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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从来历史非钦定 自有实践验伪真——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高勇      时间:2019-04-15   来源:共识网
 

  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逝世,到今年整整二十周年了。

  胡耀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岀:“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岀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复岀,并在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等举荐和支持下,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逐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拨乱反正、中兴伟业?叶剑英元帅派儿子给胡耀邦传话,请他提岀意见。胡耀邦向叶帅建议:“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呢?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帅对胡耀邦这三条顺应人心、重整山河的方针十分赞赏,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也逐渐接受。此后,胡耀邦复岀,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继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再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最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时,由于“文革”折腾十年之久,全国一片萧条,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冤假错案遍布国中。事实教育了大家,痛定思痛,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彻底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来个彻底变革,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四化,奔小康。历史把胡耀邦推上了重要领导岗位,他不负众望,“十年蒙尘存浩气,一朝破壁展雄风”(河北诗人王承俊诗句)。胡耀邦一复岀就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组织力量,开山搭桥,以他的胆识和智慧,以中央党校为阵地,组织和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促使人们的思想来了个大解放。同时,他又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和决心,以中央组织部为本营,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据统计,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三百多万件,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荒唐岁月糊涂案,都在胡公笔底昭”(江西诗人孙樵诗句)。这就是把被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放了我们民族中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大批优秀儿女,使他们摆脱了精神枷锁,获得了新生,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扫清了两大障碍,因此,才会有农村改革的起步和以后的城市改革,以至今天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做岀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的一线总指挥,是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领导者。这已经是历史事实,是磨灭不了的。

  但是,历史发生了曲折。胡耀邦于1987年1月突然遭遇了“生活会之变”,从中央总书记任上“辞职”了。“辞职”后,他给自己规定的基本态度是十二个字:尊重新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他心口如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尊重领导,遵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开始一段时间,翻阅自己的报告、讲话,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几百万字看完后,结论是:并无错误,问心无愧。后来则是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即使到外地走走,也只是了解点民情民意,只看不说。1988年11月13日他去湖南张家界游览,一路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游客认出了他,济济于道,不断跟他争相握手、拍照,许多游人一直追随,不肯离去,更有许多人向他鼓掌致敬,甚至高声问候:“总书记好!”“胡书记好!”他则一再摆手制止,说:“不要叫我总书记,还是叫我耀邦同志好”。

  那天去张家界游览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一个“辞职”的总书记,下来后还得到广大群众如此的热烈欢迎,这事要是传到北京,难免招来某些人的不悦,这可是官场的大忌啊!从张家界回到长沙后,他就很少露面了,每天上午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或者邀湖南的老同志聊聊往事,或者跟一帮年轻朋友打打桥牌。

  辞职后的郁闷生活,长期侵蚀着他的肌体健康,病魔终于把这个始终保持着青年朝气的人击倒了,1989年4月8日在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会议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4月15日溘然长逝。

  关于胡耀邦的“辞职”很多人都还记得,1987年1月16日晚上七时,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公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致同意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

  《公报》还说,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二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七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同志。

  据说,会议开始时,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他事都不谈”。

  邓还说:“到会的顾委同志可以举手”。(意即也有一票,可以参与表决)。

  大家知道,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中央政治局认为必要的时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这里只是说“可以列席”,“也可以列席”(只限中顾委常委)。

  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第一点,关于一九八O年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第二点,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第三点,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第四点,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

  这四点意见中,都对胡耀邦有所批评。最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冒出一句:“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

  据说,陈云讲话时,邓小平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后,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公报》发表后,1987年1月19日,中央发出一个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薄一波同志关于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议情况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摘要)>的通知》。

  《报告》列了七个问题,第七个问题是摘录胡耀邦的检讨,前六个问题是列举胡耀邦六个方面的错误,即:(一)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在统一思想方面。(三)在经济工作方面。(四)在政法工作方面。(五)在外交工作方面。(六)不守纪律。

