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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耀邦——专访胡耀邦生前秘书高勇
作者:      时间:2021-04-0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

胡耀邦(1915.11-1989.4),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儿童团湘东南特委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100周年诞辰,本刊特设专栏,以示纪念和缅怀。

 

高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之前曾两度任职于团中央,前后长达27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团干”。195931日至1964815日,正值盛华的高勇在胡耀邦身边做秘书工作,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一位。即使后来不再在胡耀邦的身边工作了,高勇依然与胡耀邦及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如今,高勇已是耄耋老人,他和夫人皓首相伴,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过着娴静的老年生活。只不过,在高勇愈老弥深的记忆里,曾走过的人生旅途中那些值得回味的片断,仿佛就在眼前。

 

真性情有个性的胡耀邦

19524月,还不到21岁的高勇到团中央工作,直到1983年初,52岁的他从团中央正式“毕业”,被调往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中间扣除在教育部工作4年,也还有27年”。“文化大革命”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他说团中央这一阶段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确实如此,因为正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高勇成为胡耀邦秘书,才有幸亲身经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胡耀邦的言行举止,亲身感受胡耀邦的个人魅力。

19527月,毛泽东挥笔点将,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分区政委的胡耀邦,接替冯文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一组织于1957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消息甫一传开,北京御河桥3号(现为正义路3号),往日平静的团中央大院顿时活跃起来,人们都在议论这次人事变动,都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关于胡耀邦的情况。

多年以后,高勇仍记得那时大家对胡耀邦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之时的热烈议论。“当时议论较多的是,胡耀邦过去在哪儿工作?做过什么工作?有人说胡耀邦是第一届团中央委员,我们立即去查《团的文件汇编》,果然查到胡耀邦早在第一届全国团代会召开之前就是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以后听到的情况慢慢就多起来了,听说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过很多仗,来团中央前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等等。”

高勇小胡耀邦16岁,他比胡耀邦早几个月来到团中央。他回忆说,那些天来,他们单身集体宿舍的议论中心就是胡耀邦。有意思的是,高勇和同事们有一次议论时,把胡耀邦响亮的名字和长征英雄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一定长得又高又大,身材魁梧。

团的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一天,高勇和同事们接到通知,胡耀邦将于一个晚上接见机关干部。他回忆说,那时团中央大院里没有礼堂,吃过晚饭后大家陆续聚集在工字楼前的院子里,胡耀邦站在喷水池边上对大家讲话。见到了胡耀邦,高勇和同事们大跌眼镜:“他留着小平头,个子较矮,稍瘦,长得很秀气,显得很精神,完全是一个小青年的模样。”

这次见面会上,胡耀邦首先向大家扼要地讲了团的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讲了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全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接着,他提高嗓门,打着手势,说:“中央调我到团中央工作,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把全团的工作做好,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如果同志们发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缺点错误,则要大胆地提出批评,也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就是提意见喽!告状喽!”听完胡耀邦的讲话,高勇和同事们热烈地鼓起掌。“感到他讲话实在,没有空话,没有官腔,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朝气勃勃。”

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是在19593月。“‘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刘崇文接任秘书。又过了一年半,因为工作需要,再调我去当秘书。”当时,高勇和刘崇文各负其责——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高勇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高勇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815日,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他们朝夕相处,以后同经“文化大革命”,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被流放。高勇说:“耀邦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勤政廉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宽厚待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作为胡耀邦的秘书,也作为一名老团干,高勇回忆起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的一些工作经验,感到很亲切。

胡耀邦到北京任团中央书记时还不到37周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对青年工作的指示,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积累和总结了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重要经验,这些工作经验至今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这是做好团的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指导团的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著名口号的提出者正是胡耀邦。

1954413日至24日,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会议结束时,胡耀邦作了总结讲话。他在讲话中除了就团的组织工作提出一些重要意见外,还特别就整个团的工作原则提出了“背靠党委,面向青年”的口号。

