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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敏:老革命底色下的反思
作者:      时间:2018-04-03   来源:
   

何方走得迅速,走得安详。他是带着对生活的深深眷恋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似乎不无预感。在去世前的一两个月里,他对我们一家三代,对他已经去世五六十年的母亲、姐姐和几个月前去世但他并不知情的弟弟,流露出过去难得表而出之的浓浓依恋和怀念之情,做出了多种有形无形的交代。

 

何方应该觉得,他走得并无遗憾。他读书、写作和思考几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两个月叫我帮他买来新出版的谈王阳明和梁漱溟的书,说是要翻翻。去世前的几天还在继续修改他最后一本书稿,并最终敲定书题。他一直头脑清楚,生活正常,喜欢开开玩笑的老习惯也保持到了最后。许多朋友劝慰我说,这是好人最后得的好报。

 

我的思绪至今还比较纷乱。此时写他,还是不知从何说起。这里就谈谈他的老党员老革命本色吧!何方不止一次说,我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他。有可能。他要是看到我写下的这些,还不知会对里面多少说法不以为然呢。

 

何方是个党龄已有78年之长的老党员老革命。这是他一生最在乎的身份和底色。这个底色有他自己的内涵。他所信所忠所爱的党,是延安整风前那个时期的党。这一点,他一生未变。因为党所追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理想,那时曾得到过生动体现。

 

他晚年回顾一生时喜欢说,回想起来,他这辈子竟不知快乐为何物。他一生坎坷,快乐时光确实不多。但是,从抵达延安时起到延安整风前的那三四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对这一段,他有着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整风前的延安人延安事,他平时最津津乐道。连他晚年纪念胡耀邦和李昭同志,也都从抗大生活说起。他崇敬胡耀邦,正是觉得在他的身上,不仅体现还大为发展了那个时期党的各种优良传统。他曾写文章,说党在历史上有过三段生动活泼时期,先后出现在陈独秀、张闻天和胡耀邦当总书记任内。

 

何方认为,党执政后应该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并发扬延安整风前那种民主平等自由作风。如果说延安整风后的党是适应暴力夺权需要的,那么,共和国成立后的党,就得按执政前郑重许诺过的那样,回到整风前的那个样子。结果是没有。党一直沿着整风运动定下来的那一套路数走了下来,共和国成立后更是越走越远。他在《党史笔记》里曾说,延安整风在政治上对全党全国的影响当以百年计。当时有老同志说,这未免也太长了吧?何方最近又有新说:现在看来百年还不一定打得住!他研究党史,重点就是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何方身上具有“三八式”一代人的许多共同性。这代人构成了党内知识文化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都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坚决参加革命,是为抗日,同样也是为打倒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政府,在中国实现民主平等自由。

 

在“三八式”一代中,不乏当年对民主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同日后个人政治实践脱节的现象。譬如蒋南翔当年曾上书直言,批评延安抢救运动。可在他当清华大学校长后,却决不让学生们继承老几代清华人身上具备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教育方针一变而为只要学生“听话”、“出活”(清华校友杨继绳语)。曾彦修老在给何方写的一封信里说,不让“三八式”一代在党内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是“党的重大不幸”,“中共的一大悲剧”。曾老又指出,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如果‘一二九’、‘三八式’一代果真当权了,也跑不出马恩列斯一套。因为党的模式已由斯大林定型化。”

 

何方参加革命后,绝大部分时间做的都是文字工作。在民主平等自由问题上,没有得到过政治实践的考验机会。但有一点很明确,他从未把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独裁专制等同起来。不认为因为夺权胜利,党就可以为所欲为,垄断国家的一切。他反对打江山坐江山思想,用马上得天下的一套来治天下。1989年“风波”后李慎之挨批判,一位红二代领导说他:吃共产党的饭还骂共产党!何方知道后对李慎之说:你就该当场把他顶回去!告诉他,没有包括你我在内这些老家伙们当年的艰苦奋斗,你哪儿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何方担任行政领导,从来都是当个管理者,凡事亲力亲为,不是当官。他和在他领导下同事的关系往往比和领导他的同事关系更融洽,更合得来。他一贯说话随随便便,没大没小。在驻苏联使馆,他因此遭到过一位参赞的上纲批评,却引出张闻天对他的评语:何方这个人比较直爽,没有什么心计,不搞两面派,简直像个调皮的中学生。不过,在处理人和事的个人作风上,何方在民主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这同他的性格和出身环境分不开。                      

