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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传义:为农村改革助攻
作者:崔传义      时间:2021-05-28   来源:
 

2021年5月18日,在不同时期都为国为民走在前列、尤其在历史转折时期长期协助万里推动农村改革,重视调研,尊重农民,做中央决策参谋,是农村问题专家、经济学家的吴象在北京辞世,时年已届百岁。

吴象1922年生于安徽休宁县商山村。1938年,民族危难之际,他还在南京上中学,就瞒着家人投奔延安。不久后,他成为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大分校任教,参加过军队及地方工作。在1939年他就发挥有文化的长处,将参加其部队与农民自卫队一起英勇夜袭常庄鬼子驻地,及黎城农民游击队员机智伏击敌人的情况,写成战地通讯发表。他曾是新华社、《人民日报》最早一批记者和编辑中的一员,解放战争时期奔赴前线,既写农民参军为保卫土地改革成果而战的勇士,也在前线指挥部采访刘邓首长,参加过土地改革。1948年,太原解放后,他被抽调参与筹办《山西日报》,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 1966年,他被调入《北京日报》任副总编辑,不久便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再次因对“农业学大寨”有看法而挨整。

1977年6月,万里复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深入农村调查,从农民没有解决温饱,一些人外流讨饭的问题出发,冲破左的框框,以放宽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开始了农村改革的艰难探索。1978年起,万里支持农民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却遭受内外压力。此时有人向万里推荐了吴象,那时他还在山西挨批,安徽省委经胡耀邦帮助,中组部给山西省委打招呼,吴象才得以在1979年夏调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负责政策研究。

万里让吴象先跑两个月农村,这也是他深入实际和群众做独立思考的时刻。吴象在省农委政策研究处刘家瑞陪同,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调查淮北11个县、皖东几个县,了解农村经济的曲折历史、农民的贫穷状况,从落实省委六条到搞联产计酬的新情况,颍上县包产到户、凤阳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由土改到55年温饱有余、到受左的摧残穷到讨饭,再到搞了大包干扔掉讨饭棍的实情。吴象把这些调查和思考写进《喜悦和希望》、《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联产责任制》的报告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间既直面现实、有对农民情感、对农民饿肚子引起的改革的支持,又说出他开始感悟到的安徽农村改革的逻辑:这是由“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违背”向顺应的转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保护、发展生产力;是靠政策制度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随后,吴象协助万里起草12月1日在省军区党代会上以农业联产责任制为重点的讲话。万里在这个讲话里指出,1979年春天社会上刮起一股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歪风,叫喊联产责任制右了。实践结果是增产显著,就因联产责任制使多劳多得得到了体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积极性是农业生产发展快慢的决定因素。”针对有人担心联产责任制会走向包产到户,讲话说,有些集体经济没搞好的地方,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所有制未变,能更好按劳分配,关键是能够增产。我们对包产到户,“不能不倾听群众的呼声,硬卡乱砍,而要调查研究,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并且正确地加以引导”。这是万里和吴象的态度。1980年1月他参与安徽省委农业会议,会议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使之在安徽上了“户口”。

这次省委农业会议前1979年12月13日,吴象陪万里到肥西县山南区考察包产到户情况。也在农业会议召开前夕,万里看到凤阳送来详述小岗包干到户一年由讨饭到实现温饱向国家贡献粮油的调查报告,给人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遍到全中国。”吴象也看了调查报告,并在 1月24日陪万里到凤阳考察、支持小岗包干到户。从此吴象把肥西包产到户、小岗包干到户深藏于心,成为他为农民生存发展利益而工作的基点,以至到八九十岁他回忆农村改革还从这里说起。

1980年3月,万里到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工作。同年5月,吴象进京,是万里办公室首要人员,并在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任室务委员,负责农村政策研究。1980年春夏之交,正是围绕农民包产到户激烈搏斗的关键时期。国家农委在这年1月召开座谈会,按照中央领导讲话强调,责任制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的,要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农委主办刊物在2、3月连续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等文,指责包产到户。万里搞农村改革起家的安徽,包产到户政策也发生反复,将包产到户批判为“单干风”。面对挑战,按照万里要摆事实、讲道理做出回答的要求,吴象和张广友合作撰写了7000字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本想与安徽沟通,以省委农工部名义发表在安徽日报上,但被拒绝,结果发表在4月9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提出,“任何一种形式的包产制都不同于分田单干”;“包产制的责任到人”即包产到户,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只要群众强烈要求,也可以允许。4月中下旬,吴象和张广友到安徽六安、肥西等地调查,并参加了省委在芜湖召开的南片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会上有的领导讲话开头就不指名的说吴象他们的文章味道不对,接着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只能限制在少数贫困地方,超过界限就有分歧了,并和举旗、砍旗联系起来。还指吴象他们“现在文风不正,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一天,要算他们的帐。”他们回京与万里谈了包产到户挨骂的情况,万里让吴象、张广友把在安徽了解的农村情况写出来。他们写下8篇江淮农村见闻,反映肥西包产到户、小岗包干到户一年翻身、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等情况。其中一篇反映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一是收入增加了,二是自由了;还有包产到户是否是权宜之计,如何加强领导等。8篇通讯5月下旬作为内部报道连续刊发,送中央领导。万里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5 月31日,邓小平发表谈话,肯定了安徽肥西包产到户和凤阳大包干。

