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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再论和平与发展时代
作者:何方      时间:2018-04-04   来源:《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2期
      〔题注〕由于全文篇幅过长,这里发表的只是第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按标题简介如下。 

二、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世界早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1、依据列宁的时代学说,20世纪划分为两个时代:上半期为战争与革命时代,下半期为和平与发展时代。2、没有认识到时代主题的转换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挫折又成为世界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实证。3、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区别就是同时代结合。(第二部分已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年第3,请参阅。)

 

三、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出和学术界讨论的情况。113年来关于时代问题讨论的回顾。2、回答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批评。3、“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提法的商榷。4、“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能成立,也早已不再提。5、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提法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说“再论”,是因为关于时代问题和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我在过去十多年里曾经反复谈论过不少。现在又“再论”,则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也想趁机会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并作点答辩,希望继续得到批评和指正。

 

 

 

一、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再次证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

 

科索沃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端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在我国引发起一场对国际问题的大讨论。讨论涉及到许多方面,特别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科索沃战争发生以来,人们不时听到和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否需要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作一个根本的改变。”[1]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肯定的答复比较多,也就是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原先的判断和看法而且据此作出的某些重大决策都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这方面的言论一时颇为盛行,造成很大声势,我虽然参加的讨论和阅读的材料有限,但也看到和听到不少。根据个人的理解,下面就这一时期报刊上的言论,分三类各举些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认为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紧张代替了缓和,甚至战争威胁也在接近。例如说,“科索沃战争已超出地区热点问题的范围而带来了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的转折性变化”,“已经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础”,“葬送了已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成果”。有的说,“事实证明,军事力量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未下降”,“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已大大加剧”,“不能说经济是国际关系的重点和各国都把经济安全放在了国家安全的首位”。还有这样的提法,“科索沃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处在两次战争之间”。一些人预计,美国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只是开了个头,并讨论下一个目标在俄罗斯还是中国,还出了一本《下一个目标是谁》的书。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有点动摇,对两大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发生疑问。如说,“过去对和平与发展讲得太多了,阐述和认识上存在过头现象”。惊呼“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说“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空前挑战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冷战后的终结使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空前的不确定性”。总之,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已靠不住,起码不太稳当了。而有些人还干脆否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在这种气氛下,出现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已有人不承认多极化的趋势,更要批评前一段经常提的多极化在加速发展,认为美国强大且发展快,实际上是单极世界,因为“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相反单极阻断了多极化趋势”。至于全球化,由于它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化、美元化或美国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所以不是积极参与,而是要审慎对待。还说有一个“现在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使人对全球化就更害怕了。

 

三是根据以上看法,提出调整或修订既定政策的意见。例如在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方面,就有人提出,多极化既然受阻,促进无望,因此“对付单极世界的方法已不是多极化,而是恢复两极体制”,“恢复两极体制的关键在于恢复大三角关系”。外交上,不少人认为过去对美国(还有日本)的态度太软了,让步过多,应该强硬些,等等。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外开放和国防建设。关于前者,《世界知识》1999年第14期开辟的“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专栏,也许具有一定代表性,编者说是“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对于困境中的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特别是我国经济安全受到的挑战给予了更多的

 

注意”。但我觉得,它还是反映了很多人对全球化的担心和不愿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情绪。如认为外企和外贸是造成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工业无法同它们竞争;“随着外国大公司的进入,国内企业主导行业发展的能力存在被严重削弱的趋势”;“相对于我国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吸收能力而言,外资进入的总量已经不小”。因此提出,“对外开放也要量力而行”,要“坚定不移地保护民族工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一定要考虑民族工业承受国际竞争的能力,与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相适应”,等等。在别的一些文章和发言中,反映出主张不急于参加世贸组织的也不少,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参加对保护民族工业和经济安全不利。

 

