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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改革鼓与呼——儿女眼中的吴象
作者:吴小象、吴二象、吴阿丽      时间:2021-05-28   来源:财新网,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的爸爸吴象,原本只是一个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党的普通高级干部,但却因为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大潮中,跟随万里,为艰难起步的农村改革呐喊助威,而为人所知。

2019年12月,爸爸的两本书《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山西经济出版社)同时出版。这两本书,描绘出爸爸为中国农村改革鼓与呼的人生轨迹,更是他对于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践思考和回顾的结晶。我们作为儿女,再次仔细地阅读爸爸的文字,眼前呈现的是在中国改革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博击的千千万万先锋战士中,爸爸作为“小小一分子”的身影。

 

从抗日的热血青年到农村改革专家

1922年1月16日,爸爸出生在黄山脚下的安徽休宁商山村。他的爷爷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吴子鼎做过太原、包头的盐务局长,在村里有土地,在上海有商铺,曾经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陈䕫龙的高级幕僚,而他本人又善长书画,名字被收录于《中国历代画家名录》中。爸爸的父亲、我们的爷爷吴梅士是一名银行职员。

在外人眼里,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家庭的长子长孙,爸爸应该是一个天然的纨绔子弟。然而,爸爸多次说过,他虽然生活条件优越,内心却十分苦闷。他的爷爷把他的正房夫人——对爸爸最亲的他的亲奶奶遗弃在上海,自己在苏州另置花园洋房,丫环、管家、老妈子一应俱全。那个时代的人,早熟敏感。爸爸为自己奶奶鸣不平,但却无能为力,心中的苦闷无法诉说。爸爸上的高中是南京安徽模范中学,他14岁起就接触进步思想。1937年,日军咄咄逼进,国难当头,这一年的冬天,15岁的爸爸问外祖父要了100块大洋,说是要到四川去念大学,其实,是要跑去找抗日的队伍。

爸爸从安徽到了江西景德镇,跟着那些抗日的号召,进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干部训练班。在那里的三个月中,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均,在其介绍下,1938年夏天,爸爸与张鸿书、程历艰、锺琪结伴,经过几个月的辗转,来到洛川,成为一名抗大的学员。那一年,他16岁。 

在抗大的革命队伍中,爸爸迅速从一个官僚地主兼资本家出身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2015年,当我们编写《大写的人》时,爸爸的挚友、当年抗大同窗文迅伯伯的儿子文明给我们寄来一本十分珍贵的文迅的遗物:一个封皮有点破旧却仍可看出质地精良的牛皮笔记本。扉页上文迅写着"购于晋东南故樟村,逊,1939.6.19.”。本子的第二页到第四页,是吴象送文迅上前线的临别赠言。不妨把原文全部抄录在这里:

“建筑在为真理而斗争之上的宇宙观,是你永恒的快乐。斗争是生命的意义,它之所以能成为生命的意义,是由于它能把你短促的生命过程变为永恒底宇宙的组成部分,予你以迸溅著力的快乐!然而小资产阶级的确又是动摇的,问题应该认识得这么彻底,不要为那些可悲的命运而苦恼,而要勇敢地打破密密的情感底调!经过几年艰苦的磨炼之后的坚持战士底岗位不是很容易的,革命职业家的荣誉也要辛苦的劳动来换取!勇敢的走去吧!但时刻要准备阶级致命伤的进袭。这样你才能真的勇敢起来!一直走到最后的一步!乱写几句给-----在生命征途中猛进着的伙伴文迅!你的同志吴象于敌人后方的山西。June.13.1939.” 

