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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生:胡耀邦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作者:      时间:2020-11-20   来源:
 

胡耀邦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实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开始的,后来波及到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历史性影响;其最直接的影响是促进平反冤假错案,否定个人崇拜,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最肤浅的一种评价,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为了搞掉华国锋,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我们今天看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系列文章,依然感受到那广阔的理论视野、深邃的思维魅力、深厚的时代背景。不是为了一人一事,而是为了解决深刻的中国社会问题的开山之作。

 

历史意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上续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下续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春秋战国,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断绝了两千多年。这类似西方希腊、罗马文化断绝之后,是文艺复兴把希腊古典文化接续起来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为历来中国知识分子神往之。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专制主义的万马齐喑、舆论一律的铁屋之中。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是把人们的思想与灵魂束缚住了,文人言必称孔子,行必遵守君臣大义。两千年来的文人们炒着先秦思想家的冷饭,或者消弭其理论锋芒。可以说,从秦皇汉武以来,中国生龙活虎的文化精神基本上断绝了。

随着西学东渐,受西方文化的刺激,中国在清末民初有三次接连不断的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启蒙以宣传君主立宪为核心。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把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搬到中国来,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开始的这次启蒙运动,使人们认识了皇权主义之外的政治思潮,中国的皇权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哲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些人认为君主立宪在中国走不通,开始了革命和共和主义的宣传。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黄兴、章炳麟、宋教仁、陈天华、秋瑾等人。他们在宣传革命与民主共和的同时,前赴后继地参与了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从时间上说,戊戌变法刚刚结束,民主共和的宣传就开始了,两次启蒙是接连在一起的。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这次革命告诉人们,帝制不好,皇帝也可以废除之。新的政权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新的社会、新的制度的建立。这又是一次洗刷人们头脑中专制主义的思想启蒙。

新文化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声势更大的启蒙。这些人借助新的媒体,报纸和刊物,进一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再一次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系统地传播到全国。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林语堂、吴虞等人。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第二年移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杂志。这次以《新青年》为阵地,一大批新文化人物的批判锋芒史无前例地扫荡了专制主义的阴霾。这次启蒙运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批判了封建的偶像,把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孔子推向了民间,孔子不再圣人化,树立了民主的新观念。二是把科学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迷信、盲从、愚昧予以犁庭扫穴。过去人民只是知道皇帝制度不好,通过新文化运动人们才知道人们要有自己的人权、自己的自由,国家要有法治、民主,人际之间要有平等的关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一次新启蒙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余续,是在救亡大潮之下的启蒙。它和救亡比较起来显然是支流,无法与前三次并列。

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思想运动的长链。以上几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大致连接起来,似乎是一条波澜起伏的河流,时有高潮,时有低潮,随着政治而起伏。

在文革期间及之前一段时间,思想解放者不在少数,但都被“束缚”住了(如顾准),或者被镇压了,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中国民间与体制内不乏思想敏锐之士,他们命运多舛,或身陷囹圄,活抱恨终天。在那种环境下,他们自己的理论提出来之日,就是遭殃之时。

我们完全可以说,胡耀邦、罗瑞卿、杨西光、吴江、孙长江、华楠、姚远方、胡福明等等这些人,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钱玄同、林语堂、吴虞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先驱,都是中国思想启蒙历史链条中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说,前者的儒学、西学知识不如后者,但是,后者的勇气、历史影响力一点也不稍逊前者。

这次思想解放,借助与现代各种各样的媒体,终于汹涌澎湃地冲破大坝,奔向辽阔的空间。

 

理论意义

胡耀邦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位置,以恰当的题目,办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恰当的时候就是“四人帮”垮台和文革结束,恰当的位置是中央党校的地方,恰当的题目是真理标准问题。

第一,解除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枷锁。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甚大,影响深远。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成功了,神学殿堂的瓦解,偶像人物的推倒,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衔接了新文化启蒙运动。

197711月,胡耀邦说:要破错误的意识形态。思想问题有一大批题目可写,要具体化,把思想问题讲活,教育干部。要讲书本上没有说的。恩格斯没有看过电影,斯大林没有穿过的确良,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阐发清楚。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思想,当前一些大的事情。

胡耀邦在19784420日的谈话说:理论战线的任务就是要砸掉精神枷锁。精神枷锁要靠自己来砸,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能靠恩赐,只能自己救自己,要靠真理来砸掉自己的精神枷锁。所以,理论工作者不但要用真理砸碎自己的精神枷锁,而且要把真理交给人民,让人民自己起来砸掉精神枷锁。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先驱者,要思考,不要怕风险,革命总是与风险相联系的, 没有胆略,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怎么能成为先驱者?