再就是谈论战争和战略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出了一批抢手的文章和畅销的书,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反响。例如有一本前不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的名为《超限战——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的书(以大字排印,首次印数即为二万五千余册。而一般学术著作,包括一些国家重点课题,也大多只印三到五千册)就一下走红了。对这本“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的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经政》编辑部适时地举办了一次书评座谈会。这里摘引几位书评者的三言两语,以说明这本书确是代表了谈论战争的一时风尚。据一位会议参加者介绍,本书分析的重点“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战争”,即是“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上的战争”,而他读后的印象却是,“未来战争的恐怖性跃然纸上,我不由得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前途深深地担忧”。另一位虽然认为“《超限战》是一本好书”,但因它“把恐怖主义列为战争的一种选择”,因而担心:“鉴于作者的军人背景和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于是,中国军队会不会采用恐怖主义等非常手段对付美国的威胁,就成了国外强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有的书评者就建议,“对《超限战》的讨论和宣传应有限度”,“宜适可而止”,原因之一是“《超限战》毫无必要地在和平阶段破坏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该书作者在会上发言,也有点吓人,如谈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东南亚一些重灾区国家,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损失绝不亚于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也不亚于科索沃战争中的南联盟。”这是否有点言过其实呢?而索罗斯“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攻击”,其作用是否也有点被夸大?至于说“本•拉登的汽车炸弹”“对美国这等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战略震撼”,“使敌人望而却步”,恐怕也是谈得有点过分。[2]

 

关于加强国防、提高战备,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建议。颇有人主张乘机扩充军备,海空先行,甚至捕捉战机。例如惯于发表惊人之论的一个叫做《战略与管理》的刊物,就接连发表了两篇鼓吹军备竞赛的文章:《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记得相当吓人。“1999,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观察迫使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冲出霸权的封锁,……要么,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因为“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些主权,“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该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争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扩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就是说,不仅要加紧备战,而且要抓住机遇同美国及其大小盟国打一仗。无怪乎与之商榷的一篇文章《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把这说成是“有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终于登台亮相了”。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现在有人公然要加以改变了。理由是“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

 

这类言论实在不胜枚举,而且不但见诸书刊报端,还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连一些出租汽车司机也向并不认识的人打听“会不会打仗”。总之,那一阵造成的舆论气氛很容易给人以战争不可避免甚至很快就会发生的印象。

 

上面举的例子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一方面表达了对美国无端轰炸我驻南使馆的义愤和因此强调要提高警惕的意向,但同时也表明对科索沃战争及其影响确实反应过分,把国际形势的变化估计得太严重了,以致动摇了多年来对世界局势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判断。当然,不同的意见是一直有的,有时还表现得很强烈。但是必须承认,那种过分反应在一个时期的传媒和舆论中几乎是占主导地位的,现在也还有一定的市场,其影响不可忽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包括在振奋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还会激发民族情绪,而情绪总是非理性的,容易发生偏颇和出现极端,对外交政策形成一定干扰。例如当时就有过这样一些议论:抱怨我们在外交上态度太软,主张对西方强硬;不再多提“韬光养晦”,而强调“有所作为”;提出组织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实行“单极之外的力量中心和潜在力量中心的战略联合”,同单极(也就是美国)相抗衡,实际上是要把我们置于“当头”的地位,等等。这种情绪和言论自然会影响到决策,给外交当局形成某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外交的手脚、减弱外交的灵活性。同时还会对外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引起外国对我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例如怀疑中国的政策有变,对外态度强硬了,改革开放政策要收,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等,使我国的形象受到损害。

 

造成这种过分反应,首先是舆论导向。只要回想一下一个时期各种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就明白了。而且基调不断提高,对美揭批层层加码,直到与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甚至还有过之。其次是学术界一些人紧跟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也在加温,分析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论证国际形势出现转折和发生根本变化。这就为当时的舆论导向提供了理论根据,产生了近乎“风助火势,火趁风威”的效应,助长了一时间对科索沃战争影响的过分反应。

 