  由薄一波主持召开的这次“生活会”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决定召开这次“生活会”的缘由,还得追溯到头一年(1986年)12月兴起的学潮。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上海、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对学校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高呼“要民主”等一类口号。12月中旬,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潮情况。他指出,有些大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在学生中间是极少数,不会出现什么大动乱,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乱了我们的方寸。他说:对他们的上街要分析一下。我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好几年,但城市改革才两年,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还不明确,工作还跟不上中央的思想,还是因袭过去的老一套。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青年,首先是某些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意,说你们不愿意改革;二是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你那个改革不行,这样的改革不过瘾,要改就要改到西方的道路上去,人家资本主义的那套好。可是你问他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有哪 些不可克服的弊端,他又不清楚。他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可是什么是自由和民主,怎样发展自由和民主,他们也不清楚,似懂非懂。究其原因,一是听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而加以轻信;二是他们缺少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既不了解西方社会,也不真正了解中国,容易受一些人煽动挑唆;此外,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中的缺点,平时对青年教育不够,有些学校的工作存在着缺点,领导甚至有官僚主义的错误。12月27日胡耀邦出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并讲话,要求各地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生闹事问题。他对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估计、原因分析和处置方针,得到中央书记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大多数人的赞同,认为切合实际,应当坚持疏导方针。经过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以及有关省市的积极疏导,耐心工作,各地学生已经回校复课,学潮渐趋平息。

  就在这同一天,(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薄一波等七人到邓小平家反映学潮的严重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意见,当即决定让秘书通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于12月30日到他家谈话。邓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邓还说:“上海的群众讲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是指责胡耀邦。

  邓12月30日谈话,对胡耀邦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胡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对付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但想到邓的权势那么高,党内斗争的积弊又那么深,即使要求讨论,自己去会上申辩,也只能遭到围攻,于事无补。乃决心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顾全大局,辞职下台,保护干部,平息一切。于是1987年1月2日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致信邓小平,毅然提出辞职。

  后来赵紫阳说:“事实上,1986年学潮发生后,邓在12月30日的谈话中指名批评胡耀邦,这个讲话当时就发到各地去了。他无法工作了,只能辞职”。(《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209页)。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召集赵紫阳等人到家中开会,决定罢黜胡耀邦。(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87年1月4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也就是说,这次在邓家开会称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但胡耀邦未被通知与会,叶剑英已去世,李先念在上海未回(邓给李先念打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耀邦可是个阳人啊!意即胡耀邦不搞阴谋)。就这样,十二大选出的六名常委,只有三人出席)。邓提出,经过三位常委议论,决定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人召集一次“民主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对胡耀邦进行批评。

  “生活会”于1月10日至15日召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习仲勋(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发了脾气,说:“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

  会议开始时,薄一波说:“开个党的生活会,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也说说,就从耀邦开始吧。”胡耀邦先作了《我的检讨》的发言,其他人则发言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人事先作了精心准备。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一书《我的长篇发言》一节中说:“会议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邓力群还说:“12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三个半小时”。人们对胡耀邦的批评中,有许多不实之词,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据我知道的,就有如下一些:

  (一)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指责胡耀邦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贯态度消极,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积极分子一贯采取纵容保护政策,对清除精神污染,短时间支持后,迅速寻找借口长期否定。特别指责他在作协四大筹备期间,明确宣布“反对精神污染以后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提了。”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当时并没有准确的解释,界限不清,使下边做实际工作的人很不好执行。搞“清污”时,我正在邯郸市委工作,许多人弄不清什么是“精神污染”,有人把自己不喜欢的、没见过的衣服款式、毛衣外套、发型首饰、艺术雕塑、美术作品,以及艺术照片、高跟鞋等等,都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清除,以至有人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10月31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清污”的会议上,赵紫阳、万里、方毅、余秋里等,在发言中分别讲了工厂、企业、农村、科研单位及解放军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现象,共同认为“清污”要立即刹车。而胡乔木却草拟了文件,规定要人人过关作检查,并要把周扬、夏衍、巴金进行点名批判和处理,说他们是搞“自由化”的头头。胡耀邦看后给胡乔木打电话:不能这样搞了!并将原件退了回去。

  1983年10月底,我因事回北京,于11月10日晚上约了两位朋友去看望胡耀邦,我向他反映了邯郸“清污”中这些问题,他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清除精神污染,搞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就把美化生活搞掉了,那样就会搞到群众头上,就会搞得一些东西又卖不出去了。耀邦对在座的《中国青年报》社长佘世光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这就是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一文的由来。

