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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生:吴象——杀出血路的改革闯将
作者:吴长生      时间:2021-05-28   来源:财新网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国际部原主任

尽管知道吴象同志最近十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太好,经常住院,但收到朋友发来“吴象走了”的微信后,还是怔了片刻。又一位很熟识的老前辈走了,怎能不让人悲从心来?与吴老相交的一些点点滴滴不禁涌上心头。

  我初次见到吴象同志,是40多年前,大约1978年底、1979年初,尚在《西藏日报》工作的我回内地休假期间,一个偶然的场合,在北京东城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一位老同志家里。几位曾经在晋察冀共事的老战友正议论着大寨的事情,都对粉碎“四人帮”后那里继续坚持极左的一套有看法。我们几个小辈在一边旁听。

  话题是由吴象的遭遇引起的,正是因为他对大寨经验的一些不同意见,触怒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永贵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为此被“二次审查”(文革中是第一次,1972年被“解放”,担任了省委副秘书长兼调研室主任)。大家纷纷为此不平,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说到激动处,不禁站起身来,边比划边高声说:“要说吴象是坏人,杀我的头我也不信!”留着短寸头发的吴象安坐一边,微笑着点点头。哦,他就是吴象,曾经当了近20年《山西日报》总编辑、1966年文革初期改组北京市委时被调任《北京日报》副总编辑的吴象!

  与吴象同志的二次“见面”,是在《人民日报》上,1980年11月刊出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作者正是吴象。正在人民日报社大院里读研究生的我认定,这篇大力支持“包产到户”、强力推动农村改革的宏文,必将与其作者一起载入中国的史册。

 1983年,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分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这时的吴象已经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一个“农”字把我们拉到了一起,从此有了比较频密的交往。而1985年春的浙江之行,我们更是密切接触了近半个月。那次是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带队,到浙江农村调查研究。报社指派我随行采访。与杜老一起调研的,还有林业部长杨钟和吴象两位部级干部;杜老的两位秘书是高文彬和刘伯镛,杨钟的秘书是范小克,另外三名随行是周其仁、白南生和高小蒙,他们都是研究农村问题的新生代。没想到初春的浙江,竟然比北京还冷。雨雪绵绵、阴冷刺骨,道路湿滑,农家寒气逼人。但70多岁的杜老裹着长长的羽绒大衣,60多岁的吴象穿着棉大衣,一直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一起冒着雨雪、踏着泥泞,看越冬水稻,看山地梅林,看初创的乡镇企业,并不时向农民、基层干部和乡镇企业负责人提问、交谈。

  在温州,鲜明的特色与旺盛的活力,显然对杜老产生了特强的刺激,诱发了他丰富的思考。在苍南、永嘉、乐清等地看农村蓬勃兴起的各类专业市场时,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让大家兴奋,也引起一些忧虑。看到一些十二三岁未成年的孩子,伏案制作徽章或组装小电器配件,有人不禁质疑说:“这不是非法使用童工吗?”杜老愣了一下,既没应和也没反驳,而是问一个徒工从哪儿来,在家都做什么?孩子回答:家在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在家放羊。同样的问题,杜老又问了几个孩子,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当地干部介绍说,温州除了沿海几个县经济稍好些外,多数县属于贫困县,有的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沿海县,也只是沿海乡镇好一些,往山里就不行了。已经建了好几个专业市场的永嘉县,70%的山区还很穷,不少地方农民温饱还没解决,一家七八口人合盖两床旧棉絮,十七八岁大姑娘由于没裤子大白天围棉絮坐在床上的不是个别现象。杜老这时才点着头说,贫困山区,温饱都成问题,孩子根本上不了学,到沿海地区来当童工,总比窝在家里当童农好吧。至少可以挣点儿钱,学点儿本事,也开了眼界。这几句看似自说自话的表态,让当地干部和开店办厂的农民,大大松了一口气。吴象同志对杜老的看法表示赞同。

  对于当时很敏感的“地下钱庄”,调研组也没“绕开”,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在“会头”新盖的小洋楼里,杜老、吴象看得仔细,也问得详细,在了解了“抬会”、借贷、还本付息等运作情况后,杜老表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得承认它,利用它,农民要开店、办厂、搞运输,缺少本钱,向国家银行又贷不到,只好自己想办法。“钱庄”应运而生。不能急着禁,先看看,再商量怎么管。适当管是必要的,防止出大乱子。

  调研组途经天台,午饭后杜老、吴象和杨钟午休。得知几十公里外的方广寺,景色奇佳,尤其以石梁飞瀑闻名遐迩,电影《少林寺》就是在那里拍的外景,我们几个年轻人“抓空”去探访了一趟。紧张地赶回后,听过我们的讲述,年逾花甲的吴象同志竟像孩子似地埋怨说,怎么也不叫我一下啊!而后,吴象同志又告诉我的一个小插曲:浙江陪同调研的人有一个误会,居然说《人民日报》那个吴长生记者,是吴象主任的儿子。还有人真向我来证实。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误会啦!说完,我俩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与吴老不在一个单位,但我们经常有交流。对《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他不仅密切关注,而且经常提问题和意见,还几次亲自动笔给我们写文章。

 1988年10月到11月,我们采写了一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述评,其中我和凌志军执笔的《倔强的草根》发表当天,他就打来电话,一是予以肯定和鼓励,二是“质问”:为什么一年中有70万乡镇企业关门的内容不单独抽出来写成消息在一版发表?我真服了!吴老不愧是“老新闻”,一把就抓住了“新闻眼”。那篇述评的核心就是要说,正是没有后路、干不好就破产的市场机制,逼出了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而就在这篇述评之前几个月,沈阳一家防爆器材厂破产的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二版的头条,那不过是一个城市大集体性质、只有100多职工的小厂。它的破产消息产生了全国性的轰动效应,只因为它是城市企业。

 1991年2月,我和蒋亚平采写的通讯《邻近“金三角”的“寒极”》发表的当天,吴老又打来了电话。他先是问,那个地方真是那么穷吗?(离广州200公里的粤北山区,人均年收入只有126元,家家户户常年以玉米、木薯煮的糊糊为主食)我回答,我亲眼所见,实际情况比稿子写得更惨。他接着问,这么穷的地方,人家怎么让你去看呢?我回答,是熟人“领路”去的。吴老慨叹了一声后说,真是想不到,闻所未闻。不久后,年近七旬的他,循着我提供的线索,也请熟人“领路”探访了那个极其贫困的地方。而后那里受到国家、省市的高度重视,推出系列特殊政策,开展异地扶贫试点,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扶贫开发试验区。几年间,18万粤北石灰岩山区的山民得以走出大山,在平原地带建起新村、新家,创出新业。

 1990年中以后,由于工作的变动,我先到上海、后赴香港,离开北京整整十年,与吴老的交流自然就大大减少了。最后一次是在十多年前,香港发生SARS疫情和政治风波之后,我回北京去家里看望他。他让我详细讲述香港的情况,其间不时提问,并不止一次地说:香港特殊,必须有特殊的政策,而且得根据发展的新情况,不断调整。这就像1978年农村改革初期一样,得不断解放思想。

吴老,一位可亲可敬的前辈,我永远怀念他;吴象,一员为改革杀出血路的闯将,历史丰碑上永远镌刻着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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