对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估计现在也还有很大争论。一些同志最近还说科索沃战争标志着国际形势发生了全面、深刻和根本的变化,认为前一时期的舆论反应一点也不过分。当然,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主要指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的认识,不可轻易动摇。因为这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准确表述,从而也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和观察、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与立足点。试想,如果和平与发展果真面临严重挑战、处在了十字路口,那么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的战略计划不就得重新考虑了吗?对和平的严重挑战就只能意味着面临世界大战的威胁,因为局部战争过去就一直存在,其中许多都比科索沃战争的规模大和时间长。现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在准备打世界大战,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也是“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至于发展,世界科技正在突飞猛进,世界经济也正在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恢复正常增长,中国经济仍以较快速度在持续运行。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没有面临停滞、倒退和全面危机。各国仍然把发展经济放在国家战略的首位,国际竞争和斗争的重点也还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又怎么能说发展面临严重挑战,更谈不上走到十字路口。

 

如果是指世界性和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或者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那也是早有的现象,并非科索沃战争所引起。可见,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题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言论只能造成某些思想混乱。

 

但是也不可夸大科索沃战争引起的过分反应的作用。这对群众情绪和某些具体政策的执行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对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的总体估计和根本判断。就是在反应强烈的那一阵,中央领导同志也一直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最近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再次郑重重申三个不变,即“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并说明,“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审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判断。”还说,“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一个完全谈经济的文件中特别谈这些问题并且立即公开发表,看来不是偶然的。对于澄清科索沃战争引起的某些过分反应,对于端正搞乱了的部分群众的思想,把全国人民的认识集中到对形势的根本判断上来,对坚定对百年不变的基本路线的信念,这样重申都是非常需要和极其及时的。同时这也有利于恢复我们的外交声誉和对外形象。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结束和巴尔干形势逐渐趋于平定,国际和国内的舆论都在逐渐降温,一些大谈战争的过火言论都已失去市场,人们从这次的一些过火反应中会进一步领会邓小平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些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原则的深刻含义。

 

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时的国际形势要比现在复杂和严重得多。那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还处于对抗状态。但是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仔细观察和科学分析,并接受了过去判断失误的教训,果断地提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新观点,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搞建设。”因此决定裁军一百万。[3]正是由于有了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他才适时和果断地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决策。

 

又如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六•四”风波后国际上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华逆流,西方大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实行“制裁”,紧接着是东欧剧变和海湾战争,不久苏联完全解体并放弃社会主义选择,一时乌云压城,出现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对时

 

代主题的判断发生动摇,那就可能或者如西方想的那样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者如1957年波匈事件后作出的过分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集中力量反修防修。其后果都不堪设想。这次多亏邓小平掌舵。他不但处变不惊,用他的话说,就是“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这点小风浪吹不倒我们”。[4]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改变,认定“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5]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大机遇”,“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6]的新观点,抓紧了上海的开放,号召“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7]他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8]所以“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南行讲话,最后完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但没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反而在南行讲话的鼓舞和指引下上了一个更大的台阶。

 

比起上述两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来,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变化就要小多了。事实上,科索沃战争只是一场时间较短和规模较小的局部战争,不能同过去许多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相提并论。以往那些规模大得多的战争,尚且没能阻止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不曾改变世界主题的性质,科索沃战争的影响当然就更有限了。它的发生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从进入近代以来,欧洲就一直存在民族自决和欧洲统一两大潮流,又在东欧和巴尔干长期受到抑制,等冷战一结束便一齐喷发出来。[10]巴尔干更成了两大潮流的交汇点,不断发展和日益激化,无论是民族独立的要求还是欧洲一体化趋势都已无法阻挡。但是由于时代不同了,现在有和平与发展两个基本特征的制约,科索沃战争还是被限制在了一定的时间和较小范围内,没有使巴尔干这只火药桶像第一次大战开始那样燃起世界战火。关键就是没有也不会酿成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中俄虽然坚决反对美国和北约对南侵略,但基本上都还限于道义上和政治层面,没有也绝不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卷入。而且战争停止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已逐渐缓和了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避免发生对抗,是时代的要求,因而也是完全符合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的。

 