  胡耀邦还说:邓小平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邓小平“明明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明明讲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但在执行中,有的地方走了样子,没有按邓小平的讲话去做,许多地方搞到普通群众中去了,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的纯属个人兴趣爱好的上面去了。胡耀邦说,邓小平讲的是“不能搞”,有人起草中央36号文件时改成了“清除”。思想上的精神污染怎么能“清除”呢?文件发出后有的人还向地方领导施压,以致一些省市领导纷纷表态,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仅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三天内就播发了十个省领导人的表态讲话。耀邦说:“大家吓了一跳,不知道中央发生了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耀邦不得不出面讲话,指方向,划界限,定范围,给某些人“擦屁股”。这样,一些人借邓小平讲话发动“清污”搞的这场“小文革”运动,从10月23日到11月21日共折腾了28天,终于被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坚决刹住了。

  有人借此向胡耀邦发难,说他不赞成“清污”。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胡耀邦是不赞成某些人把“清污”变成打棍子,不赞成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用“反自由化”和“清污”去整人,去打棍子。至于指责他说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以后不提了”,指责他的人明明知道这是邓小平自己的意见,却硬给胡耀邦按到头上一个“反对”的罪名。1985年3月1日上午九时,胡乔木给胡耀邦办公室打电话,谈到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说:“此后如无特殊需要即不用此提法”。并说:“精神污染问题,看来小平同志不愿再提,小平二中全会讲的那篇,亦不愿发表,故未收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乔木还说:“污染一词确无明确定义,国外许多人包括许多友好者确感到刺耳、紧张,我本人同日本朋友接触,亦感到此点。”

  (二)在统一思想方面。这是指整党。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指出:“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生活会”上有人指责胡耀邦把“统一思想”改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不是简单重述“统一思想”几个字,而是具体阐述 “统一思想”的内涵。1983年12月27日在听取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工作汇报,谈到整党时,他说:“省市两级,包括省市一级的经济部门、思想工作部门、人事部门等,都要检查自己的业务方针,是不是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们过去整党的毛病,就是专门找人家的生活上的缺点,揪住不放,……如果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搞这些东西,不能解决路线方针,不检查业务方针,不开创新局面,那就不对了。1984年1月4日、5日,在云贵川三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他指出:整党问题,着重讲统一思想,这是整党的第一个任务。他说:前几天,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知,中央机关整党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端正不端正问题,各地也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每个党员不可忘,即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翻两番。一个共产党员,时刻不能忘记这一条,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知道党的总方针总路线,什么都搞不好。业务部门也要考虑你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是相适应,还是相对立。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一定要弄清楚,不然如何和中央保持一致?……把统一思想这一条抓住。如果没抓住这点,什么也搞不好。1月7日,他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总目标,十二大规定了,不能离开,不能违反。……现在有个严重情况,业务部门学习很少联系到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什么叫同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一致是指现在的思想一致,重点不是过去。1月9日在湖南听取整党汇报时他指出:整党中的统一思想,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十二大的方针路线上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重点要放在现在的问题上,放在当前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的问题,不要纠缠历史旧帐。1月14日在广西听取汇报时他说:“这次整党的任务十六个字,不要忘记统一思想四个字。统一思想就是要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二大的方针路线上来。1月17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其中讲到:整党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如果不抓政策落实,各方面工作的局面怎么打开呢?所以,这就有一个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的问题。我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直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上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在整党中抓政策落实,实际上也是抓统一思想,不然局面是打不开的。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摘引胡耀邦的讲话,已足够说明,他说的“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就是要求各个业务部门,不论是经济部门,思想工作部门,还是人事行政部门,都要使自己部门的业务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十二大确定的目标、方针、路线上来,统一到四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翻两番上来,一句话,就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而在某些人看来“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每一句话都要同中央说的一模一样,“一条扁担”决不能说成“扁担一条”,否则就是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有人甚至把胡耀邦说的“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也作为错误进行批判。这使人想起类似“文革”中批判“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一样。再说了,这句话已引用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并经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就算有什么毛病也不能让个人负责嘛!如果照某些人的逻辑,你居然批判中央全会决定中的话,是不是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啦!

