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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
作者:      时间:2017-11-21   来源:《胡耀邦文选》
   

这是胡耀邦同志为推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在中央七个单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

 

 

 

问题的提出

 

(一)我想借这次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机会,同同志们专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四化建设和改革的关系。

 

(二)这几年,邓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央同志是完全赞成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见解的,并且认为,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相配合。中央一九七九年以来直至十二大都提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现在仍然实行这个方针。我们要实现或超额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也要靠这个方针。今天我想着重讲改革问题。实践证明,无论调整、整顿和提高都必须改革。如果不决心改革,那么,调整、整顿、提高的方针就很难贯彻。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始终贯穿着改革的精神,标题也叫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果不勇于改革,怎么能够全面开创这种新局面呢?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三)为了使全党同志认清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首先回顾这几年的历史经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呢?就是:拨乱反正。因为我们作得既坚决而又有条不紊,所以不到四年的时间,就迎来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末,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

 

(四)为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我们还要引证农业上的改革。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我国农业的极大好转而欢欣鼓舞。为什么曾经使我们大家最发愁的农业反而走到前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农业的政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上进行了巨大改革,还有领导作风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的大胆改革。这个改革今年才能在全国普及,一共花了五年时间。现在要把这个改革的成果稳定下来,当然,在这以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既然农业的改革使我们争得了胜利,又学到了东西,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战线的改革,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胜利和新的领导才能。

 

 

 

“继续革命”和改革

 

(五)我们党坚决摒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这个论断所指的“继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继续革命”,说是因为还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而且首先要在党内产生。这当然是主观臆造出来的。应当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继续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六)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矛盾。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协调地向前发展,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协调地向前发展,而这就需要改革。应当分清两个导致不同结果的论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有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论断则是正确的,必要的。

 

当然,从破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来说,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这个意义来说,改革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甚至是很深刻的革命。不过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这个革命,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了另一个阶级”,不是从一种社会制度改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因此根本不需要在国家和社会政治中制造什么激烈的震荡。按哲学的术语说,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常说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当前,如果专就人们的经济关系,分配关系特别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来说,这种质变的主要实质,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多年历史所形成的“吃大锅饭”,既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所属人员的实质上的职务终身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局面,以便彻底实现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生产力以原来意想不到的速度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这种改革也已经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促使其他方面进行各自所需要进行的种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七)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计划方法和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相当一个时期受了外国模式的某些影响。也受了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分散经济(半自给自足经济)、一元化领导(党政企界限不清)和在军队、机关中的供给制分配方式的影响。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我们进行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不成功的,更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现在,我们确定了在本世纪要力争达到的奋斗目标,而这些不成功的有害的模式,却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禁锢着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归根到底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抓紧改革,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

 

 

 

我们的改革方针

 

(八)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该是:为了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

 

(九)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各自的特点,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那种认为问题只存在于别人、别处,而自己、本行则是一切正确无误,可以原封不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十)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大规模的改革,涉及到相互关系的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各部门,涉及到在经济、技术、管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各有特点的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先有后,不能一哄而起,不能一刀切。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任何改革都必须经过对各战线、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有很大不同的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凡是看准了的,就要当机立断,大胆地改;凡是情况复杂,没有看准的,要认真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再全面的改。这在大企业、大机关,尤其必要。要注意防止像一九五八年那样的不经过计算的“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不经过认真试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在关于改革的宣传工作中,特别要注意精心选择宣传那些已被实践充分证明为正确的和成熟的经验,而切忌大轰大嗡。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要提倡墨守成规,我们早就坚决提倡实事求是,开动脑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这就必须毫不犹豫的勇于改革。不经过一系列的深刻改革,绝不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决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去一谈到改革时,我们的同志喜欢用“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的话,在通常情况下,这三句话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往往由于片面理解“步子要稳妥”,而犹豫不前,老是被动。因此,去年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座谈会上,我们着重强调: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方针,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

 

 

 

机构方面的改革

 

(十一)一九八一年,中央决定把机构改革放在首位,并且决定大致用三年时间分三步完成这项改革。去年,中央一级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任务要在今年继续完成。今年九月以前要完成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地两级的改革。今冬和明年再完成县和县以下的改革。这个进度务必如期实现。

 

(十二)我们现在机构的主要弊端和问题是: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因此,改革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分清职责,提高效率。如果在这几个问题上没有显著进展,那就叫没有完成任务,至少是完成得不好。