“他说,所谓背靠党委,就是要紧紧依靠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及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听取指示,指导工作;而面向青年,就是面向青年群众,深入到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听取青年的意见和呼声,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做广大青年的朋友,引导和带领青年去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努力奋斗。”高勇回忆说,当时胡耀邦讲到这里,就站了起来,搬了一把椅子走到台前,坐了下去,形象地给大家演示——“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像这样,把身子紧紧靠在椅背上,把脸朝向青年群众。而不能颠倒过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又把身体转过来,脸朝椅背——这样就成了面向党委,两只眼睛只看着党委的脸色,把脊背朝向青年群众。”高勇说,通过这样形象的演示,胡耀邦特别向大家强调:如果这样坐下,那就既不可能正确接受党委的领导,又势必脱离广大青年群众。而且,胡耀邦还用了一句俗语“墙上挂王八,四脚不着地”来说明如此做工作势必陷入困境,“更不能既不背靠党委,又不面向青年,那就把自己悬空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令高勇记忆犹新的是,当时胡耀邦嘴里这样说着,还两手两脚交替乱动,逗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开朗直率、个性鲜明的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在年轻的高勇眼里,自然是新鲜的,记忆深刻的。

自此,“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就成了几十年来指导青年团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做好青年团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1964年末,胡耀邦调往陕西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仍兼团中央第一书记,团中央的工作由胡克实实际负责。19653月下旬,胡耀邦患蛛网膜下腔出血,医生诊断有生命危险,6月份胡耀邦回京治病。19666月,在康生、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一批一批红卫兵开始冲击团中央。从813日至15日,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团中央机关工作被迫全面停顿。813日晚上,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往学校派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大会后,一大批红卫兵和中学生冲进团中央,把书记处书记一个个揪到临时的囚室里。从这时起,团中央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之内,团中央机关一片混乱。815日,还在养病中的胡耀邦及团中央其他领导胡克实、王伟、胡启立被停职检查,不断被造反派揪斗。

在高勇印象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是团中央领导干部中挨批斗最多、挨毒打最多、挨辱骂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令高勇钦佩的是,“无论造反派怎样毒打辱骂,他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是‘三反分子’,他只承认犯有严重错误,顶多笼统地说一句‘我是对全国青年犯有大错大罪的人’。他还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说‘凡是书记处的错误,我都负主要责任’。不推不卸,光明磊落。”

1968年,高勇也作为“现行反革命” 被关了起来。10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1012日晚,团中央机关“牛鬼蛇神”集聚的“牛棚”里突然来了两位穿军装的人,径直将胡耀邦连同他的行李都带走了。高勇在一旁看到这个情况,心里揣测着吉凶。又过了两日,负责审查高勇的“专案组”的两个造反派找他谈话。造反派先是装腔作势,试图从高勇嘴里套话,这让高勇心里有了些底:这些造反派其实也并不知道胡耀邦的具体去向。造反派没有从高勇这儿得到想要的答案,恼羞成怒:“你要继续好好检查你的罪行,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各有各的账,你的罪行比胡耀邦还大!”这句话一下子让高勇找到了漏洞:“胡耀邦已不是‘敌我矛盾’,中央‘解放’了他。”

原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作为第八届中央委员,胡耀邦得到“临时”解放,住进京西宾馆,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后,胡耀邦又参加了九大。 当时,胡耀邦是所谓“团内头号走资派”,却被中央通知去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了,军代表和造反派一个个都傻了眼,泄了气。

196810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团中央也确定了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作为团中央机关人员的下放地点。

1969415日,九大开幕那天,团中央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离开北京,奔赴河南潢川。黄湖农场原是一所劳改农场,地处潢川、固始、淮滨3县交界处,地势低洼,气候恶劣,每人平均有10多亩地。这时,原有的劳改犯都已迁走,每个连队只留了一两户农工。军代表强调,既然来了这里,就要做好一辈子在这里的准备。