日期签的是英文!当我们看到1939年17岁的爸爸的亲笔字,内心的震撼是无以言表的,特别是这三页纸上展现出的那嫰稚的、热烈的、勇敢的、恨不得每句话都是感叹号的口号式的理想是多么可贵,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像千千万万革命队伍中的战士们一样,爸爸也经历着潮起潮落的考验。1939年4月,爸爸随抗大一分校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办学,在敌后根据地入党。不久,组织上追查他在国民党干训班三个月的经历,怀疑他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因为没有证据,但又无法解除怀疑,组织上让他离开抗大,回到西安去。他坚决不从,拿出了自己所有的日记本,请组织审查。组织看他如此坚决,但是解放区分散,一时找不到证明人,最后只好给了他一个停止党籍的处分。从1939年到1943年,他在八路军129师385旅特务团当文化教员,驻扎在武乡八路军总部。一直到解放区连成一片,找到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孔百川,他的党籍才得以恢复。1944年,爸爸随抗大的队伍回到延安。  

1945年,爸爸成为新华社太行分社的记者,1946年春,参加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年夏,成为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和《人民日报》派驻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  

1948年,爸爸随军来到太原前线,参加攻克太原的报道。太原解放后,他留在《山西日报》,从1953年起成为《山西日报》副总编辑,1961年12月任命为总编辑。直到1970年离开,他在山西日报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2年之久(真正工作17年,5年为“文革”挨整)。  

1966年5月19日,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吃晚饭的时候,他忽然回到家里,对妈妈说,帮我收拾下东西,我今晚坐火车去北京。第二天一早,全国的报纸上就登出了翟向东、吴象、林青接管《北京日报》、由吴象任副总编辑的消息。但是,爸爸在《北京日报》并没有呆多久,就靠边站了。1967年6月,爸爸被山西造反派揪回太原,当天晚上就陪着山西最大的“走资派”王谦、王大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被迫害致死)上了五一广场的批斗大会,坐了“喷气式飞机”,批斗完,没让回家,就直接被关进了“牛棚”。  

上世纪70年代初,爸爸在中央学习班得到解放,受命筹建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被任命为主任,后又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来,因为在大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得罪了王谦、陈永贵,在人们正为粉碎“四人帮”欢天喜气庆贺时,他却又一次挨整。直到1979年夏,在万里同志的提议下,爸爸奉中央组织部调令,到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5月,爸爸随万里从安徽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并任万里同志秘书。1982年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随后又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顾问及《万里文选》编辑组副组长。  

爸爸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他又可以说是幸运的。他讲到他的经历时,常常感怀一生不曾虚度。特别是,他赶上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变革,有幸成为推动这一伟大变革中的一名“小小分子”(他自己的话)。年少时,他是一个早熟苦闷的富家子弟,后来却成为抗日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年轻时,他是一个“小资”情调十足的文学青年,后来却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报人;到盛年时,一个一个台阶上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晚年时,又逐渐演变成了一名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农村改革专家、中国式的经济学家。

 

追随万里,坚决支持包产到户

去安徽工作之前,爸爸就认识万里,但并不很熟。1966年6月,爸爸在《北京日报》任副总编辑时,参加过市委常委会,经常见到万里。当时,《北京日报》发了一条豆腐块大的消息,报道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检查卫生,第二天新华社“大参考”上就登出了好几条外电。万里找爸爸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大参考’闹翻天了。拜托你(报道时)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勾掉,我就这一个要求。”  

13年后,爸爸没有想到,他从工作了30年(如果加上抗日和解放战争则更长)的山西,被万里点名调到了安徽——他已离开了半辈子的家乡省份。现在说起来这个调动过程,有几分偶然性,也有几分戏剧性,但在当时,却是充满波折,还带几分苦涩。

70年代末,虽然粉碎了“四人帮“,“文革”己宣告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中。安徽和山西,一南一北,是两个农业大省,山西还在学大寨“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安徽却在万里1977年6月再次复出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开始了“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的艰难探索。  

时隔40年,安徽农村改革的故事虽然早已脍炙人口,但回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仍然是那样惊心动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万里,在安徽主政时期,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強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  

——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说法,支持农民包产到户;  

——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釆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私下按手印分田到户,象征着亿万农民忍无可忍坚决同旧体制决裂,万里闻讯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产到户”,毫不含糊,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  

