形成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农村改革孤军深人,用一个“一号文件”去指导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六、“无农不稳”与“无工不富”

  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生产在连续六年大幅度增产之后下降了五百多亿斤。论气候条件,过去六年也有差异,并非年年都好,一九八五年有灾但并不特别严重。这出人意料的大减产引起了不少人的困惑。那些历来就不赞成甚至激烈反对包产到户的人,在沉默了几年之后,终于找到了口实,纷纷大声叫嚷:“我早就说过,包产到户只能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决不是改革的正路。一年增,两年干,三年就不行。一年好,两年坏,三年就垮台。这次不止三年,但还是露馅了吧!”  

应当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其实不难回答。六年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奇迹般的增长,是多种综合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恢复性和补偿性。公社僵化体制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的停滞和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农村第一步改革使广大农民掌握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实惠,有了自由,积极性大为高涨。连年增产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的面逐渐扩大,是更多的农民长期受压抑的潜力得到释放的表现:同时,党中央下决心减低徵购任务,进口一部分粮食,让农民平养生息,并大幅度提高粮食售价,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提高百分之五十,使许多贫困地区农民—年翻番,二年温饱,三年脱贫,干劲越来越大。还有,合作化、公社化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建设,过去由于农民没有积极性,发挥的作用不大,有些地方被弃置甚至三点五七元,比一九五七年仅增长六十点六二元,两亿以上人口不得温饱。  

改革使农民家庭有了积累的功能,也就有了内在的激励机制。到了一九八四年,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八点七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已达五百三十九点九三元。按此推算,全国当在一千零九十亿元左右,相当于集体经济时期积累的固定资产总数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八。至于农村集体财产,也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减少而是大大增加了。一九八五年末农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金和现款共一千二百七十四点四亿元,扣除债务为一千一百三十五点八三亿元,形成了向非农产业投资的能力,成为发展市场经济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是,有些城里人包括领导干部,对农村的根本性巨变视而不见。一位管财经的副总理到苏南的乡镇企业参观,看到有的厂里设备如此先进,怎么也不相信不是国营企业而是乡镇企业。后来知道果真是村里办的,又说:“农民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应当是农民向国家多做贡献的时候了。”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过去一般占整个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一,八十年代前期降到百分之五,后期又降到百分之三。有些人却说,粮食为什么减产无工不富的声音太响,超过了无农不稳的声音。好劳力都弃农务工去了。  

一九八五年粮食大减产之后,接着是三年徘徊,粮食总产量一直没有超过一九八四年的水平。因此,对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的攻击和责难,时高时低,从未间断。有人写文章痛斥家庭承包制是一种“抗拒大生产”的经济关系,“在客观上起着维护传统小生产和蚕食农村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到后来,某省有一位原负责人说:“这几年粮食生产的徘徊实质上是道路的徘徊。”当时北京正有人说:“要反和平演变”,“要第二次拨乱反正”,可说是异曲同工,上网上线,似乎非要把所谓方向、路线错误纠正过来不可。 

但是农民不这样看。在粮食减产和徘徊的这四年中,农村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同前六年的百分之十以上虽然不能相比,但基数高了,农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此后采取行政性的老办法如硬性保证粮田面积等,粮食生产虽有回升,比一九八四年稍高,而农民收入的增长率却更下降了,连续三年为百分之零点七。这意味着相当不少的地方实际上是负增长。而且,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从此更加不绝于耳。

温饱问题解决前后,粮食的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个重大的变化。原来粮食长期严重短缺,三方面都首先要求增产粮食,增加总供给量。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矛盾出来了,突出表现为“国家要粮,农民要钱”。农民认为吃饭已不成问题,更关心的是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如果认为国家要粮理所当然,逼着农民种粮,粮食问题恐怕愈来愈难办。如果重视农民利益,引导农民增加收入,粮食问题反而比较容易稳妥解决。当时对此人们认识似明似暗。胡耀邦一向重视调动农民积极性。曾设想农民收入年增百元的问题,并为此到河北调查,召开座谈会,研究具体方案,探讨可能性。他强调“反弹琵琶”,强调用发展多种经营、非农产业的办法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从理论上阐述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他半开玩笑地说:“老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的纺织工业还怎么大发展” 

 

七、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从不自认为理论家,却不愧是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戏谑地自称是“半文盲”、“失学少年”,但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数十年如一日。他特别重视读马列的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热情向群众学习,富于理论勇气,敢于突破,善于创新。

有些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老贬低别人缺少理论,实际上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坚持“左”倾教条。一九八三年春,他们打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旗号,发动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理论、新闻、文艺外,还指向改革中的新生事物,甚至还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形成一个决议,以壮声势。在农村,他们非难勤劳致富、长途贩运,说这不是社会土义道路,有两极分化的危险,使刚放开手脚的农民不能不重新发生顾虑。

  八月间,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大清楚。”这话当然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别人什么都不懂的人说的。万里指出有人背后散发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材料,态度坚决地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态度也很明确:“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还有人说:“不能搞‘清污’!”另一位书记、主持总政治部的余秋里则批评了军队中某些过火的做法。多数同志共同作出决定,精神污染问题的性质,总的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场后来被称为“小文革”的“清污运动”,搞了二十八天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场了。  

