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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林: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小刊物发挥大作用
作者:童青林      时间:2017-07-14   来源: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
   

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小刊物发挥了惊天作用,胡耀邦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

 

说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能不提到一份刊物,这就是胡耀邦创办的《理论动态》。就是这份一开始并不起眼的小刊物,在发表了一篇举国瞩目的文章后,它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早在延安时期,胡耀邦曾邀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毛泽东很快就写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里的第一篇短文《反对自由主义》,但它最早发表在胡耀邦主办的油印刊物《思想战线》上。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毛泽东准备等王明回国后再同他论战。胡耀邦后来谈起这件事还说,《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就是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就对付不了王明路线,打不开抗日战争的局面。

 

胡耀邦由此联想到,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准备,也就无法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于是,他萌发了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1977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央党校召开了整风会议。64,即会议结束的当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只有10个人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中央党校的教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了创办刊物的设想。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酝酿了好几个星期。胡耀邦建议,先找几个人筹备,其中包括孟凡、沈宝祥、吴振坤、刘立中等四人。胡耀邦还表示,在创刊的两个月里,每一篇文章都由他来定稿,至少负责搞两个月。

 

据胡耀邦身边的人回忆,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党校只让干部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找来10多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按劳分配的问题。讲完之后,整理成《谈谈按劳分配》。他是这样考虑的,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只让他们读那几篇经典著作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一讲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于是,胡耀邦在发表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之后,就决定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他说,现在新问题很多,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

 

66,胡耀邦把刊物编辑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了第一次会议,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刊物的内容宁可少一些。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最多两篇,只发理论文章,政策问题少涉及一些。二、三天出一期,每个月出913期。刊物的名称叫《理论动态》,这是一个面向党内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的干部,还有党校的同志,以及理论部门的工作者。在622的会议上,胡耀邦提出,如果二、三天出一期来不及的话,就改为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大约2000字,无论如何不能超过4000字,三、四页纸。在谈到刊物的作用时,胡耀邦表示,第一,使领导干部及时掌握理论研究方面的动态;第二,澄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712,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理论座谈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辅导问题。此前,《人民日报》于51发表了华国锋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而写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其中还提到:“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所以,在座谈会上,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的吴江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他说,第一,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当做整“走资派”,否则会被某些野心家用来“打倒一切”;第二,“继续革命”的任务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方面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第三,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听了很高兴,称之为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耀邦已经准备了几篇文章,但第一期需要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胡耀邦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在这时,吴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极大兴趣。所以,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当天晚上找到吴江,让他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一篇5000字以内的文章,准备在《理论动态》创刊号上发表。

 

根据原先的安排,《理论动态》第一期准备于9月出版,因为那时中央党校正好开学。考虑到邓小平在此之前已经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所以,胡耀邦决定将《理论动态》第一期提前出版。

 

按照胡耀邦的吩咐,吴江在第二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随后,他把文章送给了胡耀邦。文章于714打印成清样,胡耀邦看过之后,让他的秘书将文章送到了印刷厂。715,《理论动态》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表了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编者还加了一段说明: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过程中,同志们针对“四人帮”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提出了不少问题。712,我校邀请教研室部分同志座谈。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提出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很好地弄清楚,特将他的发言刊登……

 

这期《理论动态》共印了300份,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确定的。据当事人回忆,中央党校的同志拿到刊物后,“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将这一情况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同样很高兴。

 

这里有个细节问题。吴江回忆说,胡耀邦之所以敢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吴江还说,胡耀邦后来在同他谈话时说过:“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713,“父亲看了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文章,非常赞赏,马上送给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好的。”

 

可是,沈宝祥觉得这不大可能。他说:从时间上看,712日上午,吴江同志发言。712日晚,胡耀邦同志找吴江同志,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章。713,吴江同志写成5000字的稿子。714,吴江同志将稿子送给胡耀邦,未经耀邦同志仔细审阅,秘书即将稿子送至印刷厂排清样。714日下午,排出清样后送给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刷厂正式付印。715日上午,刊物发行。所以,“从时间上看,胡耀邦同志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同志阅看。”而且,沈宝祥还说,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讲,“胡耀邦同志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过,孟凡写的一份汇报提纲可以证实吴江的推测。他在19781月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写过一份工作情况的汇报,其中有一条是对已经出版的《理论动态》各期的反映。他写了这样一句话:“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电话中告知的。

 

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看到的可能不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初稿,而是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一期上的正式文章。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确实看过这篇文章,而且还表示赞同。

 

文章发表后,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当事人的话说,仅文章题目本身就使人感到“震惊”。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直被奉为经典。就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之前,华国锋还在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而且,这是他在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在当时,这个理论是不可怀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动态》居然发表文章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探讨,这已经是够“大胆”的了。

 

不可否认,文章也有它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没有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还肯定它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着重阐明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作者毕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文章显然触及到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不仅使人“耳目一新”,甚至“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候,中央党校开学了。吴江第一次给学员上的就是哲学课。之后,他又作了一个专题报告,着重讲了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提出要既反右,也反“左”。他解释说,自5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里,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中共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

 

吴江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讲了“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在第二部分批判了“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部分里,他讲了判断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也就是说,“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也就越大,“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后来,吴江把“两条战线”这一部分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

 