 

青壮年时期的何方和其他“三八”式同志一样,都真诚服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崇拜革命导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外交部五七干校,中后期有许多时间可以用来读书。何方再次系统研读从家里带去的成套马列著作。我读马列书本来就少,还读不大进去。何方当时专门为我写过一篇简明介绍 《资本论》基本观点,长达近两万字的笔记,想帮我开窍。他称道马克思“怀疑一切”的为学之道,同情弱者的思想情怀。对毛泽东写的诗词文章佩服之至。一知道毛泽东读了什么古书古文,立即找出反复捧读。

 

何方长时间都是把自己同党、同革命化为一体的。

 

我对何方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老八路是真能为革命拼命的。那是在1950年冬,外交部和全国各单位一样,掀起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热潮。章汉夫副部长在外交部老部东楼大礼堂主持大会,大家争先恐后上台报名。只有何方与众不同,特别招眼。他没着制服,穿黑棉袄黑棉裤,戴翻毛黑棉帽。他一路嚷嚷着“我报名,我报名”,大步流星跑到麦克风前,讲了一段比谁都长的话。据张培森记录,何方19981229对他说:“抗美援朝打起来后,讨论了多次,我都参加了。还有一次是报名。我上去报了名,讲了一通,表示我去抗美援朝,条件比你们谁都优越。因为我是从安东来的,那里就在朝鲜边儿上。他们都笑话我像个小孩,说何某人简单幼稚。”当时他那一身东北老乡打扮,那一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派头,引起全场哄笑。

 

我有海外关系。父亲宋作楠1948年被民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派到台湾去当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协理。和我结婚,何方需要向张闻天报告。第一次到张闻天家,张闻天一见我就笑眯眯地说:“哦,你的父亲在台湾?”可见张闻天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婚姻障碍,却重视这个问题。大概是为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何方对我说过一句话:同他结合,就是同党、同革命结下了血缘关系。

 

每当我向何方提出有关对党的认识问题时,他都会对我进行正统教育。驻苏联使馆支部通知我可以写入党申请报告后,问他对党的认识该怎么写?他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伟大,光荣,正确”。问他党现在的一些说法做法怎么和过去的不一样了?他说:你怎么能用党今天的政策去解释过去的政策?一切都得看时间地点条件嘛!我们共产党讲的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

 

何方看不惯党内存在的弄虚作假、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作风,和利用特权谋私利现象。他同情弱者,喜欢打抱不平。看到他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总会忍不住提出意见和批评。往往从“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头,话有时说的挺难听。他说,当个老共,就应该如此。

 

他对党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因为自己长期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而改变。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挨批,他没二话,一切都以毛泽东之是为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送给张闻天五个字——“狭高空怯私”。何方在自己的交代和检查中原样照搬,直接套用到自己头上。和我谈起来,他认为自己的确就是“狭高空怯私”。

 

1962年他在受甄别时对外交部党委要给他留尾巴不服,长时间据理力争。因为,这时他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认识已和1959年受批判时大不相同。他已经做不到像上次那样照单全收,配合和服从审查了。他坚持讲他的理,就是姬鹏飞亲自出面劝说也不行。最后,他成了那次外交部所有被甄别人员中态度最差的一个。他明知也准备接受这样做所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文革”一开始,他很快就被外交部党委抛了出来,从此进入“牛鬼蛇神”行列。他很是听话,“红卫兵”、“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还都认真努力干。包括在干校自己找体力劳动活儿做,竟然成了个像模像样的木匠。这有他保留至今的木工成品为证。他用硬木刻成的多个刨子,如今陈列在家中书柜里。所做的带靠背小木椅至今还在使用。他做的三张角度可变的竹木躺椅和好几个樟木箱子,则早就从干校先后托人带回北京,送给了他的延安好友,和帮助过在京无人照管两个儿子的老师和友人。

 

