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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三)
作者:      时间:2007-02-13   来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0年)
      
    1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指出只有广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和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和华中,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春对陕甘宁边区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蒙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境内战斗中壮烈牺牲。日军为稳定东北这块侵略基地,对抗联进行疯狂的“讨伐”,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理更为困难,但他们仍英勇地坚持分散了游击战争。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广泛地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4月和7月,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动员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抗战以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战功卓著。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要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只有坚持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巩固和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派,应付突然事变,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5月下旬,为支援华中,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等部,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边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会合,并组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在平西建立的第四纵队番号已取消)和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刘子久任政治委员,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任务,与中共地方党组织共同开辟苏北淮海区抗日根据地。

    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慰劳陕甘宁边区抗战军民。7月,陈嘉庚在重庆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讲述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抗日,实现民主化的情况。早在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被选为总会理事。“南侨总会”积极进行筹款、宣传抵制日货及动员华侨司机和技术工人回国服务,开展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陈嘉庚等人归国视察回新加坡后,领导“南侨总会”坚持民主和抗战,反对投降和独裁,进一步推动南洋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3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解放区,拥有9000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儿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严重地破坏了正太铁路和井陉煤矿。八路军伤亡1.7万多人,尤以第二阶段的几次攻坚战损失较大。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对解放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10月初,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向苏中黄桥新四军陈毅部进攻。新四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坚持自卫原则,予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韩部顽军11000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10月10日,新四军陈毅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白驹镇会师,完成了向北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即“皓电”),大肆造谣诬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彭、叶、项电复何、白(即“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白再次发出复朱、彭、叶、项代电(即“齐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过左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指示批判了抗战以来党内的右倾和“左”倾思想。指出,现在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重申“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根据这些原则,指示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1年)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的孤立。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并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12条”,作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6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8日,董必武被这次会议选举为驻会参政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开进延安东南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简节约”和“生产自救”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5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等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等组成,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打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和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逐渐缩小。从7月到11月,日、伪军分别对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苏南等根据地大规模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有效地打击了日军。同时,又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实行敌进我进,发动群众,积极巧妙地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

    9月25日,日军3500人疯狂进攻河北易县八路军部队。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班长马宝玉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等5人,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并使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动把敌人吸引到狼牙山的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负伤幸存。这一壮举,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11月7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敌后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这样,就完善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12月8日,由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中国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至次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新华日报》等报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中间力量,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建设西南地区中共组织,保存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1年,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一些小规模的进攻战役。1月发动豫南战役,3月发动上高战役,5月发动晋南战役,9月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12月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日军未能取得大规模的推进。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了一部分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战场的反“打荡”和“反“蚕食”斗争起了配合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2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决定》和《指示》明确规定: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后,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决定》和《指示》指导各解放区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作了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民兵建设、精兵简政和拥军优属等项工作。

    5月,日本为了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消减其本土的空中威胁,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从5月1日起,5万余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定县北町村的地道里,日军用毒气毒死军民800多人。冀中区军民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在5、6两个月,晋察冀军民消灭日、伪军10900余人。在太行区,5月反“扫荡”保卫八路军总部的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英勇牺牲。

    5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3日,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5月13日,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治委员),林枫任副政治委员。

    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1939年11月成立的“觉醒同盟”和1940年3月成立的“反战同盟”合并,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议通过了《日本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规定日本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日本反战组织帮助中国作了不少对日军的宣传教育工作和俘虏工作,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深刻地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会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其间,毛泽东于1942年11月在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

    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报告》着重地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度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3年)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3月27日,张闻天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于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他在陕北地区先后调查了神府县直属乡贺家川、米脂县、杨家沟村、西川、双湖峪市镇乡,并在晋西北调查了兴县高家村。搜集整理出《贺家川8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兴县14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调查研究报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3月,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这本书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它的出版,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内战的舆论准备。5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求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抗日党派和爱国同胞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警惕性,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放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

    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阐述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了这次大规模反共磨擦。

    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按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报告前后,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10多天内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了生产展览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在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各抗日根据地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些游击区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新的斗争形式。同时,在生产运动中,出现了实行生产劳动的初步合作的互助组、变工队等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战胜了日、伪、顽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久,向德军发动反攻。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发生政变,并于9月向英、美投降,退出法西斯同盟。9月,中、美、英在缅甸对日军开始反攻,日军逐渐陷入不利地位。

