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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胡耀邦是怎样为张闻天平反的?
作者:何方      时间:2018-04-04   来源:凤凰历史
   

  嘉宾简介:何方,著名国际关系和中共党史问题专家,曾担任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助手。

 

 

 

胡耀邦为张闻天平反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凤凰历史:胡耀邦在文革后大批干部平反上做出了历史贡献,其中包括对张闻天的平反,能否结合您的回忆谈谈这件事情的经过?

 

  何方:文革后期,流放在广东肇庆的张闻天,几次向党中央和中组部申请,说他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希望能搬到大城市居住,主要是为了看病,因为他的心脏病很严重。报上去以后,第一道关是汪东兴,汪东兴说要请示康老,康老就是康生。康生说张闻天的问题他管不了,得直接由毛主席来定。

 

  张闻天提过好几个地方,毛泽东都不同意。他两次提过回北京,第二次毛泽东有了回音:不行!这次是张玉凤把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汪东兴的:张闻天“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以换一地方居住”,嘱交汪办理。汪东兴就领会到了毛泽东的意思。在这之后,张闻天先是提出去上海,上海是他的老家嘛。汪东兴说不行;又提南京,再提西安,都不行。毛泽东对一些党内老人的去处,包括让他们住到什么地方,管得很严。他把今后还可能要使用的人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譬如陈云就安排在河南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以便在有事时随时找来。像张闻天这类人,他是不打算再使用的,那就得离的远远的,不让他到大城市去。特别是张闻天,还当过总书记,地位比较高,毛主席更要管。

 

  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思,只同意张闻天到小城市住。后来张闻天考虑中小城市时,也还是想离上海近一点,于是就提了苏州和无锡。苏州没同意,同意他住到无锡。

 

  无锡的医疗条件反而比肇庆差了。在肇庆时,张闻天因为心脏病发作两次住院抢救。那时广东陆军总医院的一位副院长是心外科专家,两次都把张闻天给治好了。在无锡却没有办法治疗,医生年轻而且技术差,设备连氧气都没有,只能给他吃硝酸甘油。他最后发病时找南京医生来会诊,医生到达时他已在13个小时之前去世了。去世后不准发讣告,连真名都不能说。他的夫人刘英给他送的花圈,写的就是“献给老张同志”。张闻天去世后隔了快两个礼拜,才在地方报纸——江苏《新华日报》上登了一个小方块,写得很简单: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在无锡病故。

 

  刘英一直不甘心。她心里藏着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张闻天的骨灰弄回北京来,另一件事是特别希望把张闻天的一些遗稿拿来出版或在某个适当的会上念给大家听。

 

  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上级同意刘英回北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这下子刘英就“赖着”不走了,一直住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家里,不回无锡了。到胡耀邦当组织部长后才批准她可以回北京居住,分配她住到南沙沟。刘英这时给胡耀邦写了信,对组织部的工作提出意见。胡耀邦收到信后专门跑到南沙沟去看望刘英,要她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他可以帮她解决。刘英当时只具体提出一条要求:希望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出无锡,放进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说,现在骨灰盒还放在无锡一个破房子里的破箱子中,很潮湿,非常不合适。胡耀邦说,那没问题,叫刘英写信。刘英又提出,还应该给张闻天平反,那时她没敢提出开追悼会。

 

  胡耀邦很尊重张闻天。他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的题词中列举了张闻天值得学习的突出优点:“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这确实是对张闻天既真实又颇为形象的概括。但他和张闻天的关系,却没有和刘英深。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胡耀邦和刘英两个人都是青年团的领导,一个是组织部长,一个是宣传部长,但是那个时候刘英比胡耀邦的资格老,实际上管的事还要多一点,还兼着团中央的秘书长,比胡耀邦地位也高一点。所以长征的时候,组织上给刘英配备有一匹马,胡耀邦就没有,只能跟着部队跑。他们两个长期共事,所以关系很密切。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刘英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两个人谈起话来还是很随便的。

 

  刘英给组织部写信,正式提出把张闻天骨灰接回来。组织部批了,但不久又通知刘英,说胡部长叫等一等,先不要声张。为什么呢?因为汪东兴那时还是党的副主席,他批示说:骨灰盒就不要移动了。汪东兴还是坚决执行当年的那一套啊!后来汪东兴势力下去了,刘英再提,胡耀邦说“当然应该!”他派组织部老干局副局长陪刘英到无锡,才把张闻天的骨灰运回北京。后来把骨灰盒送进八宝山安放,胡耀邦是亲自参加的。

 

  凤凰历史:那么张闻天的追悼会是如何举行的,背后发生了哪些故事?