爸爸就是在安徽农村改革起步的1979年春夏之交接到了调动的通知。可是那时,爸爸在山西还在挨整。爸爸曾长期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从60年代始,《山西日报》就是发现大寨典型、推广大寨经验最卖力的一张报纸。1972年,爸爸担任省委调研室主任,省委派爸爸带一个组去帮助昔阳县委总结经验,爸爸看到昔阳全县山河面貌巨变,生产大幅度上升,心情非常振奋,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找到了出路。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全昔阳一律取消自留地,一律改成大队核算,大寨强调自己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对此,爸爸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是错的,只是心里有些矛盾和犹豫,对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经验吃不透,文章写得也不理想,《人民日报》没有登出。后来,山西在推广大寨经验中突出“左”的错误,硬性搞“穷过渡”,农村干部反映不小,爸爸正式或非正式地提过一些意见,竟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再一次挨整,当时正在“五七干校”等候处理。

爸爸在北京见到万里。当时万里正要出国访问,就让去找安徽省委书记赵守一。但是,山西省委不放人,因为组织审查还沒有做结论。后来,还是万里找了胡耀邦,在胡耀邦的干预下,爸爸才得以到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调研室主任。  

1979年夏天,安徽刚刚冒出萌芽的经历了《人民日报》那封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的冲击。万里和省委面对严峻的形势,坚决抵制了这股猛烈的纠偏风,认定“什么是好办法,能使农民增产就是好办法,春耕大忙,责任制不能乱”。阵脚稳住了,迎来了夏季粮食作物长势喜人的新局面。  

爸爸是抱着对万里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更是带着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到安徽的。一到安徽,他自北而南,由西向东,在全省跑了整整两个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开眼界,使他了解了这场“饿着肚子逼出来的改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凤阳县“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昔阳的强烈对比,引起他更深的思考,更使他坚定了支持“包产到户”的信念。当时,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正在蓬勃兴起,联产计酬的包产到组在安徽已相当广泛。但是,各方面非议也很多,指责这是动摇和破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安徽两个月后,1979年10月10日,11月14日,爸爸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通讯:《喜悦与希望》,《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与许仲英、刘家瑞合写),对上述非议做了针对性的回答。  

1979年底,阿丽放寒假去合肥看爸爸,住在稻香楼宾馆。当时在宾馆出出进进,并没有见到万里,却经常碰到将要接替万里的新省委第一书记。整个寒假包括春节,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与爸爸在一起。因为他那时随万里从肥西考察回来后,正在全力准备1980年1月要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文件,白天晚上都在忙。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省委为“包产到户”在安徽“上了户口”。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凤阳县委书记、一直严格为小岗村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并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爸爸后来说:“当时我就在边上,万里接过材料,就在那里看,但沒有问话,一口气看下去就看完了。”几天后刚散会,万里带着一帮人,亲自踏雪到小岗村看,爸爸也在其中,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后来被誉为“敢为天下先”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1980年2月,万里上调北京。至此,他和战友们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击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局面。然而,尽管“包产到户”从安徽起始,像燎原之火,燃向神州大地,但是,陈旧观念的阴影并不能很快散去。万里到北京后,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还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思想还停留在“农业学大寨”的框框中,就连安徽省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也出现了反复。1980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省代表的发言,激起“姓社还是姓资”的大争论,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同情者的围攻。接着,国家农委的权威政策性刊物《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对“包产到户”发起公开的批判。  

1980年三月上旬,在万里指示下,爸爸和张广友写出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的长篇文章。万里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却遭到省委领导的拒绝。结果,在当时人民日报的领导的建议下,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吴象,人民日报记者张广友的名义发表,文责自负。这篇7000字的文章,在4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提出“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尽管那时“包产到户”不能见报,改用了个词叫“任务到田,责任到人”,但无论在实际工作上,还是宣传报道上,都是一个突破。  

