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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欢乐与清贫——我的延安生活
作者:何方      时间:2018-04-03   来源: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度过的。所以,我一直把抗大生活看成延安生活的缩影,谈延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主要拿抗大作依据的。

 

整风抢救运动前的延安,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一方面是紧张热烈的学习,一方面是欢乐而又清贫的生活。

 

 

 

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

 

抗大学员的津贴,是一个月二块钱。在陕甘宁边区,主要流通"边币",但也还用银元。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自己印制的,在相当一段时期都和国民党的法币等价。在蟠龙的时候,边币实在周转不开,我们的司务长就自己拿张纸条子,上面写上二毛或一毛,然后把私人图章一盖,到抗大合作社也能买东西。我就用过两次。那时候人都比较老实,胡作非为的人不多。

 

一块钱的津贴,只够买点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国民党加紧封锁后,牙刷、牙粉也买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盐水刷牙。有好几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鬓做的。那个时候的牙刷不像现在的牙刷,现在的牙刷一开始人们叫"玻璃牙刷",没窟窿眼。我们那时的牙刷背面都有几排窟窿眼。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

 

延安生活中吃穿住的艰苦是无须多说的,不过后来也有所改善。起初,在抗大当学员,一个班挤着睡在一条土炕上,根本没法翻身。

 

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吃干饭还罢了,要是吃稀饭,晚上就得起夜三、四次,厕所又离得老远,经常是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身子跑去小便。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似的。

 

提起吃饭,我倒有点小小的本领,就是吃得快,特别是面食,这可能是在学校吃食堂练出来的,加上又是北方人。比如吃起馒头来,我是基本上不用嚼的,吃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开饭时,拿来一大簸箩馒头,谁吃得快,谁沾光。二两大的馒头,我一顿饭起码能吃十三、四个(有的女同志也能吃十一、二个)。有一次我抬粪回来晚了,一问马勤(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你吃了几个了? 他说,吃了四个了。我说:坏了,得赶快追上去。我拿一个馒头,还没走到吃饭的石头桌子旁,已经三口两口下了肚,我就再回去拿上一个(一次不让拿两个) ,还是没走上几步就吃完了。结果等我吃了八个馒头,马勤才吃了六个。他一则吃得慢,二则唾液腺有毛病,一吃就两个腮帮子淌大汗。我们一年到头能吃上几顿馒头啊? 有了馒头,还不拼命地吃。

 

我们很少吃面条。说起面条,我也有个拿手的本事:会擀面条。要论起擀面条,南方人毫无办法。我一个人可以擀四、五十个人吃的面条。擀面杖有两三尺这么长,面擀开了以后,折过来,擀了再折,中间夹上铺面,擀薄了再切。吃面条,我更是拿手。别人吃面条又嫌烫、还要嚼。我不怎么怕烫,而且对他们吃面条还要嚼,感到奇怪。

 

我说,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嚼头呀?有一次,我吃了四碗面条,王兰(学员)一碗还没有吃完呢。于是,他就在那儿苦苦哀告,求我赶快给他盛一碗,放在那儿存着,要不然他只能吃上一两碗了。我们吃的面条只放盐,连醋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油水了。

 

平时下饭的菜,基本上谈不上。春夏还有点自己生产的青菜,秋冬就是把晒干的白菜叶子放到锅里,用水一煮,熟了以后放盐。最后再撒一点点生棉籽油,这样,还可在每人菜碗里看到那么一点儿油星。

 

在延安时期,大家都盼着共产主义。但什么是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有时一起议论,一些人干脆说,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日本投降前后,有的单位出过墙报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进了大城市,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有人说,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说,我要先洗个澡。也有人说,放下行李就下馆子。可见那时人们的物质要求有多么低。

 

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 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我和几个会织毛衣、缝衣服的人,是头一年穿新棉衣,第二年来个大拆洗,里子面子全翻过来再重新缝上,变旧为新,还挺像个样子。反正是各显神通,大家的穿戴真是五花八门。我看见洗星海在文化沟指挥《黄河大合唱》,穿的就是陕北牧羊人穿的光板羊皮袄,听唱的毛泽东等人戴的是羊毛擀的毡帽。

 

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还是健康愉快的。新的思想还使一些人以贫为荣,甚至故意穿得破烂一些,以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化",讲究吃穿反而会被人看不起。

 

 

 