  有人还指责胡耀邦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少再提了”。在某些人看来,对“四项原则”必须整天挂在嘴上,开口必讲,念念不忘,否则就是“很少再提了”,而很少再提就是“不坚持”,甚至是“反对坚持”。他们不想一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共产党的总书记反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会把自己置于何地?天下有这种逻辑吗?同对“清污”和“反自由化”一样,胡耀邦也不赞成把“四项原则”作为棍子用来打人整人。

  (三)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人指责胡耀邦“反对中央通过的在两个十年中,前十年增长速度要慢 些,着重为后十年的起飞打好基础的思想,不顾中央对他的批评,仍然到处宣传高指标,提前翻番,增百进位”。

  关于发展速度问题,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十二大提出“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胡耀邦自己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他怎么会反对呢?胡耀邦认为,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速度。1980年8月26日,胡耀邦与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谈六五计划的盘子,邓问定多少方能做到20年翻两番?其他三人都没有答出,只有胡耀邦答是百分之七点二。三人脸都很沉,都未讲话。因为陈云原来定的是百分之四。这就翻不了一番。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是什么速度?也只有胡答出是百分之二点五。邓说,那就定百分之四点五。胡耀邦认为,十二大报告虽然讲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但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速度,能快一点,也不应不努力。胡耀邦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能干十年,不能把麻烦留给后代。当时胡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邓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则向陈云讲经济过热是胡耀邦造成的,引起陈的不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实际执行结果,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209亿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八点八,其中农业总产值为2632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工业总产值5577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这都超过了胡耀邦原来期望的速度。

  有人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讽剌胡耀邦不懂经济,“强调剌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前面,因而过分强调增加消费”,硬说他提倡“高消费”,说这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拿来的”。还指责他“反对多搞储蓄,反对多积存点外汇”。从胡耀邦“辞职”后二十多年来经济运行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指责是站不住脚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促进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生产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分配和消费,而交换、分配和消费反过来又影响生产”(《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239页)。“生产决定消费,为消费提供对象、确定方式,并引起人们新的消费需要;而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产品不被消费,使用价值不能实现,就会使生产停滞和中断”。(同上,第588页)马克思说:“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94页)这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为消费不旺而发愁,一直为储蓄余额增长过快头疼,前些年曾经一连七次降低居民存款利息,并征收利息税,大家记忆犹新,不过当时未用“剌激消费”的字眼,而是使用“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说法,其实质不是一样吗?目的还不是引导把储蓄存款拿出来消费吗?2008年下半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又在进行新一轮的“扩大内需”,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并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为了实现十项措施,决定到2010年底增加投资4万亿元,而且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商务部甚至还提出开展由国家给以补贴的家电下乡和商品赊销等活动来提倡和拉动消费。2008年11月26日央行决定再一次降息1.08个百分点,12月22日央行又宣布从12月23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已是不足一百天内的一连第五次降息。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刺激消费,向居民发放购物券(消费券)。这不都是为了减少存款、鼓励增加消费的措施吗?

  邓力群更是以“内行”自居,奚落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确实说了很多太不懂行的话,成为一种笑话。例如,耀邦说他主张不要统计,估计更可靠,还说要学点估计学”。据我知道,胡耀邦从“大跃进”年代起,多次讲过“不要完全相信统计”(我没有听他说过“不要统计”)。他认为,我们国家大,统计系统不健全,统计手段又比较落后,加上一些人为的弄虚作假,完全相信统计数字难免上当受骗。他说,要统计加估计,再加典型调查,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如今“大跃进”已成为历史,但现在广为流传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向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的顺口溜,以及“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民谣,谁敢说这种情况不是真实的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岀来情况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如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人为弄虚作假,2006年8月中旬上报国务院的各项统计数报表,和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社科院调研统计数,相差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六十五:①国民经济总值(GDP)和能源消耗量不匹配;②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及物价增长不协调;③进出口增长额和税收不相符;④外资流入和外汇增长不相符;⑤金融机构借贷和固定资产投入不相称。另外,2006年上半年省级地方经济增长、税收、进出口贸易额、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市场通涨等六大指数,有十二个省、区、市全部作假、掺水;有十五个省、区、市在三至四个指数上作假。可见国家统计局长上报的这些统计数字也不能完全相信。温家宝总理不但不相信,而且在国务会议上怒斥:统计数字人为作假谋取利益,是严重渎职,是违法犯罪。

  不知某些自诩“内行”的“理论家”看了这些材料有何感想,恐怕是自己对胡耀邦的批判成了真正的笑话了吧!