1980年四月下旬,万里关心安徽的情况,让爸爸和张广友去安徽农村看看,发现各地对“包产到户”争论非常激烈。4月23日至26日,省委召开南山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爸爸和张广友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当着爸爸和张广友的面,不指名地批了吴、张的文章:“现在文风不正,有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強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一天要算他们的总账”“什么新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搞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机会主义⋯⋯”等等,言辞之激烈,上纲上线之严重,令人震惊。安徽省委在“包产到户”上的反复,实际上来自上层。可以说,与省内的反对声浪相比较,来自上层的批评指责,更为激烈,力量也更大。

  面对这样的指责,爸爸和张广友并沒有害怕和退缩,他们继续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很快针对性地写了8篇两万多字的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月连续刊出五篇“情况反映”,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在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不解放。但是,这个讲话并未一槌定音,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争论还在继续。

 1980年9月,胡耀邦根据万里的提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问题举行专题座谈。会议上争论很大,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多数保持沉默,也有不少反对的。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很难开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做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他提出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然后用事实和数字強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进而在大家极为对立的情况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提出了有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75号文件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此后,上层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中央农村工作部门。11月15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吴象署名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这是一篇反映75号文件精神的政策性理论长文。这篇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对话为引子,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受到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的人的强烈反对。

  爸爸从1980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万里起草文件,帮助万里调查研究农村问题。这个时候,爸爸已经对“包产到户”从理论到实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更加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农村改革这一历史性变革当中。1980年底,爸爸与李千峰、张广友一道,到黄淮低产落后地区的12个县做调查,深深感到广大农村似乎进入一个可以感受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变化越大,变化越快。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根据调查的结果,先后写了情况反映,发回五篇内部参考。胡耀邦看到他们的考察报告,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发出通稿,全国各报刊登。为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写文章的作者去做报告。这五篇文章是:《历史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可喜的新事物,新动向》《实事求是的领导者》《我国农村的伟大希望之所在》。1981年5月,爸爸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五种主要形式》,对包产到户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0年11月,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在推广大寨经验中错误的检查,作为中共中央83号文件下发,中央承担了责任。至此,“农业学大寨”正式划上了句号。

 1981年12月,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中央为慎重起见,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1号文件了。

第一个1号文件最重要的就是“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很快,在胡耀邦的提议下,每年来一个1号文件,专门讲农业问题。从此,连续五个1号文件开始了,它们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指路航标。

  爸爸作为万里的秘书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程参加了每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五个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

 1984年,国务院总理通知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此,中国农民走出困境,来到广阔的天地,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阳关道与独木桥》有关的故事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争论的时刻,1980年11月15日,爸爸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后来也给爸爸带来很高的荣誉。因这篇文章,爸爸获得了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篇文章,是一篇对中央75号文件解读的长篇政策性论文,但却以个人名义发表,不免给人以很大的想像空间。圈内人都知道,爸爸是万里的助手,连我们子女也都觉得这篇文章一定是万本人的授意之作。后来,因为这件事,二象问过爸爸,爸爸肯定地说,没有。事先并没有对万里讲过。文章发表后,万里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才问起的。爸爸从头到尾参加了省委书记座谈会,见证了中央75号文件形成的全过程,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写下的文字。“阳关道与独木桥”引自会上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对“包产到户”针锋相对的争论。一方是当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与爸爸多年前在山西就认识。他向爸爸描述了争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情形。其实,阳关道与独木桥并不是池必卿的原创,这是一年前万里回敬陈永贵的话。

  这篇文章,署名吴象,当然应该是“文责自负”。但是,在当时社会情形下,《人民日报》也应该预料到发表这样一篇重磅文章,会带来怎样的反响。

  果然,文章发表后,赞同的,反对的,短短时间内,就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主管政法的省委书记竟指责此文作者是所谓“教唆犯”,提出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上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要一定往里钻,那也没办法。”更有一些亲人朋友为爸爸担心。当时小象还在山西,爸爸过去的一些省委老同事好心地让小象给爸爸捎话,“告诉老吴象,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掺和这些争论了!”

