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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
作者:孟凡      时间:2017-07-14   来源:湖南党史
   

1977 5 月,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各省市的大报先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 把理论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帅是邓小平, 实际的组织者、指导者则是胡耀邦。《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一个小刊物, 但它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

 

1977 3 3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华国锋任校长, 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 胡耀邦任副校长并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党校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处在康生的直接控制之下, 党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校园被占用,复校任务十分艰巨。胡耀邦依靠校党委和干部群众,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 便完成了复校的各项准备工作。10 9 日,全校喜气洋洋地举行了停办十年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在恢复和筹办中央党校的过程中, 胡耀邦高瞻远瞩, 意识到理论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全局意义, 下决心创办中央党校自己的刊物, 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治是非再颠倒过来。

 

1977 5 月中旬, 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 讨论教学问题, 散会后留下龚士其、郑宏璋、韩树英和我, 说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商量一下。他先向我们发问:“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 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 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 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 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任务是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刊物, 不要长篇大论, 不当重武器用, 只当手榴弹用, 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 掀起点波澜就可以, 一期谈一个问题, 3 天一期, 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委、部队领导机关、地方地委以上领导同志; 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 是文献性质的, 可以后一点出; 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是向学员作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前两个刊物建议由孟凡同志负责, 后一个由办公室负责,学员部组织稿件。”

 

大家都赞成胡耀邦的这个设想, 只是认为3 天一期太紧促了。我也同意办这些刊物,但感到自己理论底子薄,惟恐力不胜任。胡耀邦说:“我已征求过有些同志的意见, 大家认为你干这个工作比较合适,你就不要推辞了。”他还说:“究竟行不行,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给你几个兵,干起来再说。”

 

过了几天, 我找胡耀邦请示如何开展工作和落实工作班子等问题,同时再次向他表示,自己理论准备不足,情况不熟悉,办刊物无经验,人又少,任务重,恐怕难以胜任。他说:“困难是有的,万事开头难嘛!我来中央党校也是我和小梁(指他的秘书梁金泉) 两个人, 还不是上靠中央, 下靠群众, 一步一步地打开局面的。理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很重要,也很敏感,这不是一般性的工作, 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斗, 希望你解放思想, 大胆工作, 依靠同志, 依靠各教研室, 事情总会办好的,我可以先抓两个月,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胡耀邦这样一说,我就不好再推辞了。接着便谈到“班子”问题,他说:“原则上要精干, 暂时不能给你许多人, 现在的三个人也是暂时借来的,他们还想回教研室、回原单位,还要做工作。等机构定下来,还可以适当补充。”关于刊物的样式、内容,他说可以再研究, 准备再征求一下意见, 并让我搞几期样子看看。

 

胡耀邦说的三个人, 就是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6 15 日,正式成立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由我任副主任,编辑人员增加王聚武、阮铭、何汉。7 月,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这就是理论动态组最初的班底。

 

6 4 日、6 日、21 日, 胡耀邦连续召开会议, 宣布成立“理论动态组”,具体研究《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在这几次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有:

 

一、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各机关都编有动态, 如《报纸动态》、《文化动态》, 但没有哪个地方、哪个部门有这样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是一个空白点,很重要。

 

《理论动态》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一是给中央领导同志了解理论战线的动态, 起一个耳目作用; 二是在理论研究上起引导和举纲作用。

 

二、《理论动态》是理论性刊物,只搞理论问题。理论性的政策问题, 也可以搞一些, 要把这个刊物办成针对时弊进行理论评述的议论性刊物。

 

理论上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就要讲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对经典著作不熟悉,各种原理不熟悉,背景和含义不熟悉, 全党都不熟悉,《理论动态》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

 

三、文稿怎么组织?主要靠你们自己写, 靠你们去组织,各教研室供稿, 有些可以请别人写。选人家的东西, 原则是:第一, 限制在理论问题上; 第二, 限制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上,好的,坏的,还没有发表的。政策性的东西,如果是太琐碎的不选。反面的东西、资料性的东西、外文资料, 都可以选一些。

 

四、篇幅要短,尽量在两千字左右,无论如何不超过四千字,多了,领导同志没有时间看。根据我的经验,本来内容很好,篇幅一长,反而没兴趣。题目、词句、文章,都要精炼。

 

五、关于期数, 基本是定期出刊, 时间不能超过五天, 逢五逢十,风雨无阻。送中央的保密,可以出特刊。

 