吴象对全国包产到户影响最大的文章,是1980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阳关道与独木桥》。小平发表谈话后,万里向胡耀邦建议,召开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改变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但不符合中央决议的情况。总书记接受建议,这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责任制问题,制定了75号文件,允许少数偏远贫困地区包产到户。吴象参加了会议和中央75号文件制定。会上对包产到户争论激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对反对意见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象以此话为题,论述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效果、性质。从历史和现实分析揭示,农民包产到户,是过去左倾错误脱离生产力水平变动生产关系,孕育出公社化、共产风,瞎指挥、平均主义,伤害农民利益、积极性,影响生产生活逼出来的;说明贫困地区农民实施包产到户,是摆脱困境的突破口,是集体农业的一种责任制,是敢于从实际出发,去闯自己的路。他的文章有理有据,澄清了是非,成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之一。

万里后来说:“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阳关道与独木桥》,就是阐述会议精神,为包产到户说好话的,很受农民欢迎。”中央75号文件还是“切三刀”,将包产到户限制在少数贫困地区,而该文却重点讲包产到户,正合民意。这篇文章使很多人知道了吴象的名字,把他和包产到户相连。实际上,75号文件发下去后,农民感到理直气壮了,不怕再说他们违背中央决定了。最主要的是人心所向,不管贫困不贫困,都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就都搞起包产到户来,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浪潮,由包产到户的独木桥走上改革发展的阳关道。

让包产到户冲破阻力由少到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群众实践。自1980年11月起,吴象等人根据万里的指示,以新华社记者身份,深入安徽、河南、山东五个地区调研,1月写出《历史性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等五篇报道,用事实告诉人们,农村大部分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一扫“大呼隆”、“大锅饭”、瞎指挥,农民发挥积极性,粮棉油大增产,赶走了饥饿,实现了温饱。包干到户让农民当家作主,得到了实惠和自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说它“责任最具体、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其中《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实践的回答》三篇,经胡耀邦总书记在发国内动态清样上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包产到户在实践中显示威力,吸引、推动更多群众进行包产到户的改革。这是中央领导借力群众,推动改革。接着1981年春,万里向农口“只念大寨经,农民吃不饱饭,他们不关心,农民吃上饭他们也不高兴”、反对包产到户的“顽固势力”发起进攻,要求农口干部分组下农村调查,也是借力群众,帮助领导干部接受实践和农民群众的教育,转变认识,推动改革。

1982年,吴象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共中央农研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任是杜润生,他任副主任,配合杜老,参与制定了多项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他敬重杜老,与之亲密合作,既因杜老“实际经验多,有理论水平,善于处理多方面关系”,是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信任,请来主持农村政策研究和中央文件起草的,还因他与杜老在一心为农民、农村发展着想,对直接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注重调查、做深入思考,联系多方人士,亲近青年,能听反对意见、集思广益、协商办事的作风上,都有共同之处。

上世纪80年代,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是在万里领导下,先后由国家农委、中央农研室主持起草的,吴象参与了文件起草的全过程。他和大家一样深入调研,交流讨论,积极发言,支持包产到户的政策制定,并起草万里历次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多次参加文件起草的人说,讨论起草文件时,吴象的发言受重视,大家知道他理解主管农村工作的万里同志的想法,他敢讲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话,不像有的同志知道包产到户能增产,却不敢说。他敢说,和有调查,有农民情怀和责任担当有关。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包产到户” 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到1984年,全国99%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或包干到户,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万里曾说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而支持农民实行包干到户的改革,根本上是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经营权、收益权,使农户成为独立经营的商品经济主体,农民争得经济上当家作主、多劳多得、自主发展的权利。

 

家庭承包制普遍建立后,吴象继续协助万里推进农村改革,促进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稳定完善,支持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专业户、联合体、专业市场,乡镇企业,支持进小城镇经商办企业、农民转移就业、农民企业家和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一是调查研究农民在发展商品经济在创造的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如河北的家庭工业专业生产和专业市场,温州经济,广东珠三角三来一补和外向型经济,苏南股份制经济,山东农村商品生产大合唱及农产品流通市场,农村旅游业,都及早关注,做深入调研;二是提出正确对待农民,就要正确对待先富裕起来的这部分农民和农民企业家。适应农民由温饱到增收,发展商品经济新形势,突破经济政策体制上的束缚的角度,推进县级综合改革和城乡改革。三是对改革实践做理论思考,他在综合分析党领导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进行家庭承包制改革,搞好商品流通,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等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计划商品经济等基本特征,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发展路子,做理论上的探讨。

1988 年,吴象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顾问,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完善民主法制、推进城乡改革出力。

离休后,吴象全身心用在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上。从1993年底起,他以三年时间投入《万里文选》的编辑和出版。2001 年,继已出版6本农村改革专著之后,他撰写的《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出版,并由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译文,助力中国改革经验走出国门;2019年该书再版,更名为《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同年,吴象文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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