那时的文化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整风前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拨、生动、欢乐的气氛,真是生龙活虎,劲头十足。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我们平均一个星期学一首新歌。后来还兴起了大唱苏联歌曲之风,特别是在我们俄文学校。此外,也可以自由学唱一些国民党地区当年的电影插曲。例如《渔光曲》、《夜半歌声》、《梅娘曲)) ,甚至((秋水伊人》、《何日君再来》等,我就是在延安学的。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起彼伏,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连队开会,各班相互拉歌;全校开会,各队相互拉;几个单位或全延安的大会,就"一致对外"地拉,例如"鲁艺来一个! ""抗大来一个! "。而且还经常""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就拉领导,包括朱德、毛泽东、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阔!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我们的副校长罗瑞卿,在欢送总校上前线的会上,大家一直喊要他唱歌。他因打仗时下颌受过伤,嘴张不大开,所以就咬紧牙关用尖嗓的四川话说:"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走马登程了,本来应该给大家唱个歌子,可惜我不会唱喽,对不起,对不起。"这几句话,后来成了一些晚会几个人学说的"保留节目",所以印象特深。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这里说的会并不是那些学习讨论会、生活检讨会、早集合、晚点名,而是指大型集会,由许多单位集中到一起开会,进行纪念、庆祝、表民意、听报告等,有时开完会还要游行。人们总是热情很高,打小旗、呼口号,从不厌烦。特别是"红五月",从五一、五三(济南惨案)、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延安规定的学习节) ,直到五卅(上海惨案) ,要开不同规模的许多会,而且每次会上都有一些领导人讲话。

 

毛泽东常在大会上作讲演,但开始时我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曾闹过笑话。例如1939 "八一"在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上,我就把毛泽东一再讲的反共派,听成了"黄公帕",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回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发脾气,用粗话骂"黄公帕"。每次开会,还有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讲话。讲话也比较自由、随便,从来没见过有人念稿子。

 

那时的文化生活真是丰富多彩,除了遍地歌声外,还演出各种各样的戏,更不用说办墙报、写文章了。陕北的秧歌,经过鲁艺等单位的改造提高,就变成了许多秧歌剧,不仅老百姓爱看,干部、学员、领导人也都爱看。一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点头和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提倡与组织,延安还演起了许多中外名剧,如《三姊妹》、《钦差大臣》、《前线》 、《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等。大家看得特别起劲。《雷雨》、《日出》、《前线》我就看了好几遍,以至一些台词都可以背下来。与此同时,康生等人又提倡起唱京戏,组织"平剧团"。通过一二O师,搞来不少行头和乐器,党校和鲁艺都在上演传统和新编京剧,从《打渔杀家》、《岳母刺字》、《八大锤》、《珠帘寨》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领导和群众一起看,散场后一起走。二次我就在散戏后听到吴玉章等人和毛泽东议论,说看来我们也得派一些"王佐"去找"陆文龙",到将来反攻时搞里应外合。

 

体育活动在整风前也很活跃。抗大最盛行的是篮球比赛。我就多次看到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打球,一些人还特别地多给他球,让他投篮。夏秋季还常在延河积水的洼处进行游泳比赛。一次有个取名"飞鱼队"的组织,把通知错送给了康生。康生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道是"邀我游泳吃一惊,字如飞鱼认不清。半天识得一个字,原把康云误康生。"后来谢老(觉哉)在报上谈写字应规范化的文章中公开引用了这首诗。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那时一切机关学校都是军事化组织,不但有上下级之分,而且强调的也是厉行服从。但是并不觉得谁拥有不正当的特权,或者有权就可以欺负人,而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没隔阂。例如前面说的开大会,就体现了关系的平等。酋长坐在主席台上或演出时坐在前排,大家觉得应该。有的酋长来晚了,前边还有人自动给让位。有的首长干脆坐在后面的人堆里,和大家一起,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当时最盛行的是请首长题字签名。开会时队列不能乱,但只要一散会,一些人就掏出本子拿出笔请首长题字签名了。我就多次看到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人题字,当然多是简单地写"前进""奋斗""努力"等字样,直到走出会场外上马为止。

 

节假日,还常碰到中央首长和大家一样地在街上走来走去。特别是他们喜欢去文化沟(原名大砭沟,后因文化设施多,给改了名)。他们都是骑着马来,进沟后下了马,让警卫员牵着马在远远的地方等着。

 

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没有解放后那种前呼后拥的现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在文化沟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后来他给我们上课,才发现此公确实有点傲慢。

 

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惟一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但江青喜欢骑马,我曾几次看到她在东关飞机场骑马跑来跑去。

 

一进抗大,就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除政治思想上的同声同气等原因外,亲密的同志关系也是个重要因素。无论编到哪个队哪个班,大家都团结友爱、亲如家人。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精神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当干部的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例如我碰到的第一个班长,姓李,在我们班只呆了两三个月就调到别的班去了。临走欢送的时候,连我在内,不少人都哭了。他真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逢事先替大家着想。那时在班里我年龄最小,他总帮我收拾被窝打行李,连全班的毛巾怎么挂、牙刷怎么摆,都要每天整顿一番。其实他的年龄并不比大家大多少,只是个高中生。