六、我自己先抓两个月, 选题、审稿由我负责, 选题如何落实,由你们考虑,主要是把问题引出来。每周三、五可以谈一次,两个月后走上轨道,再由你们提选题,我看到什么东西可用就批给你们。

 

七、办这样的刊物,我们没有经验,是试办。要实践,但也要有预见,要有大体的想法,没有,就是盲目的实践。现在刚开始肯定不完全,要有个大体的规划,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是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会上胡耀邦还提出了一些选题, 谈了关于这些选题的主要内容、写作框架等等。

 

《理论动态》的创办, 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胡耀邦把握时代的脉搏,通过这个小刊物,高扬思想解放的旗帜,为全党全国的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胡耀邦曾对我们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 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 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 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事实表明, 《理论动态》的确是一个“在党校的院墙以外”的“更大的党校”,发挥了它特殊的很大的作用。

 

《理论动态》创办后, 得到了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邓小平读到《理论动态》第1 期发表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后,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邓副主席看到《理论动态》第1 期,他基本上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他还嘱耀邦同志就按劳分配是否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发表文章。《理论动态》第6 期的《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就是按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见撰写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后, 邓小平在7 22 日下午对胡耀邦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不要搞散了。胡耀邦第二天向我们作了传达, 大家很受鼓舞。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对《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十分赞赏,多次提出表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也都表示过对《理论动态》的支持。

 

 

 

“思想战线上的号角和尖兵”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关心备至,他开始时虽然说只管两个月, 但实际上直到1981 年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四年多的时间,一直关注着、指导着《理论动态》的工作。1977 12 10 日, 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虽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但工作重点从此转移到党中央了。12 17 日晚, 他把我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召请到他在中央党校的住处52 楼,对我们说:我就要到中组部去上班了, 《理论动态》我还要继续管,和大家共命运。当他问到大家对《理论动态》今后工作有什么意见时, 我说:“大家的意见是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他说:“对,就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提高质量,不能降低质量。”

 

1978 2 26 日, 在原校刊编辑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研究室,由副教育长吴江兼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但胡耀邦仍继续为《理论动态》定题目、出思想,修改审定文稿。他还时常在我们送去的文稿或他过目的其他文字材料上批注意见, 指导《理论动态》的工作。他曾多次把我们约到他家里开会, 有时传达中央一些会议精神, 有时畅谈他对某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的看法, 有时讨论《理论动态》准备刊用的文稿, 有时谈论《理论动态》的办刊思想。胡耀邦坦诚爽直,思路开阔,才思横溢,满怀激情,聆听他的谈话,往往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1981 6 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9 29 日召集我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 深情地向我们作了长篇讲话, 对《理论动态》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 指明方向。他指出理论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希望我们坚持不懈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但他同时又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要密切注意思想动向, 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 提高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加以阐述,作出回答。尤其是要注意长期以来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形成的一些错误的、模糊的而又急需拨乱反正的问题, 更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正本清源。

 

在这几年《理论动态》的工作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胡耀邦始终站在理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的高度进行指导。他把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转变中国命运的任务,概括为“扭转乾坤”四个字,勉励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马克思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扭转乾坤中起引导作用,《理论动态》应该成为思想战线上的号角和哨兵,起向导作用,起交通警、领航员的作用。他在1978 4 4 日和20 日的谈话中, 一再告诉我们, 理论战线的任务就是要砸掉精神枷锁。精神枷锁要靠自己来砸,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能靠恩赐,只能自己救自己,要靠真理来砸掉自己的精神枷锁。所以,理论工作者不但要用真理砸碎自己的精神枷锁, 而且要把真理交给人民, 让人民自己起来砸掉精神枷锁。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先驱者, 要思考, 不要怕风险, 革命总是与风险相联系的, 没有胆略, 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怎么能成为先驱者?

 

胡耀邦考虑创办《理论动态》的目的, 不是从局部出发,而是从国内外形势的全局出发的。当时粉碎“四人帮”刚半年多, 全党面临着在指导思想上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严重任务,当务之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消除林彪、“四人帮”和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混乱和影响, 冲破长期“左”倾思想和“两个凡是”错误的严重束缚,因此必须正本清源, 分清理论是非, 路线是非, 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认识能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必须实行“两个突破”,打破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 只有这样, 改变中国命运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才能释放出来,从而为新的长征打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对于耀邦同志的这些指导思想, 我是在办刊的过程中才逐步有所理解的。1978 5 20 日《理论动态》第60 期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 使我更深刻地领会了耀邦同志创办《理论动态》的深意。