    这一年,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了英勇的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并逐步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3月至9月,华中的苏中、苏南、苏北区军民以外线打击敌人和内线坚持斗争相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了原有阵地。7、8月份,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9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冀鲁豫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扫荡”。10月初至11月底,太岳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两万余人的大“扫荡”。同时,华南抗日纵队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
    大了东江、琼崖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4年)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毛泽东的讲演,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时期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个发展阶段,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4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新的进攻。日军称为“一号作战”。4、5月间,日军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出现国民党战场大溃败的局面。在8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这次豫、湘、桂地区作战,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政治上愈来愈腐败,经济上陷入全面危机,和采取避战观战的政策,致使军队在敌人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

    5月11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根据中共中央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建立了豫东根据地。8月15日,彭雪枫率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于9月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师长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战斗中牺牲。9月至10月,八路军太行、太岳、晋绥等军区和陕甘宁边区先后派出部队,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来在嵩山、箕山地区和陇海路新安、渑池段南北地区,开辟了河南新解放区,并成立了河南行署及军区。

    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通过整训,提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将来部队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从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的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邹韬奋因受国民党迫害,在流亡途中于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接受邹韬奋生前的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达数千人,与会者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慨。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3月成立,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活动,开始实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10月,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撤回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11月,任命赫尔利为美国驻华大使,其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帮助他“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中共领导人和他进行3天会谈后,他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赫尔利也随着变卦,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

    9月至11月,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尼勒克和伊宁市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和民族军。次年6月到9月,民族军发动攻势,击败了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军警,解放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同年冬,正式成立三区革命政府,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

    10月31日,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于11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10日由延安出发,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指出,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只有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1944年,苏联军队对德军连续进行了10次歼灭性的打击,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这年春,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进攻,逼近日本本土,日本的处境愈来愈困难。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8月15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和马赛登陆,终于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从194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沦陷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8个解放区;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琼崖、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5年)
    
    春,八路军、新四军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人民抗日力量也在不断发展。这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

    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国民党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3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

    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3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苏联同日本作战的条件而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5月2日,苏联军队攻占柏林。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于2月至5月进行两次“兵备动员”,拼凑了40多个师团,约240万兵力,准备固守本土,并妄图将中国东北及朝鲜北部与其本土联成一片,负隅顽抗。在中国战场上,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一些县城和集镇,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基本上把敌人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线,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地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亿人民,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困难还很多,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要用民主来解决。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党员。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聂荣臻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大会系统地总结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深刻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贯彻执行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对历史上党内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耐心帮助教育,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行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这就大大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缩短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胜利的进程。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深入东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各前线向日伪军陆续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1日,蒋介石下达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三是要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时,美国用各种方法把国民党军队运往为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所包围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13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5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之日军在外)。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关于大连的协定。两国政府还互换了关于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照会。

    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复杂斗争并付出极大代价获得的。据估计,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600亿美元以上。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这就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目前阶段,“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要迅速加强城市工作;要迅速扩大民兵组织;今冬明春,必须在1亿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阶段过去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这时,美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蒋介石则完全依靠美国,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自力更生,明确地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在依靠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同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
    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秉承美国和蒋介石意旨,拟定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规定日军武器“完全彻底地”交付国民党方面,而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为书记。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会议认为,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23日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载的方针,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避免内战,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张治中、赫尔利系27日来延安。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最重要的一项,是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国民党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还有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8月29日,当国共谈判刚刚开始之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重新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期间所编《“剿匪”手本》。9月20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双十协定》公布后,蒋介石又对其部下颁发“剿匪”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密令。

    9月5日至10月15日,美国空军运送国民党三个军抢占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10月中旬至1946年6月17日,美国海军运送国民党9个军去华北、华中、东北。美国政府为空运、海运
    国民党部队共耗资6亿多美元。
    9月6日,新四军光复江苏淮阴。在向日伪军的大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部队共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并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今呼和浩特)、天津西站、上海西站,逼近和包围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开封、新乡、徐州、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切断北宁、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线,光复了大片国土。

    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3.1万人,在民兵5万人的配合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向在这以前入侵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击,夺回屯留、壶关、长子、潞城、长治5城,歼灭阎锡山部主力13个师3.5万余人。上党大捷,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我党我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主要任务是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同时,还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从这时起,陆续派遣10名中央委员(其中4名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名候补中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挺进东北。

    同日,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提出:我军将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

    10月24日至11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三十军、四十军的大部,共3万余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近万人,在邯郸以南马头镇起义。邯郸(平汉)战役连同同蒲、平绥、津浦战役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沿四条铁路线部署内战的阴谋。

    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在8月建立的鄂豫皖中央局改建为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25日,昆明学生6000多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于次日起联合罢课。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并屠杀殴打罢课师生,死4人,伤20余人。“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罢课达1个月之久,得到全国各地的巨大声援。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等项工作,以提高我军战斗力,巩固解放区。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的要旨为:“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解除中国人民军队的武装。16日
    ,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衔命到达中国。21日,蒋介石在与马歇尔的正式会谈中,极力强调并赞扬“(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日,中共政协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27日,又提交书面补充建议。国民党政府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

