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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 刘志光:访问“世纪和平老人”何方
作者:      时间:2018-04-03   来源:
   

2017104日惊闻何方先生逝世。在十一假日期间,我们各自从青岛和秦皇岛回到北京。108日上午,我们到协和医院送别何方先生。我们送了挽辞:改革开放立足和平时代,社会发展基于历史真相。何方先生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推动者和见证人。他对胡耀邦在和平发展问题上的思考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讲,对和平发展时代的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原则”。我们在80年代研究和平运动与和平文化,与何方先生的研究和主张相一致。以下记载了我们于201425日去何方先生家中访问的内容。现提供给各位,也算是对这位“世纪和平老人”的追思与怀念吧!】

 

 

 

201425(农历正月初六)上午我们和程宏在姚监复的陪同下驱车去顺义拜访一位“世纪和平老人”何方。之所以要拜访何方,是源自内心的一个情结。在上世纪80年代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和平问题,而且是作为独立研究者在思考人类和平的希望。最近几年,老是听说何方在和平与外交政策方面做过很多工作,随着他将张闻天当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披露出来,何方本人在和平研究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最近这些年,我们把“两头真”的老人叫做“世纪老人”,何方显然是一位“世纪老人”,更是一位“世纪和平老人”。

 

何方住在位于万科花园的一幢普通住宅楼,何方和他夫人宋以敏接待了我们。何方今年92岁了,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头脑还清楚,思维很敏捷,语言交流能力很好。何方客厅书橱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著作,展示了何方先生笔耕不辍的思想成果电视柜上摆放着何方先生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彰显了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墙上挂了几幅字画,其中一幅为“仁者寿”,与何方先生的为人处事风格很吻合,也象征着和平研究成果在他身上的体现。

 

 

 

谈话,从和平研究开始

 

坐定后,王德禄首先向何方谈起了和平问题研究经历。他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因为奥本海默反对使用原子弹,这段历史很吸引人。大学毕业后,王德禄专门研究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运动,进而研究“核和平”问题。我他的研究是基于良知和对和平的渴望,与官方没有关系。官方在1986年世界和平年筹备召开和平研究学术会议,由于国内和平研究者较少,科学院把他调入北京,为这次会议准备稿件。为此,还专门还拜见过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何方听后把王德禄夸奖了一番。

 

王德禄说:我最近才知道你在研究和平方面的贡献。何方说:我在和平问题的研究上是有些不同看法的,我的观点主要是,二战以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不可能再发生世界大战与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因为世界已从上半世纪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进入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 

 

何方后来又谈了他的主要看法,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两个时代。头半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民族民主革命(延续到下半期)推倒了殖民主义体系,一百多个国家获得独立。后半期就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了。何方说,我们在建国后头30年一直以备战为国策,还时刻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就是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一重要变化,认为世界总是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从而耽误了二战后世界发展的一段黄金时代,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国家受到巨大损失,人民遭遇严重苦难。

 

 

 

二、日本的对外侵略属于民族犯罪

 

王德禄向何方提问日本人为什么不断折腾?何方对此先讲了两点日本所处的环境:一是日本属于单一民族,二是岛国意识。日本至今不承认为他们是民族犯罪。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如毛泽东也认为日本的二战罪行只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开脱了日本的民族犯罪。而德国在二战后全民族都认识到在希特勒的对外侵略中,整个德意志民族也有一定责任。日本则相反,从统治集团起,连对外侵略都不痛快承认,更谈不上犯罪了。照马克思的说法,统治集团的意识就成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为什么二战后德国人老老实实,日本人大多不太老实呢?就是因为德国人民认识到并且承担起民族犯罪的责任,所以战败后领土被割去了三分之一,他们也不闹腾。日本固有领土根本未动,只是归还了侵略夺取的外国领土,但却和所有邻国闹领土问题,要中国钓鱼岛、韩国的独岛、俄国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王德禄征求何方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宋以敏说:在研究和平问题特别是中日关系方面,多数有名望的、有水平的人都谢世了,现在何方一类存世的人也都边缘化了。现在在中日关系方面,军方的话语权更大,甚至超过外交部的声音。

 

 

 

三、中国和平与发展国策的历史演进

 

何方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为了让他休息一下,我们开始请宋以敏谈谈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国策问题。刘志光说:看到宋老师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胡耀邦外交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宋以敏回答说:我长期在外交部新闻司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工作,但从未涉足理论和党史研究领域。离休后为何方的写作做一点辅助工作,这篇文章则是因深有所感而写的,其中有关时代问题的论述接受了何方的观点。

 

宋以敏介绍:胡耀邦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毛泽东“一条线”战略开始的,在这一点上胡耀邦走在了邓小平的前面。过程是这样的——文革刚结束时,邓小平完全坚持毛泽东那一套,还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苏联是战争主要策源地,我国的主要敌人。而胡耀邦明确指出,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不合实际。他还努力扭转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胡耀邦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倡全世界加强合作和交流,提出用发展代替革命。1984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冷静地判断世界形势,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也在这个时候,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外援数量从占财政支出最高的7%减少到1%。这是了不得的变化,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开放,开始融入世界。

 

何方1980年代中期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这个观点受到了陈云的批评,邓力群还组织会议进行讨论和批判。何方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主张的革命外交,另外一条是张闻天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两条路线的分歧,关键在于中国革命成功了以后,外交到底是为什么服务?是为世界革命服务,还是为国家建设服务。

 

刘志光说:我和王德禄是大学同学,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平问题,我在80年代写过一本书叫《东方和平主义》,就是想对中国文化做个界定,王德禄研究的是原子弹社会史,后来研究科技史和核和平。

 

我们在美国见过傅高义,最近在长城所召开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座谈会”上有人阐述时代问题,提到何方、李一氓的和平思想在80年代受到左派的攻击,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李一氓是“拨乱反正”的先驱,他在文革当中就能抓住关键问题提一些看法,比如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划分不是客观世界的划分而是主观世界的划分,80年代,邓小平当曾面抱怨;“你这个李一氓呀!”

 

王德禄在《邓小平时代》座谈会的发言中提出: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是胡耀邦、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新技术革命是时代的方向。

 

据何方介绍,张闻天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尽管张闻天当时没有明确分析《帝国主义论》过时,但是他看到世界大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已经接近对时代特征的看法。在毛泽东时代,张闻天能够提出外交政策的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已经很不简单了。

 

何方认为胡耀邦的和平发展思想,是清醒的,是独立思考过的。胡耀邦的和平发展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是受谁的影响?胡有他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感受在里头,但是和张闻天的思想相通。

 

在与何方讨论后,我们感到以和平与发展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第一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一切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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