 

 

 

“扭转乾坤”的一着妙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动态》发表,以及这一问题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破口,都不是偶然的。在中央党校1977 10 9 日开学前后的教学准备活动中,胡耀邦就鲜明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11 月间, 在讨论哲学教学的会议上, 他批评“文化大革命”中以个人迷信、权力标准代替实践标准, 指出哲学教学要联系实际,突出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12 2 日,在一个讨论党史教学计划的会议上, 由于有的同志还因袭当时传统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胡耀邦很不满意,他提议成立了以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为组长的研究小组, 重新研究编写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参考资料,并明确提出两点编写要求, 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 二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的标准。研究小组于1 18 日完成初稿后, 胡耀邦1 20 日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 万字。”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研究小组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充实,又邀请学员座谈,听取意见,改完后的文稿, 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 文章谈到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 第一条是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条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 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这篇文稿于4 月初发给全校800 余名学员讨论。这次学习讨论, 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干部训练班。这些学员大部分于1978 4月毕业, 分赴全国各地, 成为随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骨干,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

 

胡耀邦不但在教学中贯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条指导原则, 而且在指导《理论动态》的工作中, 也坚持这两条原则, 从“扭转乾坤”的高度, 组织了一系列文章, 为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开辟道路。如《理论动态》第1 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第13期的《群众践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 46 期的《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第51 期的《大兴学习之风》等,经《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对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发挥了指导作用。此外,针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其他理论和政策是非问题, 如按劳分配、企业利润、商品生产、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生产力、货币等等,也组织专文,逐一进行理论分析。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1977 12 15 日《理论动态》第31 期发表的《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由当时的《解放军报》理论部副主任邵华泽写的文章,批判“四人帮”“把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强调“判断是非好坏的标准要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 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胡耀邦很重视这篇文章,审稿后立即批准付印,并且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文风问题提到认识论的高度, 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很多,就是要把认识路线、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可以组织一系列文章。”这就表明,耀邦同志在那个时候就考虑组织一系列关于思想路线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 正好符合他的设想。所以,与其说他支持了《实》文的发表,不如说《实》文是他原来设想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他的“扭转乾坤”的一着妙棋。

 

《实》文是由两篇不同的文稿捏合而成的, 第一篇是南京大学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第二篇是中央党校孙长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江和孙长江根据胡耀邦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 认为有必要专就真理必须由实践来检验问题, 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他们在征得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的同意后, 便由孙长江动手撰写。孙在3 月间写出初稿后,曾送吴江、韩树英、王聚武和我征求意见, 吴江认为还不成熟, 需要修改。

 

胡福明的文章是应《光明日报》理论部之约撰写的,早在1977 9 月便已完稿投寄《光明日报》。报社经过5 次修改,准备在4 11 日的“哲学”专刊上发表。《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这篇文章的清样时, 敏锐地意识到这篇文章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分量。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毕业,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党史学习的大讨论,参加过胡耀邦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座谈会, 听了胡耀邦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话, 所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还写过这方面的学习心得,其中明确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因此,他见到胡福明的文章后,立即决定:一、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抽出,放在第一版,但需要作较大的修改,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加以充实提高。二、争取耀邦同志的支持,要求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

 

我在这件事上起过一些中介联络的作用。杨西光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数度共事, 彼此很熟悉。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曾多次带他到耀邦同志处,交谈十分融洽,他相信这篇文章一定能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另一方面, 他还考虑到当时《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或重要文章,都要经过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批。为了避免被扣下禁发的危险,文章最好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再由《光明日报》登载, 这样比较安全。另外,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理论动态》的对象则是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同志, 政治影响比《光明日报》大, 由《理论动态》先发有好处。出于这种考虑, 他来到中央党校, 希望我向胡耀邦“疏通”一下。我同意向胡耀邦反映他的要求, 同时告诉他孙长江也在写一篇同一主题的文章。我向胡耀邦转达了杨西光的希望, 胡耀邦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 应该支持。我还建议, 是否由杨直接找吴江商量, 他也同意了。我把耀邦的意见转告杨, 他非常高兴。

 

文章在胡福明、孙长江和《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合作下又修改了两次后,于4 21 日分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吴江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 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 让孙长江把他的文稿和《光明日报》的稿子“捏在一起”,充分吸收胡福明文章的长处, 题目就用孙长江文章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捏”起来的稿子送到《光明日报》后,杨西光又作了修改。4 28 日,孙长江带了《光明日报》打出的清样分送给吴江和我, 随稿附来杨西光的一封信:“孟凡同志: 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 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 再请耀邦同志定稿。无论如何, 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 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 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此信我分别报送耀邦和吴江同志看过。