424日,九大闭幕。6月中下旬,胡耀邦也来到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 一连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盖房,“那时盖的土坯房子都像军营,110来间,每家住1间。”令高勇他们没想到的是,胡耀邦在这种境况下竟然还在思考盖哪种格式的房子才合适。“他认为,既然军代表说,今后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家落户当农民了,就应当按农民一家一户的需要盖房,除了人的住房外,要考虑什么地方盖猪圈养猪,哪里盖鸡窝养鸡,还应有储藏室和堆柴草的地方。”当时,在高勇他们看来,胡耀邦自己身处逆境却着实在操着一份“闲心”,不禁感叹着他的那种“认真”和“天真”。

1970年下半年的一天,高勇到校部去,一连的宿舍正是在校部。在那儿,高勇看到胡耀邦一个人坐在墙根下休息,他问候老领导:“身体好吗?”“近来在做什么?”胡耀邦回答说自己身体还好,正在修改“检查”稿子,军代表要他和胡克实到各个连队轮流听取批评意见。说过几句话后,胡耀邦告诉高勇,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全国的干部大约是1500万人,其中到了退休年龄的大约有150万人,这部分可以退休,做养老安置;有120万人可以下放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力量;还有120万人可以参加各种学习;还有就是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约1100多万人。这样就使大家各得其所了。我想有什么机会向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一下。”高勇听后笑了笑,劝他别操这份心。高勇说,可能是看自己反应不积极,胡耀邦没有再说下去。

高勇说,当时自己确实对胡耀邦提出这个问题不理解,“认为你自己还未被‘解放’,正在和大家一起劳动改造,操这份心干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但是,后来高勇再想起这件事情,反倒有了许多感慨:“耀邦长期做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他对干部十分关心,倍加爱护,看到当时大批干部被赶下去劳动改造,党的大批精英受到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不能不悲愤交集,忧心如焚!可是当时谁又能理解他呢?”

1979年,高勇被调回团中央组织部,与另外一位同志共同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写的检查、思想汇报和其他材料,都应退还本人。不适合退还本人的,则应该销毁。他们清理退还给胡耀邦的材料时,发现有近百份外调证明,被证明的人都是各地的老干部。“耀邦给他们写的证明材料都是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他总是像给人做鉴定一样,先写某人历史上做出过什么成绩,有过什么功劳,毛泽东和党组织对他有什么表扬,然后才写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受过什么批评。对于曾被敌人逮捕关押过的人,他也如实地写明历史上已作过什么样的结论。他写的材料中,无一份给人扣‘修正主义’、‘叛徒’之类的帽子。”

高勇眼里的胡耀邦有个鲜明的性格特点——性子急,批评起人来绝不留情,特别是对熟人、身边的人。高勇坦言自己也曾受过胡耀邦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不当“官老爷”的胡耀邦

高勇说,凡是读过胡耀邦的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没有空话、套话,而且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胡耀邦的文章大多是自己动手。“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的官老爷作风” 。

作为秘书,高勇这时的任务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都弄不清是第几稿了。”高勇说,正是因为如此,胡耀邦讲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那种笑话。而且,就算是别人把他的讲话抄错了或者打印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因而,高勇对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拿错稿子的往事记忆尤为深刻。

那是在19605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群众5万多人在故宫太和殿的大院里隆重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斗争,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接到中央文件通知是在51日,胡耀邦立即着手起草讲话稿,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击,打印出了讲话初稿。53日上午,胡耀邦带着另一位秘书李彦去向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请示。刘澜涛看了讲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重新再写一稿。胡耀邦回来后立即动手改写,他写一段,高勇抄一段,打字员打一段,这样一直不停地写、抄、打字,谁也说不清写了几稿,几个人从53日一直奋战到4日凌晨1点。因为4日上午9点开大会,这时秘书们都劝胡耀邦先去睡觉,他们继续抄清打印,直到4日凌晨4点工作完毕才去睡觉。