  万里虽然没有授意,却对这篇文章给了很高的评价。1997年10月10日,万里接受党史研究人员的釆访,回顾农村改革斗争的三个回合时说,75号文件下达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阳关道与独木桥》,就是阐述会议精神,为包产到户说好话的,很受农民欢迎。”

  但这样一篇显然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怎么能够在中央党报上以显著的位置上发表呢?其实,我们也并不了解其中的过程和细节,爸爸也不曾对我们说过。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了解的和肯定的,那就是爸爸与《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老领导,特别是这些担任农村报道的老同志们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情谊。

  人民日报多年的农村部主任,人称“李老太”的李克林,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她和爸爸都是人民日报创刊的元老。阿丽与她的女儿李银河是小时的朋友,与李克林很熟。李克林长期主持《人民日报》学大寨的报道,在艰苦奋斗的大寨人身上,她寄托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然而对于学大寨运动中的宣扬“阶级斗争”,她感到太沉重、太痛苦了。所以,当她得知爸爸因“反大寨”的罪名而挨整,自然是心怀同情和愤慨。李克林虽是一双“解放脚”,一口河南腔,几分土气,但她毕生“为农民争自由,为新闻求真实”,她能准确地触摸到农村土地所有制巨变的脉动,对农村政策的焦点和农民的痛苦了如指掌,悲欢与共。所以,当李克林看到爸爸在安徽一篇一篇文章写出来,总是由衷地高兴。爸爸的每一篇文章都与她商量、讨论,得到她全力的帮助和支持。

  人民日报后来的农村部主任姚力文是1948年加入人民日报时就与爸爸认识的。“文革”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给刘少奇当过秘书。一直到2013年,爸爸多年与姚力文保持着联系。姚力文是山东人,个子不高,说起话来笑眯眯的。经常到家里来与爸爸长谈。爸爸多次说过姚力文,“不愧是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就是比一般人理论水平高。”

 1977年,安徽突破禁区,制定了“省委六条”。姚力文了解到安徽的情况后,尽管知道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安徽。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姚力文、田文喜的报道《一个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省委六条”。这是中央报刊上第一篇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文章。爸爸到安徽调研,姚力文把了解的情况向爸爸详细介绍,共同探讨怎样为刚刚起步,在艰难中探索的农村改革呐喊助威,保驾护航。

  不论是与爸爸合写文章的张广友,还是李克林、姚力文,不仅是农村改革战线共同战斗的战友,更是相知相惜的朋友。他们在采访中、考察中都亲眼目睹万里深入乡里、访贫问苦的情景,不约而同地记录下过催人泪下的情景:

 1977年6月,万里到农村查访,步行入村见到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根据姚力文的回忆,农村一家人不能同时出工,因为没有那么多条裤子!揭开锅一看,都是菜叶,基本没有什么粮食。万里当场眼泪刷刷地流下来,痛切地说,“执政二十八年了,现在老百姓还这样,我们真对不起老百姓!”1978年1月下旬,张广友陪万里去皖东农村考察,万里问一个年轻的农民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棉祆襟,拍拍肚皮说:“没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再问有什么要求,又拍着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山芋(红薯)干子就行了!”事后万里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解放二十八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起码的要求都没满足!”1980年初,爸爸跟随万里去小岗村探望。丰收了的农民把花生往万里军大衣口袋里装,万里不要,一个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说,“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有人概括农村改革的成功,决定于党的政策、群众创造、舆论支持。在农村改革中,媒体参与其中,推动变革,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这些老报人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力者,更是推动者,爸爸与他们同㩗手,共进退,齐心合力,为农村改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杜润生任两个机构的主任,爸爸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