1978513,胡耀邦同中共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有关同志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千多万字,并不都是普遍规律。普遍规律的东西要有许多东西来说明,几千句话几万句话是为了说明一句话。材料性的东西不是真理。

第二,突破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束缚。

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再没有人厚着脸皮无端地吹捧领袖了。陈伯达在1951年写了《论毛泽东思想》一书,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归于毛泽东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党的集体的力量,没有统一战线的力量,这样的书后来就几乎没有人写了。

1958310的成都会议上,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原话)就在这一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因毛泽东提名,由中央委员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等于谁鼓吹个人崇拜谁就会得到奖赏。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这样肉麻的吹捧虽然没有绝迹,再如此搞,肯定有一些不自然了。

同年,康生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僵化和停滞化。林彪在1959年跟着康生大大推进了“顶峰论”的影响力。林彪在解放军内部每个干部战士发放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让全军学习,说是把解放军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彪在“前言”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雷锋有一句话传播很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样的战士的语言,把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通过这样的群众运动通行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样的学习领袖的著作的运动也差不多没有了。

1966518,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的话字字是真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的理论根据是:“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这样杀气腾腾的维护个人崇拜,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还能够出现吗?

群众中的个人崇拜首先是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与政治的高压而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跳“忠字舞”。家家在家中早、中、晚三餐前,先盛一碗米饭、馒头或饺子装在碗里供在毛主席像前。(这样的事情今天还能出现吗?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吕梁山区的一件个人崇拜的事件特别耐人寻味。召开“九大”那一年的1226(毛泽东的生日),吕梁山区的一个大队贫下中农三天内全部改姓为毛。考虑到同姓不同婚的习惯,女的让她们姓江,以示毛主席与江青的“革命婚姻”代代相传。想一想,群众中这样的闹剧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还能够复活吗?

第三,基本上改变了全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不再只是去到导师的著作里找答案,去寻章摘句,而是到实际找答案,找思路。一切工作方针,都必须接受现实法庭的裁判和检验,宣布自己的合理与否。从实践的合理性,最后发展为人民的需要的合理性。看人民答应不答应,不是看导师说了没说;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不是看领袖书上也没有。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的出台都体现的就是实践的第一观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中,为了反击极左势力,创造了一个新的词组:思想僵化。当时一些保守的人物,真的怕思想僵化的帽子。知识界还有“左棍”、“左王”的武器,用来反击极左势力的反扑。这些都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现象,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说:“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无论谁说的话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与否。这下子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不但‘凡是’派恼火,其他教条主义者也害怕。”(一九七八年与中央党校一位同志的谈话)

 

 

社会实践意义

第一,直接促使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

过去人们认为,凡是毛主席定的,就是不能动,解放思想之后,对于有理性的人,是管用的。诸如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特别是刘少奇冤案,在不打破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平反这样的大案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直接影响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促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开会之际,陈云大胆发言,方毅等人紧跟,提出了彭德怀、陶铸等的平反问题,否定文革问题,民主法治问题等等。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春季的破冰,这些人的发言是不可能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能够看到的文章有:

《“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第5期);

《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第6期);

《马列主义的反潮流原则不容篡改》(第8期);

《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9期);

《要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第10期);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第18期);

《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第19期);

《“肃流毒”与“反派性”》(第20期);

《切实扫除形式主义》(第26期);

《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第29期);

《文风和认识路线》(第31期);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第33期);

以上列举的18篇文章,是在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前。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很肤浅,但在当时,这些文章都是纠正十年“文革”中(甚至以前)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上的“左”的混乱,针对性很强,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反响也大。

第三,促使中国人在对外开放,放弃了和资本主义对着干的思路。

过去无论什么问题,人们总是看它是不是符合领袖的思想;现在不同了,人们看它是不是符合实际。一切都要在实践的法庭上看你有没有存在的权利,不符合实际,你就失去存在的权利;符合实际,你就有存在的权利。当时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有:

《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第36期);

《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第41期);

《社会主义银行的储蓄利息是剥削吗?》(第45期);

《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第48期);

《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第55期);

《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第58期);

第四,启发了一代知识分子,有些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思想启蒙。知识分子不再以领袖的语录作为自己的指导,而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阐释问题,以思想僵化为耻,以思想解放为荣。在各个文化领域出现了几十年没有的思想解放。诸如历史动力的大讨论、中国贫穷落后的大讨论、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法家专制主义的讨论、世界资本主义所处阶段的讨论、农民起义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国共产党成份的讨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知识分子在写文章中、著作中、讲话中,不再必须引用领袖的语录了。胡耀邦在197964。在理论动态组送审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调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文稿上写的批语:“改革,必须首先破除思想僵化。因此,我支持一切改革的积极言论。”