谁也没想到精心准备的讲稿还是出了问题。820分,高勇、李彦、李汉平3名秘书随胡耀邦一起出发去参加大会。在车上,胡耀邦要看讲稿,高勇递上一份。他看着看着“嗯”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漏了一段嘛!”高勇和李彦顿时紧张起来。李彦也赶快拿了一份查看,之后说:“没有错,没有漏。”胡耀邦说:“明明漏了一段嘛,怎么说没有漏?”李彦坚持说:“说没漏就是没漏,您爱信不信。”高勇因为缺觉当时头昏昏沉沉的,也说不清漏了还是没漏,所以没吭声。这时胡耀邦问高勇:“带底稿没有?”“没有。”高勇说。

“我压根也没想到带底稿,因为几个人校对的,谁会想到出错呢!”高勇后来回忆说。当时,汽车就要到故宫了。高勇提议先送他们去会场,自己马上回去取底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去拿底稿一对照,果然是漏了一大段约300字。当高勇取了底稿回到会场时,已经到了预定开会时间。不等胡耀邦开口,高勇赶紧承认确实是漏了一段。当时,彭真也在一旁,那天他是代表中央最高领导人参加大会的。胡耀邦着急地对彭真说:“你看嘛,他们把我的讲话稿子打印时打漏了一大段。”又面向高勇问:“怎么办呢?”高勇说:“把漏的这段我给您补抄到您这份讲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给记者的稿子都来不及改了,只能告诉记者报道时以您的讲稿为准。”胡耀邦表示同意,也只能这样了。彭真关心地说了一句:“不要着急,晚一点开会。”旁边还有一两位领导同志也随着说了一句:“别着急,推迟一点时间开会没关系。”这才使胡耀邦平静下来。

由于这个差错的发生,大会推迟了20分钟。这件事给了大家一个教训。

高勇任胡耀邦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那时候,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而且后来形成了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1个月。胡耀邦对毛泽东的号召总是身体力行。19595月,一过五一节,胡耀邦便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1周。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国县下放劳动,胡耀邦去安国劳动,也是为了看望这些干部,了解有关情况。他事先不让工作人员向县委打招呼,除了通知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的张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邢雁外,只带了机要秘书高勇和警卫秘书李汉平两名随从,司机高振球开车,乘坐一辆苏联老式“嘎斯69”吉普车,直奔安国县齐村。

一行人午饭后从北京出发,到达齐村时已是黄昏时分,胡耀邦直接住进了群众家里。为了安全起见,高勇和李汉平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告诉县委,不然万一发生意外,大家都担当不起。于是,高勇请李汉平和高振球瞒着胡耀邦开车到县委报告。县委领导和公安局长很快来到了齐村,一再动员胡耀邦去县委住宿。胡耀邦婉言谢绝,说自己是来劳动的,住在村子里最合适,况且,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没有办法,县委的同志经过商量,决定留下公安局长住在胡耀邦隔壁一家,负责安全工作。高勇和李汉平与胡耀邦住在一个小院里,胡耀邦住南屋,高勇和李汉平住西屋。

“那时候,我27岁,李汉平24岁,我们年轻人睡觉多,劳动一天,更是睡着了醒不来。”可是,每天早晨天刚一亮,胡耀邦就起来了。他见高勇他俩还在睡,就在院子里大声喊:“小李,走,下地了!”他俩只得赶快爬起来刷牙。胡耀邦见了对他俩说:“刷什么牙呢!人家群众都下地了,我们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响不好,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说着就出门往外走,高勇他们也只好睡眼惺忪地跟着他下地。

高勇说,胡耀邦干起活来很认真,“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陪同一起劳动的齐村团支部书记叫采姑,性格开朗,干活泼辣,外号“傻闺女”。她看劳动时间长了,就劝胡耀邦说:“胡书记,休息一会儿吧!”胡耀邦则风趣地说:“我是来劳动的,你这个傻闺女怎么老是要我休息呢?”引得在场的人一阵大笑。