  爸爸与杜润生第一次见面,早在1942年秋,是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听他做报告。20多年后的1980年,他们再次相聚,爸爸被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主要是帮助万里做农村方面的工作。此时杜润生复出不久,在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工作上有些来往。1982年以后,爸爸的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九号院,爸爸便成了杜老的下属和学生,一道工作十多年。爸爸总说,杜润生曾被贬斥为“小脚女人”(指邓子恢)身边“摇鹅毛扇的”,后来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中国迈开了农村改革的大歩。

正是在杜润生的领导下,爸爸参与起草了中央五个1号文件。当时一起参加起草的段应碧向我们描述了他们工作时的情景,生动地还原了他们工作时的风貌:

“那几年,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发一个有关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号文件。每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筹备工作,吴象同志都全程参与。会议搞文件,总的是杜润生同志领导,运作上刘堪牵头,文件组我们一帮人做具体工作。领导的讲话稿,万里同志的讲话,都是由吴象起草。整个文件起草过程,是我们几个先分头搞,然后由刘堪合成,再来讨论,一个文件至少要讨论修改二三十稿。吴象同志只要在北京,一定会参加讨论。集体讨论时文件组的同志和大家相互议论,吴象既在那里记,也发表意见。我们搞文件的人,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因为都知道他有那个背景,是领导的意思。刘堪专门给我们打过招呼,吴象的话你们不能不听啊。”

  段应碧还记得许多细节:“讨论过后,有时吴象还打来电话继续说他的意见。记得有一次我负责起草有关农产品价格方面的内容,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我又翻来覆去地改。每个文件改二三十遍,改完拿去给杜老看,看后又拿回来改。对文件讨论,杜润生同志要求,既要有赞成的,也要有反对的,没有反对的意见不开会。吴象同志的意见总是积极的,正面支持的。五个一号文件,以及1980年75号文件,对于肯定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让农民吃定心丸,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于适应农业发展和向商品经济转变,适时提出进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放活农村工商业,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和工农城乡关系等政策措施,起了统筹指导的作用。而这些指导农村改革从破局到逐步走向深入的文件的形成,他都全程参与、做出建树。”

  爸爸尊崇杜老为中国农民问题的大学者、大专家。他特别钦佩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爸爸说,“一个仕途之人,为坚持真理,弃‘高官厚禄’之诱惑,一辈子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奉献了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并影响着这一事业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爸爸还特别佩服杜老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爸爸说,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1995年,爸爸离休,与杜老一起“落户”于农业部,安度晚年。此后,爸爸与杜润生、朱厚泽、于光远等智慧老人们常常一起出外考察,调查研究,关心“三农”,交流思想,著书建言,继续为农村改革出谋献策,贡献心力。

 2012年,杜润生老百岁生日,爸爸本想好好写一篇文章。但那时体力和脑力已经不济,怎么写也不满意。后来,他叫来了《农民日报》的毛晓瑞,由他口述,让晓瑞给他打字,写完还是觉得不行。眼看纪念日就要到了,文章还是拿不出手,这怎么行他很焦急。有一天早上六点多钟,他就爬了起来,吃了点饭,一屁股坐在书桌前,又开始鼓捣这篇文章。二象在家,看他九点了还不起身,就给他端了杯茶,让他起来动动,不料被呵斥一顿。十点以后,又给换茶,还是不起身。二象心软,不愿过份忤逆他的意愿。结果,他一直坐到了十二点多,虽然还是不尽人意,但终于拿出了这篇《“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为杜老百岁华诞庆贺。就在他长出一口气,想起身去吃中午饭时,却突然发现,他没办法自己站起来了。就是从那天以后,必须有人扶,他才能够从椅子上站起来。

爸爸进入90岁之后,年老体弱,许多老朋友都先他而去。为老友写回忆录,成了他的一项专职工作,但文章的质量和数量己远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身体好的时候,写得多一点、好一点;身体不好的时候,想写而写不出,自己生闷气,留下的遗憾无法弥补。而所有这些遗憾中,最令他心痛和萦绕于心,到现在也无法释怀的,就是没能好好地写一篇他最想写的文章,以怀念万里同志。