  (四)有人批评胡耀邦“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公报,不顾党章和宪法的明文规定,一再宣传国家大事不是靠法治,是靠人治的思想。”这里只能说,胡耀邦不该捅破这层窗户纸,把事实说出来。本来许多大事,党章、宪法确实都有明文规定,中央领导人也有多次讲话,但却没有认真执行,就说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这次“生活会”吧,本身恐怕就是人治的标本。以至有一位年轻人曾跟我说,“生活会”一般指党小组生活会,怎么中顾委一位副主任主持的一个小组生活会就把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给弄掉了?我被问得无言以对,只得自我解嘲地说: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吧!

  (五)有人批评胡耀邦在外交工作方面,多次违反外交纪律,说了许多极不应该说的话。还指责他在1984年“擅自”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其实,当时是外交部请示,到1989年末要请一万人,中央常委都圈阅过。政治局常委在审阅外交部《关于胡耀邦访日问题的请示》时,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都批阅同意“从1984年起邀请一万名青年分批访问中国,同中国青年友好联欢”的方案,并表示八百万元经费“由我方负担为好”。大家同意的,并不存在胡耀邦“擅自”决定的问题,而且事后证明这件事的效果非常好,对中日世代友好影响深远,许多来访的日本青年现在已成了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现在的党中央还在继续这样做。据报道,应中国政府邀请,由日本政府派遣,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一行近1000人从2008年12月18日起陆续抵华进行参观访问。报道说:这是双方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双方着眼于进一步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在两国大力培养友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重要交流活动。

  (六)有人批评胡耀邦在干部问题上重用“青红帮”,即重用做过青年团工作的干部和当过“红卫兵”的干部。这完全不是事实。

  据我知道,胡耀邦任总书记时,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尽管党章上早有明文规定,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青年团出身的干部一般说比较年轻,有年龄上的优势,文化程度也较高,但他并未大量提拔重用他主政团中央时期的青年团干部,当时选任在省部级职位上的少数几个青年团干部,有的“文革”前就已是省部级。新安排 的,也不是他提拔的,都是按干部选拔程序集体决定的,比较突出的两三个人,还是邓小平提议和推荐的。至于有一些曾经当过“红卫兵”的干部,只要不是“三种人”和没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也不该绝对不能使用,如果在“文革”特殊历史时期当过“红卫兵”的年轻干部,一律排斥不用,那能算是正确的干部路线吗?

  (七)有人批评胡耀邦召集国务院部委向书记处汇报,是干扰国务院工作。实际情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强调要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也多次讲“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胡耀邦为了使新组成的书记处成员研究经济,熟悉经济,邀请过国务院一些部委向书记处介绍经济情况。后来听说有人有意见,就停止了。

  (八)有的人批评胡耀邦不召开常委会,“想挤邓小平下台”,“取而代之”,“有野心”等等。有人问过胡耀邦:“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召开常委会呢?”耀邦说:“邓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赵紫阳当总书记后也有体会,他的说法是:“邓主张集中,实行权威政治,认为这样决策快,效率高。邓甚至是不主张开常委会的。有时陈云提出要开常委会,我将此意见转告了,邓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赵紫阳还说:“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紫阳还说:“邓曾叫薄一波给陈云捎话:这个党只能有一个婆婆。意思是只有他说了算。总之,邓是搞个人权威,个人说了算,反对议论来议论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153页)

  关于胡耀邦表示赞成邓小平十三大退下来的问题。据我所知,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经七十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据说,胡耀邦听到邓表示要退下来很是高兴,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带头退,废除职务终身制,为老同志树立了榜样,其他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了。胡耀邦离开邓家后,兴奋地对秘书说:邓真是中国的华盛顿啊!

  1987年11月25日我当面问过胡耀邦:“外界传说,邓表示要退下来,征求您的意见时,您说举双手赞成?”耀邦说:“我只说赞成,没说举双手赞成。当时是两人谈心,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说:“港台报刊说,您触雷就触在这个问题上了。”耀邦苦笑不语。

  1986年秋,我不止一次听胡耀邦说过:“我现在已过七十岁了,十三大时我要退下,以后形成一个制度,七十岁以上都要退下来,废除终身制”。他在六中全会时还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他是想从自己开始认真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1986年他已经在逐步往下退了,政治体制改革他不管了,十三大后的人事安排他不管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确定由赵紫阳来准备了。可见,说胡耀邦“有野心”,要“挤邓下台”,毫无根据。实际上一些老人不赞成邓退是怕连带自已也跟着退。胡与邓交心,胡赞成邓退,这只能说明胡胸怀坦荡,不说假话。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答:“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可见邓对胡误会之深!(本来是自己表示要下的)。

  (九)“生活会”上批评胡耀邦,说他的错误“都是屡经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代表政治局常委集体的邓小平同志告诫而不接受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此,我一直看不大懂,怎么代表政治局常委集体的不是总书记,而是另一位常委?莫非这也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活?

