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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李仁:胡耀邦1984年在欢迎外宾场合两篇讲话的重要影响
作者:      时间:2017-11-21   来源:《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钱李仁回忆录》
   

1984年,中联部建议胡耀邦总书记在欢迎外宾的场合,就我党和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发表讲话。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国际格局和党际关系出现大变动之际,我们党特别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外充分阐述自己的主张,而党际高层接触是直接进行交流的最好机会。中联部的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胡耀邦对此非常重视。

 

19845月中下旬,中联部为胡耀邦起草了先后在接待应邀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马尔科维奇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欢迎宴会上分别发表的两篇讲话,比较充分地阐述了我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我对党际关系所持的四项原则,并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对外对内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欢迎马尔科维奇的宴会上所作题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质》的演讲中,胡耀邦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点燃了不结盟的火炬,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句话,表示高度评价和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以及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接着说: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种对外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概括地说,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同样,中国在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团结合作信守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也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结盟。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特别注意要象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权利。”

 

这一番话,对于现场的南斯拉夫客人的鼓舞和激励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深层次上的涵义,是改变了1973年毛主席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的“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欧洲”、后来被人称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也使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意图有更加明确的了解。

 

在阐述党际关系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中,胡耀邦先以提问破題:“既然各国共产党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为什么还要强调相互间的独立自主呢?”针对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并结合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加以阐述:“没有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也就无所谓国际主义。终身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而进行了最长久的斗争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他还说:‘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而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的论断是多么具有远见,多么富有智慧,多么不能怀疑和背离啊!事实证明,那种把独立自主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借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剥夺其他党的独立自主权利,约束它们的行动,并使之服从于某个党的对外政策,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上义的原则,违背了国际主义的真谛,因而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摒弃。”可以说,这一番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健康发展,起到了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讲话在评价我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实现和维护党与党关系的正确原则,为反对在国际共运中称王称霸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公开承认,过去我们在处理与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过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的后果。我们已经认真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在前述党与党的关系中四项基本准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党的友好关系。”这里所讲的“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是邓小平在1983年与外国党客人内部谈话中作的表示,现在通过胡耀邦的讲话公诸于报端,显示了我党开诚布公对待历史的高姿态。

 

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上所作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演讲中,胡耀邦说:

 

“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不止一次地郑重申明,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抱有信心:尽管由于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只要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这一番话,表明我党对时代的基本估计已经从“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转变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上了。

 

关于第三世界,胡耀邦指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强大因素。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共命运,同呼吸。中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支持南北对话,愿意积极参加南南合作。我们认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采取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贸易政策,那将有助于缓解世界贫富悬殊和南北冲突,从而有益于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发达国家的一切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已经看到,这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最终对自己国家也将是有利的。”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胡耀邦强调:“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先生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和合作。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勃兰特主席先生曾经说过:‘和平应超越意识形态’。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这样,我党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就从十二大所提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扩大应用到与社会民主党类型各党关系的领域,而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为前提。这一重要的表态,不仅在现场给勃兰特“很大的鼓舞”,而且为我党进一步扩大同其他各种类型愿与我友好交往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协助耀邦同志设计和起草这两篇讲话过程中,很多重要思想是他亲自提出的。他在阐述主题时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和充分说理,力求避免空话套话,并且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因而富有说服力。同时看到,讲话发表后,我们与不少老党和社会党系统各政党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举几个较重要的互访为例:19846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格莱西亚斯访华,同年12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30大请我党派代表参加,其间西共主席伊巴露丽会见我代表;瑞士劳动党总书记马龙安6月访华;葡萄牙共产党6月下旬邀我访葡: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6月底至7月初邀我党代表访问伊拉克;19858月底至9月初,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日边诚偕副书记长曾我佑次率团访华:这些访问都取得较圆满的结果。这当然是在与过去长期工作积累的基础分不开,但显然也与这两篇讲话中我方宣示的对外路线方针所产生的影响有关。这些,都使我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当时经中央批准在部内则成立不久的“理论小组”也从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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