至于说,科索沃战争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新模式,它可以轻易地(避免人员伤亡)迫使一个弱小对手就范,因而今后会更多地使用这一战式。这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实行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并非第一次,在这之前美国和北约已对波黑的塞尔维亚地区使用过了。这两个地方都具有巴尔干地缘和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在别的地方就不一定敢贸然行事。否则,美国为什么不对称之为“胡作非为国家”使用这一手段呢?在我看来,索马里的教训使美国不敢轻易派出地面部队进行军事干涉,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对这类空中打击也要更加慎重了。至于有人提出,一旦俄罗斯或中国某个地方出了事,美国也可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给予空中打击。这就更有点杞人忧天了。美国连它视为眼中钉的朝鲜和近在咫尺的古巴都不敢动,还敢碰具有核报复能力的大国!除非你先打它,或者严重威胁到它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科索沃战争后,国际形势整体上仍然继续保持缓和的趋势,各国都更加重视经济问题,世界经济也出现复苏和提高增长的势头。所以总起来说,科索沃战争不但没有使和平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处于十字路口,而且再次证实这两大世界主题在我们所处时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的稳定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这点,现在人们也许会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些,而不致继续为一时的舆论过分反应所迷惑。

 

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国际问题大讨论,特别是一些过分反应,说明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和领会。因此,开展关于时代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释和发挥邓小平理论时很强调时代问题,多处提到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时代潮流等概念,如“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等等。但是由于后来在这方面缺乏深入广泛的学习与讨论,所以人们连一些重要名词如时代、时代特征、世界主题等都弄不清,也就很难领会有关的精神实质了,以致看到有人长篇大论地谈时代,却总是说不清,还前后矛盾,出现常识性差错。对时代问题研究和讨论不够,很可能是造成这次对国际变化作出过分反应和动摇基本判断的原因之一。

 

其实,学术界一直就有主张开展时代问题学习和讨论的呼声,认为这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认识国内外形势和领会与掌握党的路线的重要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工作会议提出的近期研究规划中,第一项就是“从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角度深入认识邓小平理论”[11]只是不知现在研究的成果如何。另外,在此之前,于光远同志已一再呼吁“对时代问题认真进行研究,开展讨论”。他在1998917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第10届年会写的论文《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中还具体提出:“我希望2002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第16次代表大会时,能把时代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提出来讨论和解决。”因此建议:“我们的工作需要紧张地进行。”

 

不过也应明确,我们要研究和讨论的时代问题,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即列宁创立并为国际共运近百年来一直尊奉的时代学说,而不是其他含义的时代。因为时代是个使用极泛的概念,可以有无数种提法,如果不明确它的内涵和外延,就缺乏共同语言,也就很难讨论起来。例如一方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否已经过时,现在所处是否和平与发展时代,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是和平与发展或者别的;另一方提出的却是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大调整时代,以至后冷战时代等。这也很难谈到一块。当然,对列宁的时代学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需要讨论。但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却要硬说成是经典作家的意见,同样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在讨论时代问题时还有个普及问题,就是弄清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特征。

 

这次国际问题大讨论还说明,和平与发展不是讲多了,而是讲少了,讲得不深不透,因而才使许多人不大了解时代主题,稍有风吹草动就对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表现动摇。上引《战略与管理》那篇文章[12],更以唬人的口吻,不顾前后矛盾地说,“现实告诉我们:历史留给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惊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这就不仅是动摇,而是对我们国家据以制定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的对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完全失去信心和表示反对了。这当然不是什么小问题,而是更加证明,必须进一步开展有关时代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大力提高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认识。

 


 

[1]《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5页。

 
 
 

[2]有关书评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11期。

 
 
 

[3] 《邓小理思想年谱》,302页。

 
 
 

[4] 《邓小平文选》,3,359页。

 
 
 

[5]同上书,353页。

 
 
 

[6]同上书,369页。

 
 
 

[7]同上书,375页。

 
 
 

[8]同上书,354页。

 
 
 

[9]同上书,375377页。

 
 
 

[10]参阅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45,东方出版中心19993月版。

 
 
 

[11]新华社1998114报道

 
 
 

[12] 《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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