 

(十三)一方面放手大胆地吸收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科学文化知识,敢于创新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另一方面,使相当一批数量的老同志退到第二线,并且切实负责地把他们安排好,照顾好。这是这次机构改革的突出要求。去年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大家都同意经过这次改革,要大大提高各级领导班子中,具有高中特别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的比重,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务必实现。

 

我们不少同志对要引进一大批五十五岁以下的有高中特别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同志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缺乏深刻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向全党和广大群众作认真的说服工作。要领导现代化建设,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很难胜任的。而正是对于这一点许多同志认识不足。因此,我们现在挑选干部,在注意革命化的前提下,对于领导经验和文化程度二者,要着重强调后者。前者我们实际上是不会忽视也不容忽视的。那些新吸收的文化程度较高,德才兼备的同志,一下子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经验和威望都可能不够,但锻炼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的老同志,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必须了解,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很难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老同志必须把诚心诚意支持年青人上台,并且放手让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还有一大批五十岁以下的文化程度低的同志,为党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强,就是文化程度太低。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补习两三年文化。因为他们理解能力强,只要下决心,两三年是可以达到中专以上程度的,那时再让他们工作,他们的才能就会比现在高得多,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四)现在全国有了许多人口较多,工作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这些地方多半有市、地两套班子,领导机构交错重叠,造成经济生活中城市分割、条块分割,给工农商业的发展带来许多麻烦和困难。各地都同意逐步合并地、市,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由市来领导周围的县和农村,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以利于发挥城市在组织工农业生产和流通等方面的作用。最近不少同志建议,凡属条件具备的,这种合并应力争今年九月前与市、地机构改革一道完成。这也是合乎看准了就坚决干的工作方法,我认为是可取的。

 

(十五)农村基层的政企分开,全国都在试点。试点证明,这样做,党政工作和经济工作两个方面都更好办事。今冬也要更大范围地铺开,争取明年一年基本完成,并且要把基层党和政府的工作,真正建立起来。如果作到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更加主动了。

 

 

 

经济方面的改革

 

(十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断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还解决了一大堆实际工作问题。成绩是巨大的。我们说,我国经济工作已经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这个估价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是站得住脚的。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在经济方面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除农业以外,在其他方面,我们几年来只作了许多局部性质的改革或者小改小革,以及某些重要制度的小范围的改革试点工作。这些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为我们现在提出进一步改革准备了条件,但毕竟因为没有全面触动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所以还不能显著地转变局面。

 

(十七)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同志都感到,目前状况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应有的活力,也就是企业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灵活性,进取性,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我们有理由更深入地问: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活力呢?为什么我国农业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就象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极大的活力呢?为什么一些技术力量很单薄而独立经营的小企业,劳动生产率反而很高呢?为什么象首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在经营管理上实行改革,就可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呢?可见,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端,不能归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谁如果在这方面有怀疑,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这种经营管理方式之所以落后,首先在于我们没有严格实行,甚至在许多方面简直没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没有把每个人的劳动(包括量和质)和他由自己的劳动而理所应得的报酬,或由自己的没有尽职而理所应失的报酬,直接而公平的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权责利三者不统一。其次,我们的经营管理体制还有许多方面不合乎经济规律,不应有的浪费损耗太多,没有实现应有的效率和效率。我们的不合理的利润上交制度使这种缺点更加显著,并且妨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我们在一九八三年一定要首先对全国的工商业企业一律实行利润改税收(既所谓利改税,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改革)的办法,同时着手大力改革工商业的经营管理制度。我们现在经济工作面临两大任务,一是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改造。有了好的体制,才能为技术改造创造好的条件。反之,体制不搞好,技术改造就缺乏内在的动力,有了好的科技成果也不能有效地推广应用。几十年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证明,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必须靠先进的方式去经营。恰恰在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我们多年来缺乏认识,不敢改革,不敢创新。

 