 

送给吴江的稿子他又作了点修改, 4 29 日批给了我:“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 (送胡、杨、作者各一份) 五月十日那期用。”我照吴江的意见印出后分发胡耀邦和杨西光。胡耀邦审读并略作改动后退给吴江, 吴江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一些修改转给了我。他在这稿子上写道:“其中又有些修改,‘统’在一起,迅速退改一次。然后送哲学教研室韩树英、吴秉元、马清健三同志各一份, 送耿立一份, 外送龚育之一份,你在电话上同龚联系一下,务请他细阅提出意见。请他们拨冗阅读,四号把意见收集起来。”我根据吴江的要求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后, 又由孙长江作了些修改, 再经过理论动态组集体讨论(请孙长江参加) 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最后改过的稿子重新印出后, 我于5 6 日作为急件送给胡耀邦。当天下午我和动态组的同志应耀邦电召前往他家里开会,同去的还有冯文彬、吴江、陈维仁。这次会议又重新对排出的清样做了认真的推敲, 胡耀邦表示一定要“严格把关, 万无一失”, 他认为此稿可以用了, 同时也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他同意杨西光提出的发稿程序:由《理论动态》先发,然后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公开发表, 并由新华社转发各地。他还说,今后重要文章,可以采用这种理论界、新闻界通力合作的方法, 会后孙长江又根据讨论意见, 重新做了一次修改, 经我签发付印, 这就是1978 5 20 日出版的《理论动态》第60 期那篇文章。

 

 

 

《理论动态》扬帆远征

 

《实》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 《光明日报》11 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12 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于是,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便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历时达一年半之久。

 

随着“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两个不同思想路线的对立和斗争的深化,《理论动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一个理论阵地的重任。胡耀邦运用《理论动态》这个阵地,组织了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文章, 把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推向前进。这个时期发表的很多文章, 都是胡耀邦点主题、出思想, 亲自修改, 批注修改意见,最后由他审定。如1978 6 30 日《理论动态》第70 期发表阮铭撰写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7 15 日第73期发表的由韩树英撰写的《“一分为二”的普遍现象》, 8 30日第82 期刊载的《人民日报》理论部撰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9 10 日第84 期的由王聚武撰写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12 20 日第104 期的由沈宝祥撰写的《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等,都倾注了胡耀邦的很多心血。这些文章既有高度的理论性和指导性, 又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一般都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发表, 由新华社转发全国, 所以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促进了理论思想战线和其他战线的拨乱反正。如《“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发表后,就有好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

 

1978 12 18 日至22 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同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 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思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面对这一历史转折, 胡耀邦向我们提出了《理论动态》的重点转移问题。1979 5 3 日, 他在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谈话时说:“《理论动态》如何更好地前进?这要从分析形势起。三中全会前, 理论思想界的任务, 主要是拨乱反正, 破的多, 这是对的, 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搞。今年主要任务是什么?四个字:‘扬帆远征’。重点转移,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帆扬起来,还有拨乱反正的任务,但侧重点是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思想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要在扬帆远征中走在前面。

 

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 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布置动态组撰写《伟大转变与重新学习》一文(由王聚武执笔) 12 15 日《理论动态》第103 期发表后, 他又安排《人民日报》在发表三中全会公报的同时全文发表这篇文章, 较好地配合了三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接着, 他连续组织了《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1978 12 25 日发表于《理论动态》第105 )  《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1979 3 5 日, 119 )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 5 10 日, 132 ) 等文章, 及时地指导和推进思想解放运动。

 

1979 3 30 日,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由于前一时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也由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流毒太深,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 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抵制思想解放运动的逆流。有的人攻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和践线; 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也出现了一些反复。这种形势表明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才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深入, 推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5 10 日发表的《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第二天, 《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成了为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行补课的先声。接着, 《解放军报》5 21 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 其中指出:“我们的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正式提出补课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 更突出补课的重要性, 实际上把这一要求从军队扩大到全党全国, 再一次地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在指导理论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的同时, 为了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扩大到其他战线的拨乱反正, 扩大到实际工作领域, 引导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 胡耀邦通过《理论动态》组织了一系列文章, 从党风党建、民主与法制、科技、文化到市场经济、工农业生产、生产力标准及生产目的等等,都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述。胡耀邦对农村和农业生产也特别重视, 从《理论动态》创刊到三中全会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 由吴振坤主持, 先后就劳动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城乡所有制、农贸集市、农林牧副渔并举、农业基本建设、决不能剥夺农民等问题撰写文章, 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对农民群众中广泛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 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加以分析和澄清, 对农村和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以“补课”的形式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高潮, 1979 5 月开始持续到年底,它较好地解决了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和各个领域的建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团结各路英雄”

