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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四)
作者:      时间:2007-02-13   来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8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4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终于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抹杀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张,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7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不适当地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80%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了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余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象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脱离实际地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帐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还是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纪要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帐”都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6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为1300万吨。早在3、4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指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6.5亿人员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归中央、省市两级。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错误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时起,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1960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开发,从而迈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转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必须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0年)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帐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帐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3年(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二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3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通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
    ,钢、铁、煤、运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以来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秋末,全省85.5%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3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但后来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了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问题,即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12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表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陈云在会上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
    《商业40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消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在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35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中央认为,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批示强调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3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这个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工业70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翌年2月13日,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中央指示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指示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的这个报告说:1961年6月底,全党共有1738万名党员,133万个基层组织。1958年以来,新接收了642万名党员,新建立了50万个基层组织。还指出,不少地方在接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追求数量,降低质量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就我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8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0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3年)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过火的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5日至27日,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写13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13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抗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10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在国民经济开展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决定拿出11亿元,为40%的职工调整工资。

    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化、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后10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6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做好工农的调整工作,进一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做好商业工作,要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3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随后即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罢了孙的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规划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10条》)。第二个《后10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作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23条》下达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5年)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年)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9年)
 
    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0年)
    
    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2年)
 
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8月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2月,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1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3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1970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7月4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4年)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称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1月19日,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的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仍陷于对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中。这种混乱思想,正是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卓有成效的。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    《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8月18日,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工业20条》规定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10月20日至31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9月底到11月底,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6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7月6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8月,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强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领导。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同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春、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12月10日,中央向全党全国印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发,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

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初步揭批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上的罪行,并部署了继续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夺回了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阵地的领导权。由于华国锋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只提批右,不提批“左”。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2月7日,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日,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不顾客观的实际可能,要求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由于“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的严重破坏,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到7.5%的速度,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7年)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他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建议,除了作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6.9%;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50.9%。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建国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四人帮”在1971年炮制并强制推行的“两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叶剑英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

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新生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9月9日,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在文章发表后的短时期内,广大干部群众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约1万封信,热情拥护文章的观点。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部分同志座谈,揭批江青与林彪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并批判他们否定文艺工作成绩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了新时期公安战线的方针任务。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12月12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肯定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等9个决定和条例。

    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8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在继续进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 ,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了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声明严正抗议本年4月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指出这是越方追随苏联反华、破坏中越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到5月底,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受到祖国热情关怀和接待,政府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才能选好。

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21年来妇女运动的经验,讨论和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新任务,通过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指出:为了在本世纪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各工会组织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各企业必须发扬民主,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
 
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韩英代表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作了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胡启立作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的共青团章程,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陈云发言,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以及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大错案平了反。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1978年,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5%。这一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危害,并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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