当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群众生活很困难。胡耀邦和高勇他们下乡期间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白薯干在晾晒过程中,有的沾上了尘土,吃起来硌牙,有的发了霉,苦涩难咽,甚至有时可能还混入不洁异物。高勇回忆说:“有一天,耀邦悄悄跟我说‘高秘书,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我忍不住笑了,问他怎么会吃了鸡屎呢?他告诉我,‘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从1959年开始,粮食定量也一减再减。像胡耀邦这一级的干部,每月也只有2公斤肉、1.5公斤鸡蛋的“特供”,“这本来就远远不够吃的,而耀邦上有老母、岳母,下有幼子、幼女,加上不断来客,那么一点‘特供’,吃到他嘴里能有多少!”好在胡耀邦出身贫苦,又经革命队伍艰苦生活的长期锻炼,特别是长征中吃过树皮、草根,可以说是艰苦备尝,平时生活就简朴清淡。“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说到胡耀邦饮食和穿着上的不讲究,高勇讲起一件有趣的往事。那是1962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耀邦一件咖啡色呢子大衣已褪了色,领子磨白了,而且熨也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当时,高勇新做了一件烤花呢大衣,他便向胡耀邦提议可以穿自己的这件新大衣去。“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这样,李汉平把高勇的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平,就成了胡耀邦出国访问的礼服。“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高勇都感慨不已。

关于胡耀邦的着装,高勇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宾,上身穿了一件新做的绸衬衫,可是里面贴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却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高勇说,其实胡耀邦平时在家时,穿衣真是简朴极了,“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皮鞋和旧中山装。”

 

以工作、读书为“嗜好”的胡耀邦

作为秘书,高勇与胡耀邦朝夕相处,对胡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等特点印象深刻。高勇回忆说,那时胡耀邦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我在东屋,他在北屋”。“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高勇说,当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为了工作,她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厂。“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家,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没下班,就会给耀邦提意见,‘耀邦啊,你不休息,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冲着我们说:‘去休息,都走,有事情再找你们。’”每当这种时候,胡耀邦总是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说:“我没有让他们都在这里嘛。去吧,你们都去休息。”高勇他们当然懂得,其实胡耀邦并不是不关心工作人员,“只是他一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倒,到19756月被中央安排去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郭沫若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院长),整整9年时间胡耀邦都没有工作。高勇回忆,在恢复工作后,胡耀邦恨不得把被耽误的9年时间一下子夺回来。“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以尽快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到了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好。”有一次,高勇去胡家看胡耀邦,听说他肠胃不适,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于是,高勇对胡耀邦说:“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回家吃顿饭或让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胡耀邦没说话,高勇就又重复了一句:“您自己可以打听打听,有没有哪位部长是带饭盒上班的?”胡耀邦听后也只是冲高勇淡淡一笑,还是什么也没说。

高勇说,胡耀邦自从担任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都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他的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不远,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那么多年,高勇深知,读书是耀邦工作之外的最大“嗜好”。“平时他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是他想看的,需要的,他从不犹豫,也不问价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但有时一个月买书就要用去四五十元”。“嗜书”的胡耀邦有这么一件趣事:那是1960422日列宁90周年诞辰的前一天,即42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偏偏那次会场当场出售新版《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他领导同志都付钱买了一套。胡耀邦从家里出来时,根本没想到会场上会售书,他口袋里依旧一分钱都没装。他说明情况后,大会服务人员请他把书先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后回到家,一进院子他就冲高勇大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列宁选集》,还没有付钱。”高勇笑言,赊账买书,在中央首长里,胡耀邦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人。

令高勇感到惊奇的是,胡耀邦读书时习惯于同时交替读政治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阅读《列宁全集》的同时,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胡耀邦说,这样既是对脑筋的调节,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经常是把工作快速处理一下后集中读书,速度高得惊人。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是能搜罗到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名人传记他都读过。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他都能背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

高勇介绍说,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并持之以恒。他们下放到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时,那里遍布坑塘沟壑,尤其到了夏天,闷热难熬,杂草丛生,虫蛇遍地,成堆成团的蚊蝇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因此,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到了晚上休息时间,许多人根本无心读书学习,要么早早休息,要么穿上防蚊咬的高筒靴打着扇子找人聊天。可是,胡耀邦却钻进蚊帐,点着马灯,戴着老花镜,孜孜攻读。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胡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污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长期没有被分配工作。他就利用那段空闲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在此期间,高勇曾去看望过胡耀邦几次,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胡耀邦常常会关心地问高勇最近读什么书了。高勇要是说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胡耀邦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读什么书,他的表情就会立即严肃起来。