众所周知,周扬在秦城监狱得到释放他的通知之后,没有马上出来,在狱里又待了七天,因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好。到了1983年,却成为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为什么改变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自己受到了思想解放历史潮流的影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出: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第五,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接着这些讨论,思想理论界开始讨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人权这些敏感的问题。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思想启蒙,其实也是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社会上反应。胡耀邦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第六,遏制了极左,减轻了社会发展进步的阻力。

1978913,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讲话,有一段专门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毛主席特别着重宣传和反复宣传过的基本原理,竟然会成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进行这场讨论是多么及时,多么中肯,多么必要。直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成为问题,难道还不要大声疾呼吗?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大声疾呼,而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确实就假毛主席所说的,这些同志自称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胡乔木极左,也得随大流了,都不能大张旗鼓地反对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德平说:其实这两年间很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耀邦同志就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工作都是19771978年进行的。耀邦同志在1980年代曾经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巨变,没有做那么大量的工作去消除“文革”的后果,消除几十年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也不会有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局面。选基同志的文章在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媒体上,第一次说这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

庞松(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凝聚社会和人心的“和解”气氛。以往历史时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被压抑的各种散在的力量被释放出来,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国际意义

欧洲各个国家大概从600多年前文艺复兴开始,就对偶像进行了的清算,前前后后三百年。到18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解放了。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那样,启蒙运动致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是是非非人们会用理性分析,不能用某个权威去裁判。

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除了西亚非洲,大多数的国家都废除了皇帝制度,独裁制度,所以他们没有个人崇拜的问题。中国在清末民初,也没有个人崇拜。革命者对孙中山的崇拜不能与后来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日而语。

东欧有反复,就是苏联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影响所及,违背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宗旨,国际共产主义具有极左思潮的惯性力。列宁曾指出:“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然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却曾数度出现与自身使命极不和谐的造神运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神化党的领袖斯大林,称其为“人民的父亲”、“全体进步人类的天才灯塔”,宣扬布尔什维克党是“斯大林的党”、“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我们的法律”。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是绵延二十多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大肃反(其实是大屠杀)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久,中国又相继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和启示,值得永远铭刻在心。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南斯拉夫都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霍查在他的统治时期也有《语录》让老百姓学习。到处是宣传霍查的口号和标语。在霍查看来,除了斯大林之外,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革命者。

勃列日涅夫对自己也搞个人崇拜。叶书宗有一段介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按照其“不应吝惜钱财,时间,和其他手段”的指示,大规模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对青年一代实行思想政治工作。此类著作出版得实在太多了。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1986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印刷和发行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该委员会及苏联出版社系统中,仍积压着1969-1983年间出版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共221部,321.9万余册。70万幅勃列日涅夫标准像;大量带有已故领导人画像的宣传画和画册。该报告请示“售出这些出版物看来已不可能。上述出版物将统统作废处理。”苏共中央无奈同意了这份报告。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共中央还在全苏增办了400多种新报纸,113种新杂志。其中绝大多数是政治宣传性报刊。

到上个世纪5080年代之后,各国共产党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清算,包括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中国共产党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无法对各国共产党交待,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清算了个人崇拜,唯独中国共产党依然顽固坚守错误,岂能服人?

另外我们搞个人崇拜也无法向全世界人们交待,绝大多数国家进入了思想自由时代,我们还是思想束缚,相信一个人。如此这般,世界人民怎样看我们,我们难道还是中世纪的神学国家?

通过胡耀邦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像世界所有进步的民族一样,摒弃了政治偶像,每个人都能够独立思想了,不再引经据典。我们也是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了。

贾非和内本扎尔在他们合著的《国家形象与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象,或有利的或不利的形象,或正面的或负面的形象。有些国家被视为仁义、进步之邦,而另一些则被视为卑鄙、专断之国。有些国家以工程开发闻名,有些则以设计精巧著称。无论这些看法如何,它们都影响着投资者或消费者对一国之国家‘品牌’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将部分决定该‘品牌’的销路,或影响其出口,或左右外国投资者的选择。”

卢征在其《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一书中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最大无形资产,具有六大作用: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融资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吸引旅游的能力、拓展外贸的能力、影响到不同国籍的人际交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融资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吸引旅游的能力、拓展外贸的能力、影响到不同国籍的人际交往能力普遍上升,外交困局几乎一扫而光。这些都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有着直接的关系。

20世纪的中国,要论精神现象,恐怕没有比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更具有影响力了。虽然后来反对这一精神现象的势力百倍的顽抗,暗中诋毁,或者竭力回避,但都是无济于事、力不从心。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似浩浩荡荡的风力,在鼓舞人们披荆斩棘前行!

胡耀邦、罗瑞卿、杨西光、吴江等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智者、勇者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国人的心中,尤其是定格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心中。他们的精神血脉就像万古江河,滋润着中华大地,沐浴着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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