(十八)近年来,我们的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方面勇敢地搞了一些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试验。这种经营责任制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作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叫做:以多种形式的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试点证明:只要条件具备,承包合理,生产情况就会迅速改变,生产秩序、劳动纪律就会迅速好转,企业盈利就会迅速增长,做到国家收入大大增加,用于公共设施和福利事业的财力有了来源,职工的工资也可提高。人们把这叫做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无论怎样进行这种改革,绝不允许使广大消费者受到损失。而国家和企业得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全体职工和全国各族人民得到利益。这是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带动了工资制度朝着实行职务工资和以经营好坏为转移的浮动工资的方向改革,充分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向上发展。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还必将推动劳动、人事,财政,金融、物价、流通,以及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这一切改革,将能从各方面改变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和职工感到有“压力”,同时也使他们有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活力”。看来,这股改革潮流,势不可挡。当然,工商业等方面的情况比农业复杂,我们的同志要精心地有区别有分析的加以领导,使之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既不要犯过去多次犯过的高指标、瞎指挥、大呼隆的错误,又要注意汲取过去在拨乱反正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那种没有跟上跟好的教训。要警惕那种确有条件和顶着不办,或者撒手不管,甚至假借“改革”名义,私分国家和集体财产以及使广大消费者受到损失的行为。

 

(十九)这个改革势必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进行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改革。有些同志往往以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仅仅指的是企业单位的事,这是很不公平的看法。诚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大规模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十二大报告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有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的总方针”,就是十二大这个要求的具体化。十二大是决定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我在一九八二年底关于今年工作的讲话中也说,经济的全面改革,绝非一个早上就能实现,而将是一个长过程。但是十二大也明确指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必须“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如果对现在这种已经开展并且已经证明有效的改革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改革难道能够突然从天而降吗?这些年许多经济专家不断呼吁我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什么叫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值得很好地想一想。我们过去的经济规模比较小,摊子不大,用统收统支的办法管理财政,用统购包销的办法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绩是显著的。现在,我们面对着的不仅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而且经济规模和事业规模也比过去大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已占绝对优势。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所早已解决的统一国内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各方面还有在经济上各自分割互相封锁的现象。因此,为了使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都得到发挥,要认真逐步推行在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法规、统一纪律下的分层负责的体制,认真逐步推行在统一领导下的党政企分工负责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级经济部门做好工作的关键,应该是要多做:全局性的规划、计划和协调工作;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工作;思想和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和监督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传播工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和先进典型的推广工作。

 

 

 

其他方面的改革

 

(二十)前面说过,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的任务。只有改革的侧重点不同,没有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改革,才能打开新局面,才能创造新经验,才能较快地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为了说明其他方面的改革,着重说一说人们很关心的两个问题。

 

(二十一)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战线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对知识分子,我们长时期采取了一种错误方针和许多极左的政策,现在已经从总的指导思想上纠正过来了。但是,许多地方还没有落实好,许多同志思想还不通,知识分子干部的管理和使用等方面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制度问题有待解决。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继续深入进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狠抓这方面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支队伍基本上是有组织的,是集体的有计划的受国家分配进行工作的(以个人劳动方式为主的作家、美术家、作曲家等是例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忘我地劳动,由于工作的性质和需要,他们的劳动常常不能限于固定的时间或地点。他们的劳动基本上是脑力劳动,劳动的产品以精神产品为主,这也是他们的劳动和从事一般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从事精神生产的组织也不能同一般企业组织一概而论。这种基本情况,今后也不会改变,他们最迫切的要求,要鼓励和支持广大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到生产第一线去,让他们在四化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取得效益,或者为群众提供了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良好服务时,当生产部门和劳动人民乐意为他们的辛勤劳动付出更多的报酬时,我们应当放开手脚,从政策和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合理的报酬。这实际上是把我们坚持要在工人农民中实行的原则推广到知识分子中去。这也是一种改革性质的工作。希望知识分子多的部门和地区,带头把这种性质的改革工作做出成绩来。

 

