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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孝文:何方跟随张闻天的日子
作者:胡孝文      时间:2018-04-03   来源:《同舟共进》
   

  前两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引人关注。作者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党史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现年91岁高龄的何方先生。

 

  作为“三八”式的延安老革命,何方跟随张闻天十多年,由延安至东北,再到驻苏使馆,然后回外交部,做了张闻天最为得力的“秘书”。可以说,是张闻天影响了他,成就了他,丰富了他。他也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牵连,蒙冤长达20(1959~1978)。平反后,他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与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为中国对世界局势的研判以及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开启作出了卓越贡献。1999年离休后,已近八十高龄的何老转入党史研究,特别是对张闻天的研究。可以说,“张闻天”三个字,是何老一生不可忽略的生活背景或精神底色。

 

延安:初识张闻天

 

  何方与张闻天初次见面,是在19414月延安整风前夕。当时,何方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的约谈。何方回忆说,“那是在张闻天所住杨家岭的窑洞里,刘英(张闻天夫人——编者注)当时也在座。他问我答,谈了一个上午,他还一直仔细做着记录。中午,我被留下吃饭。他们是小灶,每人有四个小馒头。他们知道我是大灶,只吃小米,所以就把馒头全部让给我,自己去吃小米饭”。这次接触,张闻天给何方留下难忘的印象。

 

  何方与张闻天真正的交往与接触,在他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后被派赴东北,特别是1949年在安东(现丹东)工作以后。当时,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何方则是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受张闻天直接领导。那时张闻天尚不满50岁,工作精力充沛且老练成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全省工作完成从战争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全面转变,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和主张对全国也有影响。何方回忆, “闻天、刘英同志有个习惯,总是晚饭后要出来散步,往往走到我所住小楼的门外,喊一声‘何方,散步去!’于是我就下楼来同他们一起遛大街……每次遇到,总是要问最近上书店去没有,看到有什么新书或好文章,然后再就有兴趣的问题谈起来……”

 

  可是,正当张闻天在辽东小试身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50119日晚,人们从广播中听到张闻天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消息。成立这个代表团是准备在苏联支持下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发布任命的时候,毛泽东尚在莫斯科访问。据程中原的《张闻天传》记载,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17日凌晨1得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紧急约见之后,13日晚10点致电北京的刘少奇,告以此议,提出“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这时的周恩来正乘火车在赴莫斯科途中。刘少奇经商量后提名章汉夫为首席代表人选。毛泽东后与周恩来商量,觉得章资望不够,可做副手,首席代表以张闻天担任为宜。

 

  毛主席的这一想法并没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就当即对外公布。当张闻天从广播中得知这一任命时,赶紧向刘少奇提出可否另换人,但未被采纳。去北京前,张闻天找到了何方,希望同去联合国,“说我会写点文章,又懂俄文,做外交工作比较合适”。就这样,何方从地方调到了外交部,成为即将派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最终使得中国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团的计划流产。由于联合国去不成,中央对张闻天的工作另作了安排,要么去苏联当大使,接替多病的王稼祥;要么到计划成立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当主任,主管后来中联部、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机构。张闻天选择了前者,要求何方随行。张闻天就这样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做了个授权有限的驻外大使。何方说,这在我国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空前绝后的。

 

莫斯科:随张闻天履新

 

 1 9 5 14月,何方随张闻天到莫斯科履新。在驻苏使馆,张闻天把研究工作摆到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他任职以后,只增设了以何方为主任的研究室。研究室的设置,在驻外使馆甚至整个外交系统都没有先例。据张闻天的政治秘书萧扬在《世界知识》上写文章回忆,张闻天曾向外交部提出,研究与报道驻在国的情况及其对外关系(国际问题包括在内),是驻外使馆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馆研究室的主任,何方一直工作到19554月奉调回国,才卸下这副担子。

 

  何方回忆,“研究室一成立就来了个开门红,一炮打响。筹建不到两个月,就在张闻天的直接指导下,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的文章,用研究室调研报告的形式送回国内。没想到,这第一期调研报告在外交部和中央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和高度重视。这个文件是通过信使带回国的,三转两转走了一个礼拜。外交部和周总理看过以后,立即打电报来说:以后这类问题,必须用电报及时发回,不能让信使带,免得耽误时机”。

 

  何方感觉,张闻天的风格与前任大使王稼祥不同。由于使馆工作比较单调,而且远离祖国,寂寞、想家是常有的事。王稼祥“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还说过一个使馆有四个人够一桌麻将就行了这样的话”。但张闻天到使馆后,不但“动员大家学理论、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世界地理和历史,学文化和俄文……还组织各单位了解和研究与本职工作有关的苏联这方面的情况,如领事部就要研究国际公法和私法、驻在国涉及领事业务的法律规定、侨民情况等,还要分别写出研究报告。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再感到没事可干了,还越学越有兴趣,又都喊起忙来了”。