但是,那些人仍然不断寻找借口,指责这个背离马克思主义,那个背离马克思主义,为改革设置障碍。尤其对雇工剥削问题更是抓住不放,反覆攻击,还搬出老祖宗马克思的话,说雇工超过八个人就是剥削。胡耀邦不为所动,坚持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在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指出:“允许资金、技术、劳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形式的结合,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利的。”强调“对农村中新出现的某些经济现象,要区别对待”。群众之间的劳动互助或技术协作,应当允许,不视为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能手,请两三个帮手,带三四个徒弟,也可以允许,不要戴雇工剥削的帽子。  

改革的深化要求加强理论的指导,实践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要求理论上作出回答。

—九八四年十月,在胡耀邦主持下,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草、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打破了许多不正确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正确判断,把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打破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水火不容互相对立的旧观念,确立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

“决定”明确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全面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不仅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之间是公平交换关系,国营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是;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不存在此长彼消、为主为辅的关系。商品经济可以是有计划的,也可以是无计划的,不能用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计划的作用不能代替商品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自觉利用价值规律。  

这些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中的问题,对于明确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都起着理论支柱的作用。邓小平称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无论实际工作还是理论研究,都继续沿着“决定”的思路向前拓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国情的认识都在深化。两个多月后出台的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就是根据“决定”的主要精神制定的,也可以说是“决定”的延伸和发挥,对问题的论述、政策的确定,明显比原来又前进了一步。改革以来,报刊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是现实经济生活变化的反映。但是,对“商品经济”这个词连经济学家用时也颇忌讳,因为它常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决定”从根本上街破了这一点,就使市场取向的改革逐渐明确自己的目标,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但是,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决定”在“商品经济”之前加上了“有计划的”这一限制词。有的领导同志仍然顾虑重重,坚持把市场限制在商品市场的范围内,而把要素市场排除在外。并一定要加上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得以最后通过。  

那些以挑剔的眼光找改革毛病的理论家们,并不因为“决定”而逐渐收敛,改弦更张,而是寻找不同的借口继续一次再次挑起和加剧争论,企图变相恢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口号,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变为“有商品的计划经济”,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一九八六年末,按照惯例,又一次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准备了下年初出台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但等到文件审定通过,已经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廿二日,已经发过四个文件,只能作为“五号文件”下发了。这个文件题目是《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首先回顾了农村改革的进程,指出“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并对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双层经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发展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诸方面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最后建议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这个文件新出台的政策不多,但根据几年来执行中的情况,作了综合概括,实际上等于前五个“一号文件”的总结。可以说是连续五年五个“一号文件”,最后一个“五号文件”收尾。当时参加起草工作和参加会议讨论的人对这份反复斟酌修改过的文件议论颇多,不太满意,实质是担心它到底还能发挥多大作用。有人甚至尖刻地说:“新意不多,话都正确,总体上是正确的废话。”那时候人们说话顾虑较少,不完全看领导眼色行事,领导也比较宽容,对刺耳的意见不以为忤。这个“五号文件”比过去五个“一号文件”规格更高,是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发布的。但是,广大农民的反响一般,不像脍炙人口的五个“一号文件“那么强烈,尽管后几个“一号文件”已经不如前几个了。  

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在中央内部的生活检讨会上受到批评,随即自行辞职,但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两年多一点,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病逝。  

有一段时间,改革步履艰难,农村经济失去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尽管改革的政策、措施每年继续出台,但有的名为改革,实际恢复了过去用过的行政性老办法,尽管也有效,毕竟很有限。有的还为下一步改革增加了困难,使改革的步履更为艰难。  

不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代表人民愿望的呼声终究会再高扬起来。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掀起了又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使姓“社”姓“资”的争论暂告一段落,改革又迈出了矫健的步伐。这年九月,党的十四大决议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总日标。一九九三年三月,八届人大第一次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家庭联产承包制代替人民公社写入了庄严的宪法。一九九七年九月,党的十五大确认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体制。非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币要组成部分;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四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针,确定长期稳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并再一次肯定:“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都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一切,当然都使人高兴,使人欢欣鼓舞。只是胡耀邦已经长眠地下,无法表达他的欣慰之情了。

有人惋惜,胡耀邦在他不该下的时候下了,又在他不该走的时候匆匆走了!  

有人叹息,胡耀邦为那么多蒙冤的人平了反,却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讨个公道!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九八○年到一九八七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有十二届历次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有五个“一号文件”及系列派生的农业文件在,这一段历史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有人却不愿意多谈这一段历史,或者有意同别的时期混在一起,使人认识模糊,把它淡忘,更不喜欢出现胡耀邦的名字,有时不得不出现也想方设法尽量删掉。好像人不在了,名字仍有什么危险似的,真使人百思不解。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胡耀邦。语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其胡耀邦乎他的性格、风格、人格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人民心中,永远是个人写的人!  

大写的人,请安息吧!

(二○○一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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