 

  何方:中央本来想只办一个高规格的追悼会:一次性地把彭德怀、张闻天、陶铸等放在一起追悼,由胡耀邦负责,交组织部具体安排。但是张闻天的追悼会后来搞得特殊了一点,是单独开的,原因是陈云提了意见。陈云在收到要为这些人开追悼会的通知后说,张闻天的追悼会他是一定要参加的,让他主持会或者致悼词都可以。这样,张闻天就不能跟彭德怀等一起合办追悼会了。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身体状况还不允许他离开杭州,因此建议张闻天的追悼会晚点举行。中央和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张闻天追悼会就只能单独举行了,和对刘少奇单独举行追悼会的规格一样。在当时,这个规格可说是空前的。

 

  陈云和张闻天不但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一直在政治局共事,而且日本投降后到东北又一起在北满分局共事(陈云是书记张闻天是委员),他们两人的关系比较好,所以陈云对张闻天追悼会的规格进行了干预,并表示希望推迟张闻天追悼会,等他一下。原定71也就是张闻天去世的日子举行,结果等了一两个月,一直到八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才举行。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陈云和邓小平他们两个地位最高。他们两个都参加了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所以按规模也好,按参加人的级别也好, 张闻天当时追悼会的规格都是最高的。

 

  但是在这背后,事情都是由胡耀邦具体负责的,包括开追悼会的请示和催办。胡耀邦不能由自己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来把陈云和邓小平他们两位搬了出来,就一切都好办了。在张闻天问题的处理上,出头露面是陈云和邓小平,在背后起主要作用的也是胡耀邦。

 

 

 

张闻天著作能出版离不开胡耀邦的支持

 

  凤凰历史:张闻天平反后,对他的研究也随之展开,胡耀邦在张闻天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何方: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一直关心并支持张闻天文稿的整理和出版发表工作。到南沙沟去看望刘英时,刘英最后向他提了一下,说张闻天过去写的一些文章现在还在那儿放着,她自己已经七十多岁,做不了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写的东西抓一下,并争取出版。胡耀邦当场就说,那以后都是可以做到的。

 

  张闻天流放广东肇庆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后来就叫“肇庆文稿”。刘英1974年从肇庆回北京参加她弟弟刘彬追悼会时偷偷地把稿子带了回来。她去看王震时,王震让她先把文稿存在他那里。1977年胡乔木和邓力群当了社科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王震就把文稿转交给了他们两个,并要他们出版。胡耀邦曾就发表张闻天文稿的具体事宜发过指示。他在1979627给邓力群写信,对邓拿给他看的几篇张闻天文稿提出了几点意见,赞成送《人民日报》发表。有两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当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为了把张闻天所写的东西系统地做一梳理,看看张闻天文稿中哪些需要整理出版,哪些不需要,哪些还得做些修改,成立了一个小组。

 

  胡耀邦提出,张闻天要开追悼会,就由这个小组来筹备有关的文字性的东西。编辑出版《张闻天选集》和成立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这件事,就是在这个班子的基础上,1979118由胡耀邦批准的。这个小组有相当的规格:邓力群是组长,马洪是副组长,小组成员名单由曾彦修提出,包括我、曾彦修、徐达深等。名单也经过胡耀邦的批准。如果没有胡耀邦,这些事情是搞不起来的。邓小平、陈云支持,那是上面的事,实际的工作还得由耀邦来落实。是胡耀邦把各种具体的事情搞起来的。多年以后刘英说过,正是当年有胡耀邦支持这些条件,那么些张闻天的著作和年谱等等才能得到整理和出版,后来博古的儿女们也想搞他们父亲的文集和年谱等,求刘英帮助,刘英也为他们做了多方努力,包括向中央主要领导人和负责党史研究的杨尚昆反映意见,但都没弄成。

 

 

 

抗大同学多以胡耀邦为学习榜样

 

  凤凰历史:在您眼中,胡耀邦的形象是怎样的?

 

何方:他的形象完全和一个普通青年人一样,很活跃,见人嘻嘻哈哈,什么都谈,很热情,很朴素,没架子。从不搞拉帮结派,和大家都合得来。从当时到现在,胡耀邦一直都是我很佩服很尊重的领导人。我对胡耀邦的这种看法和印象,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也可说是代表“三八式”(指抗日战争后主要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这批干部) 

 

我曾以原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四大队第三支队第五中队学员的身份写过这样几句话:“一九三八年前后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同学都很敬佩当时担任第一大队政委的胡耀邦同志,并多以他为学习榜样。大家认为他特别值得学习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原则立场;二是热爱人民,和百姓打成一片的群众作风;三是如饥似渴的勤奋学习精神。胡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抗大同学的心中,并将得到世代传承。”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中国社会又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凤凰历史: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您认为胡耀邦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何方:耀邦同志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又一次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从领导层看,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胡耀邦。因为这个局面的出现,同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密不可分。胡耀邦以无比宽广的胸怀、无所畏惧的胆略和大刀阔斧的方式,冲破了当时党内存在的重重阻力,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伟业。胡耀邦坚决提出并贯彻解放思想、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路线。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我认为,这三个总书记有相似之处:中共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好分别在他们担任总书记的时期。在延安整风运动初期,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在大会上讲:“我们党生动活泼的局面,一个是大革命时期,一个是抗战初期”。大革命时期是陈独秀当总书记。那时大家开会是可以当面批评他的,他自己也可以再三作检讨。这一点后来谁干?抗战初期是张闻天在管事,连毛泽东都说张闻天是讲民主的“君”。在他们两个之后,就是改革开放时期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代了。我们党那时的很多做法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生硬了,民主也讲得多一点了。正是胡耀邦把这种气氛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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