 

  在何方的印象中,张闻天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何方回忆,“张闻天没什么特别嗜好,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读书和写文章,因此喜欢逛书店。由于刘英喜欢逛商店,不喜欢去书店,所以张闻天逛书店就往往拉上我。只要是星期天没别的安排,他就会叫我,说声‘何方,走,上书店!’我们就出发了。”

 

  张闻天买书主要侧重经济方面,何方后来才知道,这是张闻天为回国改行搞经济建设做准备。19533月,何方随他回国述职。其间,张闻天还向中央和外交部提了个建议——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到各地看一看,了解一下国内各方面情况,使外交工作不致脱离国内实际,也好向外国宣传我们。周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日内瓦:张闻天的“担心”

 

  在驻苏使馆,何方跟张闻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主要工作是为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总理起草发言稿。对新中国而言,日内瓦会议是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代表团人数多,故分住两处,一处是郊区的别墅。何方回忆,那时候由于技术差,别墅进驻前先请苏联人帮助查了一查。结果从墙上、电话里还有其他什么地方,查出了几十个窃听器!大家紧张得不行。怎么办呢?“经总理同意:开会时,一是把洗澡间里的水龙头打开,不断放水,让水哗哗地流着响;再一个办法是把收音机打开。这样搞了几天,弄得连自己人说话都听不清楚了。于是总理就说,算了,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这才不放洗澡水,也不放收音机了。但白天开会或几个人谈问题,还是尽量到室外草坪上去。”

 

  周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给何方印象深刻——“他习惯在晚上工作,我们就经常是工作到凌晨,不是起草和修改发言稿,就是研究问题”。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有时迫使一些参加起草文件的人“临阵脱逃”。“晚上在总理那儿研究修改发言稿或其他材料,经常参加的有乔冠华、陈家康、宦乡和我。到了后半夜,不是陈家康就是乔冠华,有点顶不住了,总会趁总理聚精会神改稿子的时候,捅一下我,悄悄说声他有点头晕,就偷着溜了。过一阵,总理抬起头一看,问:家康(或老乔)?我就会为他们圆谎说,他有点头晕,让我给他请假。总理说声‘这个家康!’也就完了。有几次只剩下了宦乡和我。”

 

  何方还帮总理做些跑腿的工作,还敢于提点意见。这时,张闻天有点担心了。“有一次他就对我说,看样子,总理好像对你很有兴趣,很信任你,也很愿意多使唤你。” 总之,是怕总理把何方调走,所以“就很果断地不让我继续参加第二阶段那十多天的会了”。

 

  其实,张闻天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张闻天奉调回国不久,回到外交部新闻司上班的宋以敏(何方的夫人)来信说,司长龚澎告诉她,总理想把何方要到总理办公室去。

 

外交部:上了张闻天的“特别快车”

 

  张闻天回外交部当了个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外长主持常务工作。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外交部工作很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除了改进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工作之外,张闻天还把驻苏使馆立足研究的那一套搬了回来,并在各地区业务司专设研究小组,还在部里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抓干部的培训与学习。何方认为,张闻天做事不像一些人那样萧规曹随,按部就班。他具有开创意识,这也许与他当过总书记和中央领导有关。

 

  张闻天回国时,何方还留在驻苏使馆。由于身边缺少“用起来方便的人”, 195523月,张闻天连续来电报催何方赶快回部,最后一次还规定,让何方乘飞机,一刻也不许耽搁。就这样,何方在张闻天回国后的两个多月又来到了外交部,做了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工作到庐山会议张闻天被打倒的1959年。何方回顾这五年时写道:“()可算得上我这一辈子工作最紧张的五年。如果以时间为单位平均计算,也是写文章字数最多的五年。因此恰当一点说,不是上了张闻天的‘贼船’,而是上了他的‘特别快车’。”

 

  何方回忆,他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但他的主要工作也不归办公厅管,而是由张闻天直接指挥。张闻天的目的是要何方帮他在外交部文件方面把关。“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政治局的、书记处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说外交部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的(其余就被我给精简了),对有些文电还在旁边批注点个人看法或处理意见。”“凡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该修改的就修改……实际上使我处于把头道关的地位。所以1959年批斗我时,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就说,何方真霸道,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何方认为,张闻天总还想做更多的事,“虽然只当了个副部长,但要尽量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做一些勉强沾点边实际上还是超出外交部管辖范围的事,如开拓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涉及全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宣传教育(包括大学的课程设置)、倡导对外学术交流,等等。这里面好多事,也是要我动手或跑腿的。”

 

  何方跟随张闻天的日子,因1959年庐山会议而中止。因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问题,并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成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罢官,直到1976年被迫害致死。作为张闻天有实无名的“秘书”,何方自然无可避免地卷入冤案之中,从此煎熬了20年。

 

 (作者系资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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