  (十)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违心地作了大包大揽、上纲上线的检讨,事后将他这个检讨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据说,邓力群为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对他的检讨作了手脚,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但又不经胡耀邦审阅同意。文件发下时却谎称“胡耀邦已审阅同意”。胡耀邦看到后大吃一惊,气愤至极。当时有人立即报告给赵紫阳,赵进行了追查,并将追查结果反映给邓小平,邓说:“这样的人今后不能在中央工作”。

  胡耀邦究竟为什么“被提前下台”?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导致胡耀邦被提前用“生活会”的形式哄下台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1986年底的学潮。这是导火线,是近因。邓小平希望胡耀邦能“旗帜鲜明”地把学潮平息下去。他认为胡既未把学潮坚决解决在“萌芽状态”,学潮起来后又未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处理。当时胡耀邦强调要积极疏导,不赞成激化矛盾,不赞成使用强硬手段。邓一直批评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退让”。

  二是,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态度,邓不满意,并且耿耿于怀。这是远因。1980年华国锋辞职时,胡耀邦没有人云亦云地对华国锋进行批判,而且还反驳了对华批评的某些不实之词。当时人们对华批评较多的是,说华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说华能力弱,工作上有失误,“文革”中有错误,说华“不老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甚至说华粉碎“四人帮”也“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似乎不值得称颂。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对华国锋作了比较全面公平的评价,也严肃地批评了华的错误。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是由区、县、地委、省委一直到中央工作,一级一级上来的,说他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不妥当。他说:华四十多年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华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主张保留华国锋中央副主席职务,十二大决定不设主席制以后,胡仍主张保留华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这些都使邓感到不快,以至胡耀邦“辞职”后,邓质问胡:“你对华国锋还是那样看法吗?”并两次对胡说:“你的问题主要是对华国锋的态度问题”。可见这是胡“辞职”的一条重要原因。

  三是,胡耀邦表示赞成邓于十三大全退,招致误会,认为胡是想“取而代之”,并且说出狠话:“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我认为邓小平这个话可能是一时气话,因为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主席后,他发表了一个“两条没有变”的讲话,他讲:“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他解释说:“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至于我的水平没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们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人们还记得,邓小平在随后的讲话中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又说:“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

  前边提到,胡耀邦作检讨,提出辞职,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他的家庭。他曾对李锐说过,生活会“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对我“是羞辱”。“没想到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胡耀邦还对李锐说:“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桃园三结义’”。他为什么谈到王鹤寿?是因为他对王讲过一些心里话,认为开“生活会”是有的老人要整他,要把他搞臭,对他进行羞辱。王鹤寿立即去向陈云作了“小汇报”,并在“生活会”上进行了揭发。胡耀邦对此自然是伤心至极。2008年4月4日(清明节)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凭吊胡耀邦老首长,并看望李昭同志。恰逢王鹤寿的侄女,著名歌唱家也去了。她说:我叔叔去世前有一块心病,他内心非常痛苦,就是在批判耀邦叔叔的生活会上,将耀邦叔叔向他谈的私房话讲了,那是陈云逼他讲的。陈问我叔叔去看胡耀邦时,胡耀邦说了什么?叔叔如实讲了。陈说,你要去生活会上讲。叔叔开始不愿讲。陈说,你不讲,我去讲。叔叔讲后,受到良心责备,非常痛苦,说起来还几次掉了眼泪。

  写这篇纪念文章,心情很沉重。因为胡耀邦“辞职”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的人向他身上泼了不少脏水,有的人对他的揭发批判违背事实,使他背了许多黑锅,强加给他许多不实之词。他从“辞职”到去世,只有两年多的时间,生前自己没有申辩机会。去世后二十年来,中央除2005年召开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重申“悼词”对他的评价外,再没有权威组织为他洗刷身上的污水。我作为曾经是胡耀邦生前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我所知道的事情,给他澄清一些问题,以抚慰他的在天之灵。

  高   勇

  2009年3月25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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