 

在筹办《理论动态》期间, 胡耀邦曾对我说: 你干的是别人不愿干而又少不了的工作, 是别人不能代替的无名英雄的工作。干一个事业不能谁都冒尖。你要起个团结的作用,团结“各路英雄”。他这里说的“各路英雄”, 我的体会是不但指理论研究室、动态组的同志, 而且也包括与我们工作有关的单位。《理论动态》创刊之前,胡耀邦说,除了组织领导《理论动态》外,还给你两大任务,一是经常提供国内外理论学术界的动态, 收集反映各方面对《理论动态》的反映; 二是建立和开展上下左右的联系和协作。他要求我能做到像恩格斯早年对刊物负责人所要求的那样:“更需要做一个组织者, 而不是做一个本来意义上的编辑。”对于前一个任务, 我在1982 年离休前的几年内始终坚持不懈,曾和“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这样做, 因而使编辑工作获得了广阔的信息源和稿源, 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经常向胡耀邦提供各方面的反映等有关信息和资料。胡耀邦对这些材料是比较重视的, 给予肯定的评价, 除注意阅读外, 还常写些批语,指导工作。

 

对于后一个任务, 我也一直十分重视。胡耀邦曾对我谈过,办好《理论动态》,一要敢,二要联。这成为我的座右铭。我除了同杨西光有深厚的友谊,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系比较密切外,还同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经济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及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研究部门、宣传部门保持着经常联系,经常向他们请教,互通情报,探讨选题。他们都是《理论动态》的合作者和支持者。那个时期,我们《理论动态》的很多重点文章都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或其中之一二) 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这就大大地扩大了这些文章的影响, 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导向作用。这往往是由我和这些同志联系商定发表的时间和方式,得到他们的赞同和帮助,才得以实现。为了及时沟通信息、交流情况、议论选题、收集反响, 我还经常参加这些单位的会议, 他们有时也派人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同新华社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制度, 隔半月二十天开一次碰头会, 1978 年到我离休,近五年之久从未间断,碰头上百次。有时还由胡耀邦主持召开新闻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的联席会, 共同商定选题,分析形势,交换信息,文章写成后则一起讨论修改。这种平等协商、集思广益的方法是胡耀邦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好方法。1979 3 31 日他在写给动态组的一个批语中就说:“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作风。”

 

除新闻界、理论界外, 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些部门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例如1978 11 20 日《理论动态》第98 期发表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 起草前公安部党组曾专门召开党组成员赵苍璧、凌云、刘复之等参加的会议, 请我列席,认真讨论了胡耀邦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提出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要求, 还向我们提供了苏联30 年代肃反的重要历史资料。文章初稿写成后,又经过他们的审核修改。又如《理论动态》第141 期的《略谈人权问题》, 是在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主持下, 根据胡耀邦“要把人权的旗帜拿到我们手里”的意见,在条约司进行认真讨论的基础上起草的,最后完稿也征求了他们的意见。《理论动态》能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这样突出的指导作用, 同这些单位的坦诚相助、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20 多年前的那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破口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把全党全国从以“两个凡是”为形式的个人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了牢靠的必不可少的理论思想基础。在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条件中,《理论动态》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耀邦同志的领导和亲切指导。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性时期, 耀邦同志先后肩负着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总书记等重任, 承担着重建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指导理论思想战线和全党全国其他战线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转移等等繁重复杂、险阻重重、无比艰巨的任务, 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日子里, 他始终把《理论动态》的工作放在他的议事日程上, 作为推进思想解放运动的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环节, 给以亲切具体的指导。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 我有幸亲聆耀邦同志的教诲达数年之久。他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的献身精神, 在困难和艰险面前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和非凡的胆略, 开阔的视野, 坦诚的胸襟, 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头, 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耀邦同志生前曾用幽默的语言跟我们说过他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他说: 我死后要写上一笔, 生前办过《理论动态》。今天,我愿把这篇回忆文章奉献给他,我确信,亲爱的读者都会得到一个深刻印象: 胡耀邦同志“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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