 1979年,万里把他调到安徽,又把他调回北京,他就一直跟着万里搞农村改革。他多年为万里当秘书,与万里近距离接触,为万里心中装着老百姓,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折服。2013年他住进中日医院,每当身体稍微好一点时,他就对陪伴他在医院的阿丽说:“好长时间没去看万里同志了,应该去去啊,”过了一会又说,“不用去了,他耳朵不好,我也听不见,两个聋子说不着啦!”他时不时地想让阿丽给她笔录,组织一下写万里的文章,断断续续地也讲了一些事情,但就是迟迟下不了笔,成不了文。

  爸爸想写万里,自然出于知遇之恩,但更是出于对一位真正共产党人品格的近距离的感受,激起了他像年轻时参加革命时,立志为老百姓谋福利,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新中国那样纯粹的激情。从性格上讲,爸爸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人。在《山西日报》工作17年,他自觉自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把报纸办成了毛泽东、刘少奇表扬的“红旗报”。“文革”中被打倒和“文革”后第二次挨整,使他痛苦,使他醒悟,使他得以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从艰难曲折的农村改革实践中,从万里身上,爸爸似乎找到了答案。他亲见万里的政治品格和政治选择:不投机、不动摇、不彷徨、不畏惧。正是这样的品格,造就了“万里不到,火车不跑”,成就了“要吃米,找万里”。爸爸有幸在这样的人身边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心向往之。他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在没有先例的改革开放中,毅然跟随着这些改革家们,砥砺前行,渐渐成为改革中的中坚力量。

 2015年7月15日上午,孟晓苏突然来电话,说万里同志在北京医院病危,问吴象同志能不能来北京医院见最后一面?

  接到电话,我们马上叫司机,没想到,司机还未到,又接到电话说,不用来了,万里同志已经逝世了。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到第二天一早去305医院吊唁,都没有再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中日医院特意派了护士跟随他前去305医院。我们用轮椅推着爸爸进去,多日身体不适的爸爸却突然像病好了一样,坚持让人把自己扶下轮椅,流着眼泪,走到万里同志遗像前,深深地三躹躬。这时,万里的亲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围了过来,亲切地与爸爸打招呼,他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表现之好,出乎寻常。万里的儿子、媳妇、秘书都说,没想到吴象同志的身体和精神都这样好啊。爸爸频频向他们每个人招手、问好,完全不像个病人。但是,就是从那天起,他的身体状况就来了个不可逆转的大滑坡,每况愈下。他把未能为万里同志写一篇好文章的遗憾之情,全都汇入了哀悼万里同志的悲痛中。

 

农民情怀从哪里来?

爸爸有相当强烈的“农民情怀”,不论是他多年的同事,还是亲朋好友,对这一点都有共同的认识。许多人不禁要问,这种情怀到底从何而来?

  爸爸他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怀抱的理想,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打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几千年来,中国各阶层中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就是他们立下誓言,要为人民服务的最大群体和主要对象。爸爸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从小过着大城市的生活,但他从16岁进入抗大的第一天起,就住在村子里,开始与农民打交道。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更是住在黄土高坡,吃着小米,喝着漳河水,从“土八路”到农民也就一歩之遥。爸爸总是说,“我这条命是老百姓给的。”1942年,日军发动“五月大扫荡”。爸爸反扫荡之初就得了重感冒,行军转移一直高烧并转为伤寒。他无法随队行动,隐蔽在沙河县一个小小山庄附近的山洞里,与一位近产期的女同志一起,由一个小通讯员照顾。过了七八天,留下的粮食吃光了,爸爸病重昏迷,通讯员把爸爸托付给附近山洞的一位老太太,陪着那位女同志去找队伍,找粮食,却遇到敌人搜山失踪了。那些天,爸爸全靠这位老大娘接济一点酸菜汤、酸枣面和野杏勉強维持生存。后来,幸而有几个被冲散的战士路过发现了爸爸,才把他带回队伍。