有一次,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对高勇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得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眼睛朝“下”看的胡耀邦

当官从仕的,如果眼睛只朝“上”看,脱离民众,那必定是自以为是的“官老爷”。能够时时眼睛朝“下”,体察民情,恤民爱民的官员,才可能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戴。高勇说,胡耀邦一贯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后,工作范围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高勇记得,胡耀邦曾在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过:“一个人当了3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当时,全国共有183个地区,2400多个县(市)。尽管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专区、1703个县(市),以及除玉树、果洛外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高勇去看胡耀邦。那时胡耀邦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对高勇说:“我再出去两次,就可以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

胡耀邦下基层有时还会特意挑选那些偏远地区,“如198312月至19841月到四川、贵州那次视察,他沿着1935年长征的路线走,新闻记者称之为‘重走长征路’。路越走越难走,面包车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车;吉普车不能走了,又改为骑马;骑马也不能走了,改为策杖步行。这对当年年近70的胡耀邦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事”。在高勇等身边工作人员看来,胡耀邦每到一地调查民情,他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就会面容凝重;如果看到当地农民生活还不错,他就开心,有时还会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而且,他不但注重了解当前的现实情况,也会注意了解历史情况。“他走到哪里都会翻看《县志》,以那个地方历史上出现过什么知名人物,有过什么建树,发生过什么大事来激励当地干部努力工作,并要求当地干部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乡,艰苦奋斗。”高勇说,“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点,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设法地查找一些有关资料,以应急需。”

1983319日,高勇收到中组部调令,被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市委工作。

330日晚上730分,高勇约了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组长的刘崇文、时任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局长的李传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胡耀邦辞行。当时,警卫秘书李汉平也在座。胡耀邦知道高勇对经济工作不熟,他认为搞四化建设不懂经济是不行的,因此对高勇提出了“钻一点经济”的要求。胡耀邦还说:“你年龄也不小了,也是个过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这几年不错,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风邪气,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帮结派。下去后主要是钻一点经济,杀一杀歪风。”

去邯郸半年多后,高勇因事于19831029日临时回到北京。1110日晚,他和刘崇文及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佘世光一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和他们寒暄几句后,便问起高勇关于邯郸的风气等实际情况如何。高勇在反映情况时提到——在纠正不正之风中,一些下级干部不做工作,总是向上级请示汇报,为的是让上级表态,自己不用得罪人,这类“老好人”还是很多的。他还说起了邯郸市委抓税务局一名副局长多占住房问题时,税务局党委还写报告讲情。后来登了报,那名局长和党组都作了检讨。胡耀邦当即表示,讲情也是老好人的作风。老好人是一种腐朽作风。高勇也说这是一种庸俗作风。胡耀邦赞同地说:对!是一种腐朽庸俗作风。说到这里,胡耀邦转向佘世光,要他转告人民日报,发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刹歪风必须破除老好人的腐朽庸俗作风》,并且要“发它几篇,但不要太集中,隔几天发一篇”。

在这次会面时,胡耀邦与高勇他们也谈到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高勇说:我女儿给我反映,现在一些人把女孩子烫发,穿毛衣外套,穿高跟鞋等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了,这实际上还是“左”的思想。胡耀邦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就把穿花衣服、擦香水搞掉了,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搞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就把美化生活搞掉了。那样就会搞到群众头上,就会搞得一些东西又卖不出去了。当时,胡耀邦对佘世光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1117日,《中国青年报》以《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为题,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及时纠正了当时“清污”中的扩大化问题。

那时,胡耀邦身边许多工作人员都希望他能为自己题词,但胡耀邦一直说工作太忙,等十三大召开后退下来再写,让大家不要着急。可是,令高勇感到很幸运的是,自己竟然促成了胡耀邦为邯郸题字。而他更没料到,因为那次题字,自己还惹出了一个大麻烦。