107,《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012,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这篇文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触及了几千万人的问题。他鼓励说,你们要敢于触及实际问题,不要害怕,形势毕竟不同了。胡耀邦在创办《理论动态》之初,就对办刊方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表示,《理论动态》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10〕他还在一篇送审稿上写了这样一段话:“《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耀邦提出的办刊方针,体现了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理论动态》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明确断定: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文章实际上批驳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理论依据。

 

胡耀邦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仍然没有放下《理论动态》。临走时还特意设立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它的主要任务。

 

1215,《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实际上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邵华泽在文章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他认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则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注重客观事实,就是注重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既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人们只能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第二,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对此,邵华泽在文章中写道: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但是,一般又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第三,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作者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真理的标准问题。他明确写道:“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四人帮”横行时,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邵华泽认为,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要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判断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要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是抄马列的诗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废纸篓里去”。197819,《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25,《理论动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还加了编者按。这一期《理论动态》发出后,在外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叫好,但也招来质疑。据当事人回忆,有人简直就是“愤怒”,气势汹汹地责问《理论动态》究竟“要干什么?”把矛头“对准谁?”

 

随着1978年新年的临近,胡耀邦让《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写一篇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1230,第34期《理论动态》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社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后,决定转载,就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还询问起署名的事。胡耀邦得知后,考虑到报纸既然能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理论动态》也可以有自己的“特约评论员”。于是,动态组的同志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人民日报》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在12转载这篇文章时用的是“岳平”的名字。据推测,这个名字就是“特约评论员”的缩写。此后,“岳平”也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

 

131,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打来电话说,华国锋说这篇文章写得好。还说“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还让《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参考这篇文章。据说,1230出版的《理论动态》于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了后很欣赏。还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人,是否看过这期《理论动态》?认为第34期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也不错。他还称赞说,文章中提到的“多谋善断”非常重要,现在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样学习,就是要“多谋善断”。他让起草组认真看一看,好好学一学。作者在文章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华国锋都觉得很好?文章一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的课题”。实际上是在讨论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者指出,现在,我们面临在本世纪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要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内,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工业、国防到科学技术,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从国内角度来看,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的深刻改造。它的成功,不但将改变整个中国的现状,而且将影响世界的革命进程。“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四人帮”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造成的困难,尚待我们继续克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要百废俱兴。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作者还说,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有一种奋发图强,百折不挠,敢破敢立,脚踏实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要求我们在新事物面前,具有高度的革命敏感性和革命果断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善于学习”。作者写道:我们的领导和思想水平,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任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具备革命者的一种可贵品质,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有的同志缺乏这种敏感,不善于学习新东西,思想套上了精神枷锁,工作掉进了事务深渊。“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怕研究新问题。“四人帮”的这种流毒极为严重,必须肃清。除此以外,心有余悸,怕担风险,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等消极的东西,也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应当统统去掉”。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打碎精神枷锁,跳出事务深渊,以高度的革命敏感去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领导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更新,始终走在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头。”

 

文中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多谋善断”。作者指出,现代化这场伟大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但逼迫我们要有对新事物的高度敏感,还要求我们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善于作出判断,把革命的敏感性同革命的果断性结合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要多谋善断。”

 

什么叫多谋?就是“与多方面商量,向多方面作调查。”我们了解情况,制订方案,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研究各种材料,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群众谋得少。这样,了解情况就不全面。“我们不仅要与左右的干部谋,更要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谋;不仅与相同意见的同志谋,更要注意与不同意见的同志谋。”既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你就应当与他谋,看看他的意见怎样。”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等。要了解农业情况,解决农业问题,就上农村生产队去谋。要了解工业情况,解决工业问题,就上工厂车间去谋。要了解科研情况,解决科研问题,就上研究室去谋。要了解教育情况,解决教育问题,就上学校课堂去谋。要了解商业情况,解决商业问题,就上商店柜台去谋。要了解军队情况,解决军队问题,就上连队去谋。总之,“一切新事物都出在第一线,领导人员的头脑,只能起一个加工厂的作用。我们要使自己的头脑跟上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多谋于各条战线的第一线。”

 

什么叫善断?就是“在多谋的基础上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少谋武断不行。”穷于应付,无法迈开腿上第一线去,根本不同人家商量,就下判断,这叫武断;还有一种,有谋无断,想来想去,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不果断,也不行。“多谋就能稳准,善断就能好快。”为此,作者在文中还讲了一段有关袁绍的故事,说:袁绍出身望族,四世居三公位,在封建士大夫中威信很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兵强马壮,有几十万军队,号称长戟百万,胡骑千群。那时曹操只有四万兵。可是几年之间,袁绍就被曹操彻底打垮了。曹操部下有个参谋叫郭嘉,批评袁绍的要害是“性迟而多疑”,“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既不敏感,又不果断,结果垮了台。

 

作者由此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有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多谋善断”。这篇文章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文章肯定了“抓纲治国”的方针。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年是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重要的一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这新的一年?”这当然很合华国锋的口味。第二,虽然作者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毕竟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所以,文章的主基调是华国锋可以接受的。几个月后,《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此后,华国锋也就不再支持这个刊物了。

 

15,《理论动态》发表《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15,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驳了多年来一直盛行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认为农民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说,保留社员家庭副业有其客观必然性,如果把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就是在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很大影响。

 

《理论动态》有这么大的影响,主要还在于它“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作为一个面向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以其内容和特点见长,在共产党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胡耀邦在谈起这一刊物的作用时说,别看这个刊物小,办好了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起来后,《理论动态》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至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谈话时颇为深情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几乎就在同时,邓小平对胡耀邦夸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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