 

对多数人来说,一个连队的文化水平和年龄都差不多,中学程度,二十上下,但对少数以至个别人来说,相差可以隔代。例如我们队,年长的有四五十岁,年轻的有十二三岁。有两个人干脆是父子,分别编在两班。年龄和文化有差别,课程、操练、劳动却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同志关系,完全做到了像一首苏联歌曲所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这个称呼比什么都亲密。"人们把抗大比作一座熔炉,确实,许多人一进去就很快被熔化了。包括一些国民党,甚至特务,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也会坦白自己的身份,决心弃暗投明。

 

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并不妨碍经常的争论和互相批评。除我们前面谈过的,经常会为学习内容和其他理论或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另外还有定期的生活检讨会,就思想、学习和生活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这些,大家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即使有人对你提了意见,你也会感到是为了你好,并不是找茬子和整人。不但互相批评时态度温和,而且事后并不影响相互关系。我只见到对不同意的批评有会后相约解释的,还没遇到过因此结仇的。这和后来的思想斗争很不一样。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们在1939 年上半

 

年实行的"五分钟检讨"制。由于晚上没灯,除了摸黑讨论学习问题外,临睡前还躺在被窝里对自己当天的学习、劳动、生活做点反省,多是些芝麻小事,如今天某一劳动没主动去做,吃饭时菜吃得多了点,对别人照顾不够(这时还不是分菜给个人,而是一班由值日生打来一盆,大家围着一起吃)等等。谈的比较随便,不讲也可以,没人勉强。有时正在说着,有人就已经睡着了。

 

 

 

 

 

习惯军事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大是军队编制,应该说一切生活都是军事化的,这也是大家来延安的迫在学军事、上前线、打日本,所以说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过真的习惯军事生活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以军事演习来说,平常白天还好说,晚上就要出洋相了。例如在我当了助教后,连队来了一次半夜的军事演习。经检查,多数人表现不及格,路上丢掉的东西不少。有一位山西来的大学生,把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向回走时只剩下一条毯子,其他东西只好再沿路去找。有的人甚至连鞋子都丢了,极为狼狈。

 

再比如晚上站岗放哨,虽然也只是个把礼拜才轮到一次,但轮到不好的时间就实在够呛。每人站岗的时间为烧完一根香。我轮到最"倒霉"的一次,是看守一堆死去的同志。带班的四处走,看尸体的就我一个,简直怕得要命,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心里一再念叨学过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死去的人也是一种物质,没什么可怕的,鬼魂更是没有的。以此给自己壮胆。但是不行,还是怕。心想,这理论联系实际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且时间过得真慢,那根香也似乎烧不动,于是我就拼命地吹,只是别让带班的看见就是了。这是我平生对时间观念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时还不满17 岁。后来读《聊斋》中的《惜余春》,词中说"漫道长宵似岁,侬视一年比更犹少",当时的感觉真是一年也比不上那一根香。

 

那一阵跑警报也是常事。1939 年日本飞机对延安的轰炸特别频繁。城里几乎已被炸平,但东关还剩有一条小街、几家铺子。我们连队住在东关原总校所在地的一排平房里,因此跑飞机就成了家常便饭。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人喊"飞机来了",大家总是拔腿就跑。于是也多次闹笑话。一天晚上,有人说梦话"飞机来了! "旁边的人起来就跑,一时惊动全队,指导员、队长也跟着跑。跑到飞机场边的壕沟,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下跳,有好几个人摔伤了腿或脚。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觉得不大像,就追查怎么跑起来的,这才弄清是有人说了梦话,而说梦话的人也是被人惊醒,跟着跑了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40 年,我当助教的新连队已搬到半山上的窑洞住,原来的那些房子干脆扒掉了。但此后日本飞机反倒来得少了,而人们的心理却发生了变化,从怕飞机来变为希望它来。原因是这时住窑洞已经很保险,飞机来扔炸弹还可以捡炸弹皮卖。当时边区不产钢,钢在延安成了宝贝,不但制造枪械需要,就是一些农具如锹、镢、镰刀等,前面的刃上也都得加上一点钢,因为生铁铸的太脆,熟铁打的太软,一用,刀刃就卷起来了。前方根据地制造枪炮,都靠破坏铁路后搬回的钢轨。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打造农具用钢很多,所以这炸弹皮就更值钱了。但说来也奇怪,越是希望日本人来扔炸弹,他们却越来得少了。有时轰炸过后,我们就赶快跑向投弹处,炸弹皮己被就近的人捡去了。不过有时也可以在坑土里挖到几块碎片,这就卖不了几个钱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飞机再也不来光顾延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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