最初他很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兴奋了一阵。他特别拥护毛泽东反对官僚特权,让群众得到写大字报提意见的机会。他在“文革”中对部领导和一些大使的揭发,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的以公谋私行为,譬如让外交信使从国外为他们自己或受托给别人带东西回国。(他在今年6月的一次录像访谈中谈到当年一位高层领导夫人通过信使給她带高跟鞋的往事,就像当年一样地义愤填膺。说他当场就提出,应该把信使带的所有个人用品都拿出来,展览展览!这是他此生倒数第二次接受访谈。)他看到不少高级干部或退出部分住房,或把较大的住房换为较小的住房,觉得这次是来真的了。他从自身做起,辞退保姆,取出存款帮助穷朋友,做好以后长期下基层去工作和生活的准备。他也很满意中央文件一下子就能捅到大街上,说,以后就是听不到中央文件的内部传达也不怕了。他曾领着我和两个儿子,在家里做过几次“晚汇报”,从高呼“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开始。何方这个人从不做作,他是真诚的。就连外交部抓“五一六”,因为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一开始还真以为是有这么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尽管他在延安已有过被错抓成特务的经历。

 

只有被开除党籍,他不仅不服,而且愤怒,决心抗争到底。当然,采取的形式是苦苦哀求。从被开除之日起,他就开始给外交部党委领导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和军代表写信,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落脚点都是请求留在党内。每过一段时间就写一封,前前后后也不知一共写了多少封。当然,封封石沉大海。他说,他没有“感动上帝”的意思,但是只要活一天,就要不断写下去,至死方休。

 

在外交部复查组1979年给他平反的过程中,何方和1962年受甄别时一样,对部党委想给他留尾巴的做法再次据理力争,这次更是寸步不让。最后终于得到 部党委承认过去对何方的处理“是不对的”平反结论。何方得到彻底平反,再次成为外交部的孤例。当然,这次是有胡耀邦在全国范围主持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大背景在。黄华已取代原部党委在外交部主事,则是何方的平反阻力最后得以消除的直接因素。

 

近年来参加一些聚会,有时会听到个别老同志发出激愤之语:党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退党!每当听到这样的表示,何方一定会出来反对。话是这样说的:你要退,得先准备退掉你住的房子,断掉你的医疗关系。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党。

 

何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非常在意党怎样看待他。20165月,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对他作“函询”调查,限期要他说明被举报的三大问题:“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否定建国后头三十年建设成就”。何方按期交出答复,不仅加以辩驳,还对“函询”做法本身提出意见。对这件事,他表面上显得不大在乎,实际上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一天夜间,他竟然行为举止反常,半夜起床到处翻找安眠药吃。我闻声到他的卧室去阻止。他一见我就大兴问罪之师,整整一夜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的一片纸(指他对“函询”的答复),怎么就给弄到了网上?你是要把我整死啊?两人都一夜无眠。

 

到晚年,何方的思想来了个飞跃。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醒,对问题也想得越来越透。经过不断反思,他对毛泽东对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认识。

 

思想观念所以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同他进行反思时,不回避自己在党内生活经历中的错误行为和错误认识分不开。

 

他说,他一生犯的两大政治错误,一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二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张闻天。两件事都不仅违背他的本性,揭发张闻天,更伤害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可敬老师长、老领导。“文革”结束,1978年何方见到了一别近二十年的刘英同志,十分愧疚地向她检讨当年对张闻天的揭发。后来又了解到当时张闻天对他有过伤心失望表示。萧扬告诉何方,张闻天听说他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站出来揭发了,说不知道何方他们都(瞎)说了些什么;船要沉了,都要溜了。刘英告诉邓力群,张闻天知道何方揭发后,心里凉了半截。邓力群本人也跟何方的一位延安老友说过,何方对张闻天的做法不对。何方本来就深深自疚,听到这些,越发不能原谅自己

 

这种无法摆脱的自疚自责成为他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原动力。他从厘清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真实领导地位开始,联系自己在抢救运动中的遭遇解剖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从中得出了对毛泽东的新认识。

 

何方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

 