 1948年,爸爸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组成员,在晋冀鲁豫边区总部所在地武安十里店住下,参加了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在那里,爸爸亲身经历了土改中的风风雨雨,对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有了切身的体会。

  爸爸在《山西日报》社工作17年,与农民打了更多交道。这张报纸以报道农村见长。作为总编缉,他提出“将山西日报办成一张真正具有山西特点、山西风格、山西色彩的省报、地方报。”1965年3月,他邀请参加全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李顺达、陈永贵、周明山、申纪兰等十位劳动模范到报社参观座谈。1962年到1965年,在他主持下,《山西日报》先后推出西沟、大寨、杨谈、曲峪等十个先进典型,他亲手写经验报告。那时,我们在报社的家里,时不时就有这些一身农民打扮、满口乡音的支部书记来家里谈话、吃饭。那时,他经常下乡蹲点,自己动手找第一手资料。我们知道最长的一次就达一个多月。他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宣传过,也为“亩产万斤粮”鼓吹过,但是,他亲自下乡与农民住在一起,也了解到了基层农村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真实情况。

  《山西日报》是最早发现、进而大力报道推广大寨典型的。但是,随着“文革”带来的极左思潮越来越泛滥,大寨从一个艰苦奋斗的农业典型变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后来,爸爸因为对大寨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而挨整,因而,他对大寨问题的思考,扩展到对整个农村问题的认识和反思。爸爸在报社抓了那么多农村先进典型的报道,他知道,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村子可能就搞上去了,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极为贫困的。爸爸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在苦苦地追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1979年,当爸爸到了安徽工作以后,亲眼看见了小岗村的巨变。凤阳县的迅速发展,滁县地区的突飞猛进,以及安徽全省农村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自下而上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的结果。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力,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从安徽再回到北京,爸爸辅佐万里农业农村改革方面的工作,更进一步了解了全国范围的情况,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爸爸对我们说过,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对包产到户最支持。他们以前很少独立地全面地管过农业方面的工作,但为什么他们对农业问题的症结看得这样清楚,干起来这么坚决呢?他说,“主要是他们做事情出发点是老百姓。”爸爸多次提到,万里在安徽几次提过:“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爸爸说,万里与有些干部不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一点。

  爸爸自己也努力以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改革家为榜样,兢兢业业地为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而工作,从来不敢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中国的八亿农民兄弟。

 2020年1月,爸爸将要过98周岁的生日,就要向期颐之年进发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们诚惶诚恐,因为我们都不是农业方面的专业人士,自觉没有资格来评述爸爸这一辈人经历的农村改革历程。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目睹了爸爸跟随着具有远见卓识、与民同心的国家领导人,与那些禅精竭虑,为农村改革鼓与呼的一大批同事,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农村改革的战线上。爸爸工作了几十年,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字和录音以及录像资料。2007年5月,凤凰卫视采访作《口述历史》录像,记得在家中85岁高龄的爸爸从早上9点一直谈到晚上8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了一点午饭。2018年,中国(海南)改革开放研究院与新浪视频推出的《千人献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的四十年:初心与荣耀》中节选的爸爸关于农村改革的一段视频,是他2015年93岁时在医院住院期间拍摄的。那时,他身体有病,没有力气谈论别的事情,但一说到农村改革,马上提起精神,侃侃而谈,一口气录了两个多小时。因为爸爸这几十年中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熟悉了,打开话题就难以收拢。我们不但亲眼目睹了爸爸的工作,而且,作为改革开放的亲身经历者,也感同身受了“饿着肚子逼出来的农村改革”以及四十年来国家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所以,回顾这段历程,觉得一幕一幕像电影在眼前回放,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给共和国几代人留下的深刻的、难以忘怀的记忆。

  爸爸虽是“小小一分子”,但他与那些为农村改革鼓与呼的幕后英雄们一起,组成的群像,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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