(二十二)我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能不能更大幅度地好转,这是十二大要求的三项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政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我们的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长期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而献身,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我们的社会治安仍然不好,严重的凶杀、抢劫、偷盗、强奸、诈骗案件屡有发生,每年的犯罪率还相当大,拘捕、判刑和劳教的人还相当多。这就促使我们要开动脑筋,认真思考政法工作的作法是否也有个改革的问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领导了镇压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伟大斗争,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尽可能把一切没有犯现行罪敌对分子以及虽犯了现行罪还有可能挽救的犯罪分子努力改造成为新人,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毛泽东同志首创判处死刑、缓刑两年、以观后效的处刑方法,并且大力倡导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以及基层调解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世界司法史上的创举。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以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就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大课题。但在六七十年代,这些正确做法和正确思想都被搅乱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口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党的政策日益取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反革命分子和仇视社会主义分子的数量和活动阵地在逐步缩小。当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还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内部社会渣滓的捣乱。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可松懈同敌对分子的斗争。因此,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两手”政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在绝不松懈对敌对分子打击的同时,有必要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这就是注意加强综合治理,大力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我们的政法工作需要善于同党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密切合作,多到群众中去,到青少年中去,到成千上万个家庭中去,多做思想上的疏导工作,多做及时的调解工作和转化工作,只对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地予以惩处,而对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以外的罪犯,特别是劳教人员,要大大加强教育改造工作,绝不能让劳教劳改人员释放后反而变成惯犯。也就是说,实行积极“治安”,而不是消极“保安”。必须指出,政法部门的许多单位这一两年在党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注意这样做了,并且已经取得不少良好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把这一工作作为战略性的任务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当然,这个重大任务 绝不是公安部门和整个政法部门所能担负完成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开创一个政法工作的新局面,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安工作的新路子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的问题,务请同志们注意。

 

 

 

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勇于改革的思想

 

(二十三)我们共产党员是以改造世界为已任的。过去,我们把一个黑暗的中国改变成了一个光明的中国。现在,我们要把一个落后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富强的中国。为此,我们就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状,走自己的路,全面而 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一切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旧事物,一切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乐于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凡属真心实意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兴旺发达而进行的探讨和试验,即使有某些暂时的局部性质的错误,也应该允许它们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纠正,并注意对这种探讨和试验的勇气加以爱护。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这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装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共产主义者,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二十四)一年半以前,中央就指出:我们已经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是正确的。但一些同志没有注意,这里指的只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而不是说,在这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完成了,也不是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都已经端正了。有鉴于此,去年三月,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里,要求各地和各部门的同志,用二、三年的时间,对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符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因为这个提示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去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着重提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认真地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分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或者“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本部门的业务指导思想和规章制度,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过去是对的,但现在情况变了也已经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了。现在我们要重申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可以说,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条战线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改革中的最大问题。如果我们既不总结历史经验,又不钻研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就要落后。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既解剖了过去,又掌握了现在,坚持正确的,纠正错误的,我们就能够把各项工作蓬蓬勃勃地推向前进。

 

(二十五)毛泽东同志曾经非常精辟地说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我们要特别注意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面对如此复杂的革命实践,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议论纷纷是好事,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可以使我们减少错误,至少不犯大的错误。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某些地方和部门的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办,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顶着不办;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做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有的形象地说:“上面放(中央放手让大家干社会主义),下面望(广大群众有改革的强烈愿望),就是中间有个顶门杠!”虽然这种坚持做“顶门杠”的人毕竟只是很少数,但是仍然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有同志认为这是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作怪,其实,这并不代表什么局部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是党内存在的为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在这种歪风邪气面前,我们许多好同志竟然感到束手无策,是不应该的。对待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敢碰敢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我们说打开局面要有魄力,就包括对待这种歪风邪气要有鲜明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中央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这种歪风,更要敢抓,坚决克服。这也是改革中的一大问题,是整顿党风中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

 

 

 

教育和动员工作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

 

(二十六)我们应当坚信: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对改革是有强烈要求的,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只是极少数。持后一种态度的人中,大多数又是不知道如何改或者担心改不好的人。应当使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充分了解:那种躺在社会主义身上吃“大锅饭”的错误政策,是使少数职工中落后思想得以滋生的一种土壤。那并不是符合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利益和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改变这种错误政策,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也有利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生活,是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

 

(二十七)我们说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整个改革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都应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程,尽可能摆脱日常行政事务,集中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采取得力的措施来加强这项工作。这也应当是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改革。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一项重要改革。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全体党员和全体职工,使整个工人阶级,受到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生动教育,认清改革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关系。我们应当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发扬共产主义精神。随时随地把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使广大干部了解,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必须包含人民群众的利益,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谈国家利益的观点,把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有害的。

 

(二十八)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的奋斗纲领,使我国这支经过严峻考验的人数在一亿以上的工人阶级队伍,斗志更加旺盛了。党中央为实现这个奋斗纲领所采取的每个步骤和每个决策,只要同他们见面,为他们所理解和掌握,他们就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我们的改革工作就能胜利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都能胜利实现。时间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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