入党伊始,何方就发现党内存在着一些他当时就觉得很怪的现象。诸如竟然还存在专门监视党员思想活动的秘密党员。对王实味的文章,大家几乎一夜间就从支持变成反对。更不用说也弄到他自己头上的延安抢救运动的荒诞了。共和国成立后,对于1959年前发动的各种大小政治运动,他既非当事人,也基本上没有参与,但深知其中怪问题怪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连扫盲运动都会死人。当上张闻天助手,可以读到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机密文件,对党内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知道得就更多也更具体了。但对所有这些,长时间他都是见怪不怪,有时还当作笑话来听来谈,没想过去探究个所以然。何况当时他的主业又是国际和外交问题研究。

 

1960年在安徽亲见大批饿死人现象,是他在认识上发生大转变的开始。他感觉毛泽东和党在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党怎能忍心让自己一向依靠和信赖的农民成批地去饿死?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怎么样也解释不通。

 

也就是从这时起,即使他的处境一直极差,他也开始关注起过去没有上心去想过的问题,重新思考他过去曾经认定没错或视而不见的一切。譬如延安整风运动给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定下了固定模式而贻害无穷的看法,那时就已经产生。在忍不住时他会对我嘟噜几句。如说,抓“五一六”和延安抢救运动抓特务简直一模一样;《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唱人民大救星,岂不自相矛盾,等等。只是我那时最怕何方错上加错,总是制止他胡想乱说。话不投机,他当时没法儿也不敢和我多说什么。

 

“文革”后,何方重新操起国际问题研究旧业,他把主要精力投了进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刘英的主持推动和胡耀邦的具体支持下,围绕张闻天在党内历史地位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开张。何方不仅自己研究,还参与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相关工作的领导。两方面研究齐头并进,何方研究党史国史,越来越从世界眼光观察一切。

 

把党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和世界、自己所学所信的理论和实际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思考和研究的结果,使何方在年近八十时开始逐步形成一套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世界比较下,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的建设是停滞是倒退,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对时代问题的判断错误;在中国所以竟能出现和平时期饿死三四千万人这样的大惨剧,接着又在全国造成摧残生命、掠夺财物、毁灭文化的“文革”大灾难,关键在于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确立的领袖独裁党国体制加上毛泽东创造的一切靠发动政治运动解决问题的中共特色;中国要改弦更张,跟上世界潮流,早日实现民主宪政,必须从重新认识和研究毛泽东开始。

 

这一套最后形成于何方从年近九十到去世这段期间。

 

何方晚年的研究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的有利政治环境。

 

对外开放要求必须彻底放弃外交工作以国际阶级斗争也就是以世界革命为纲的路线。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更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问题研究出现过一段空前活跃时期。在这个领域,当时上上下下都开始解放思想,讲求实事求是。中央和研究界之间有沟通有交流。研究者畅所欲言的空间较大,重要研究成果能够得到中央的重视乃至采纳。在这方面,胡耀邦和赵紫阳都非常突出。

 

何方的晚年反思,一开始就从诸多老同志和比他年轻许多的文史学者的思考和著述中不断得到重要启发和帮助。老同志们的言谈、文论和对他文章提出的意见弥足珍贵,特别是刘英和他的无数次谈话。《党史笔记》一书的注释,征引旁人发现的重要史料和研究成果数量很大,其中许多都出自中青年学者。高华和杨奎松的著述是他引用相对最多的两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领域,李一氓和宦乡对他的帮助很大,李一氓更是他的恩师。沈志华辛苦收集的苏联解密档案资料和本人著作,既印证了他早已形成的一些看法,更给了他不少新的启示。国际问题研究界一大批中青年才俊的著述也是这样。

 

何方的朋友圈子一向比较小,长时间主要是他的延安老同学、外交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交往,何方又一向不大主动。离休后,通过丁东等热心朋友们的主动联络,何方的朋友圈得以迅速扩大。这使他晚年生活得比青壮年时期要丰富多彩得多。他获得了宝贵的友谊,新的快乐。这成为提高他写作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朋友们为他提供了参加多种思想交流活动的机会,督促鼓励他写作,给他写出来的东西提意见,还在发表、出版和推介上多方给予具体帮助。在告别何方时,有那么多老少朋友们光临,有的还流下热泪!我深受感动!在此,让我向朋友们表示我们全家的深深感谢! 

   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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