19849月,河北戏校为邯郸市培养的豫剧班学员毕业了,邯郸市文化局准备正式建团,向高勇提出想请胡耀邦为剧团题写个名字。同时,邯郸市创办的职业大学已满一周年并将改名为“邯郸大学”,校长请高勇题写校名。高勇当即表示自己题写校名不合适,并说豫剧团题名的事,他可以向胡耀邦提出,并争取请他一起为邯郸大学也题个名。可到底事情能不能成,高勇心里也没有底。

这一年的国庆节高勇回到北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他和佘世光、刘崇文于107日晚上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胡耀邦。见面说过几句话后,高勇直奔主题:“今天来看看您,想请您给我们题几个字。”并说明是为邯郸大学题写校名并为邯郸豫剧团题写团名。他还特意向胡耀邦说明,豫剧团的学员都是平均年龄20岁的小青年,而且大家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很好。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是因为高勇知道,胡耀邦一向重视教育,爱护青年,如果说明是为学校、为青年人题的字,成功率可能会高些。高勇回忆说,当时听到这里,胡耀邦只“噢”了一声,接着就转到其他话题上了。那天晚上,大家议论的话题很多,时间也较长,到了9点钟大家该告辞时,高勇还是不死心,再次提出题字的事。这时,胡耀邦才答应了下来:“好嘛!好嘛!写什么你告诉李汉平。”“过了3天,1011日上午,李汉平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已给邯郸题了字,墨迹还不干,正在晾着,等干了以后我给你送去。”任务顺利完成,高勇自然欣喜不已,赶紧亲自到中南海去取字。“李汉平因有其他事已离开办公室。张耀光秘书接待了我,并把题字交给我,还特意交代说:耀邦同志题字规定不登报,不广播,不留名。请你们注意。”当时,高勇考虑,胡耀邦给邯郸题字这对邯郸人民是件大喜事,让邯郸人民知道了必能鼓舞人心。于是,他建议是否在《邯郸市日报》上发表一下,因为这是地方小报,影响不大。“张耀光说,你们市委商量定吧。”

得知胡耀邦为邯郸题字,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强烈要求召开庆祝大会。于是,在1027日上午邯郸市分别召开了两个庆祝会,并于1029日在《邯郸市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登出消息,标题是《我市分别召开庆祝胡耀邦同志为邯郸市春燕豫剧团、邯郸大学题名大会》,同时发表了胡耀邦题字手迹,还配发了高勇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关怀与鼓舞》。高勇随后把报纸寄给了张耀光。不久,他收到了张耀光117日寄出的信,信里写道:“高勇同志:来信及报纸均收到。送耀邦同志看后,耀邦同志在报纸上批了一句话,现将耀邦同志的批示件寄给你,请收。”高勇打开那张报纸,发现在庆祝大会的标题上,胡耀邦用红笔醒目地画了个圈,并向报头空白处拉出一杠,批了一句话——“这么做很不好!”高勇心知这下惹出麻烦了。

果然,1114日,高勇接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的电话,“说是中央办公厅收到邯郸一封群众来信,批评邯郸市委为耀邦题字召开庆祝大会的做法不妥。中央领导传阅了这封信,批了一些批评的话,是否请你做几句自我批评,把此事作个交代”。高勇当即向周杰作了情况说明,“主要说明耀邦的题字对邯郸市春燕豫剧团和邯郸大学是一个鼓舞,两个单位强烈要求庆祝一下,市委原则上同意他们召开个小会。对他们要求开庆祝会时放鞭炮、奏国歌已坚决劝阻了。报纸发消息时,也劝阻了使用‘热烈’‘隆重’等词语及套红标题的做法。但是,我们没有坚决阻止开庆祝会和发消息则是错误的,给耀邦同志和中央惹了麻烦,我可以写个检查”。周杰对高勇说:“你做了一些劝阻,这是好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也不好让别人出面做自我批评,只好由你做几句自我批评就算了结了。”高勇表示赞成周杰的意见。后来,时任邯郸市委书记的李永进明确表示,检讨应由市委集体检讨,不能让高勇一人检讨。最后以市委名义写了一份检查,作为市委第七十四号文件发出,并将《检查报告》送河北省委。高勇于1120日将《检查报告》寄送周杰。1211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张曙光打电话给李永进、高勇,高勇再次作了情况说明。“听完后,他认为我们已说清楚了,而且他也是从周杰处知道情况的,也不便再批评什么,只是说了一些今后应注意吸取经验教训之类的话。”

事情至此,高勇也已做好了当面接受胡耀邦批评的思想准备。1224日,市委派高勇去北京参加整党工作座谈会。会后,高勇留京过了元旦,准备12日返回邯郸。当日下午,他赶往中南海周杰处,想问问对题字的事胡耀邦还有什么批评没有。周杰表示,邯郸市委的《检查报告》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已看过,未再说什么意见,这件事到此就算了了。然后他提议和高勇一起去勤政殿胡耀邦的办公室看看他。高勇心里早就做好了接受胡耀邦批评的准备,但是在往勤政殿走的路上他心里还是直打鼓。他们到的时候,胡耀邦正在忙着批阅文件。高勇没料到,胡耀邦对那事只字未提,他心里一块石头这才真正落了地。

 

魂归青山绿水的胡耀邦

1989415日早晨753分,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

噩耗传来,高勇怎么也不愿相信!他想起前几天,也就是10日下午,他和刘崇礼还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因心肌梗塞住院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刚服了药入睡。知道他需要绝对安静,高勇他们只是轻手轻脚走到病榻前看了看,未敢说一句话就退出来了。此后,高勇天天询问胡耀邦的病情,知道他的病情渐趋稳定,精神也好,而且扳指算来,到415日已住院7天,据说最危险期即将度过,高勇自然感到很高兴。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噩耗竟然会这么突然地传来!

当天上午11时,高勇与刘崇文一起赶到胡家。往日明媚欢乐的小院,现在却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他俩和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经过短暂商量,决定把会客室布置成家庭灵堂,以便接待前来吊唁的人们。

4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结束后,灵车驶上长安街,驶向八宝山公墓。在八宝山公墓告别室,向胡耀邦遗体举行告别仪式时,许多人无法控制感情,号啕痛哭。之后,胡耀邦的亲属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护送胡耀邦遗体到火化炉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下午6点钟,高勇等人又将胡耀邦的骨灰迎回城里。在安葬之前,他的骨灰暂时被存放在家中的灵堂内。

1990125日早晨830分,一架波音737飞机搭载着胡耀邦的骨灰从西郊机场腾空而起,向着江西省九江市飞去。这是经李昭提议,中央同意,胡耀邦的骨灰将被安葬于江西省共青城。高勇参加了护送。

1140分到达墓地。中午12点左右,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胡耀邦的骨灰和遗像安放在碑前的高台上,台下正中摆放着李昭及其子女敬献的花篮,白色缎带上写着:“耀邦请您安息吧!”右边是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及其子女敬献的花篮,白色缎带上写着:“耀邦安息吧!”左边是高勇等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敬献的花篮,白色缎带上写的是:“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这几幅缎带上的字是高勇用胡耀邦生前使用过的墨盒和毛笔书写的。

高勇说,安葬仪式简短朴实。大家向胡耀邦遗像和骨灰三鞠躬,李昭简短致词后,同子女们一起将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墓穴里,并在掩埋骨灰的草坪上放置了一束鲜花。这时,高勇和其他人一起排着长长的队伍,默默地绕行一周,并深深鞠躬,祝愿他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永远安息。

高勇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胡耀邦办公室报到时,胡耀邦和自己的谈话。“当时,他说,‘每天的工作完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如今,胡耀邦日日伴着这青翠欲滴的山林,人们真诚地相信,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世界,那么他正在过着自己快乐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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