    12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在中国局势问题上提出:“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停止内争。”1946年1月28日、29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到重庆连续向蒋介石和马歇尔介绍了3国外长会议情况和苏联战后对华政策。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此目的,必须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6年)
    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于5日达成的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然后再把战火烧向关内;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前后,还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也寸土必争,在自卫反击中击退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国民党军。

    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介绍和肯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乐观论断。后来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很快就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7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集会上,对这个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

    2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暴徒在重庆捣毁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制造了“较场口事件”。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特别是破坏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协议,号召全国人民为坚持实现政协一切协议进行严重的斗争。

    4月8日,中国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前新四军军长、不久前获释的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同机罹难。

    4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批判当时国内外某些人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的右倾观点;强调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妥协,“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4月18日至5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历时1月的四平街保卫战,歼敌1万余人。5月19日、23日、28日,美国装备和运输的优势的国民党军相继侵占四平街、长春、吉林。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中央要求在准备工作中,各地必须抓紧练兵。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此以前,4月,由任弼时主持召集各解放区负责人来延安讨论研究土地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问题。会上一致反映,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出《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6月23日,上海群众1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
    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刺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这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加紧迫害是同时并进的。

    7月13日,周恩来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提出备忘录和抗议,揭露国民党军定于15日进攻苏皖解放区的计划。16日、18日,国民党军从苏皖南线、北线、西线发动了进攻。新的全国内战因而扩大。

    7月13日至8月27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进行自卫反击,七战七捷,歼敌6个旅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占当面进攻之敌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本质上分析敌我形势,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指示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为我党我军规定战胜敌人进攻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并强调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党中央领导下,全解放区军民紧张地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8月,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不但应用于战役而且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以求全歼、速决。为此,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各战略区遵照中央军委作战方针,互相协同,主动寻机歼灭来犯之敌,特别是陈毅、粟裕领导的山东、华中部队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连续取得了许多歼灭战的光辉胜利,大大地削弱了敌人进攻的势头。

    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3个月总结》的指示,全面系统地阐述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3个月的经验,分析政治、经济和土地改革的形势,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今后为了更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为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当即悍然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追随他的只有从民主同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这个一党包办的“国大”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举行,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

    10月31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宽甸西北的新开岭地区歼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电,表扬新开岭的战绩,并就此指出: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12月18日至1947年4月3日,这个部队又进行四保临江战役;北满主力也与之配合,三次向松花江以南出击。东北民主联军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终于扭转了战局,停止了东北敌军的战略进攻。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前后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残暴统治和经济上的压榨掠夺,使国民党区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指引之下,为了生存自救,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11月底至12月初,上海发生摊贩斗争,形成为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12月底,从北平开始,爆发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运动。同月31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指示,提出要“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国民党区各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学生达50多万人,并迅速获得工人、教员和其他人
    民群众的支持。
    11月19日,周恩来离南京返延安,行前向中外记者宣布,发动新的全国内战的人,不要很长时间就将遭到彻底失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进行的长时间谈判斗争,揭穿了美蒋反动派的战争阴谋,使他们陷于孤立;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间派和广大人民的拥护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对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包围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7年)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由于美蒋反动派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建设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继续执行《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首创一次歼敌7个整旅共7.6万余人的纪录。
    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

    2月28日,台湾人民发动反抗国民党政府暴政的武装起义。3月8日,从大陆赶来的国民党援军在基隆登陆,随即进行血腥镇压。起义虽然因而失败了,但它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直接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

    2月,从1946年7月至本月,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71万人,敌虽占我105座城市,但使其用于守备的兵力大增,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敌之全面进攻便被迫停止。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在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海南岛、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浙江东部和闽浙赣边区等地、恢复、发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起了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的作用。

    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这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以便拖住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3月23日至5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联结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举行反攻,歼敌4.5万余人。
    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与10倍于己之敌进行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中,相继取得青化砭、半马河、蟠龙镇3战3捷,共歼敌1.4万余人,奠定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基础。

    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央在陕北横山县和靖边县交界处的青阳贫镇发出通知说:“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4月4日至5月9日,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歼敌1.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
    4月8日至5月8日,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3.5万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4月29日,中共中央为中央和各级党委成立城市工作部发出指示,确定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经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

    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9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自治区。为了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党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于7月9日宣告成立。

    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反内战宣传示威。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反内战示威运动迅速扩大到国民党区其他大中城市。国民党采取镇压措施,在南京造成“五二○血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提出要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蒋管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5月至6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蒋管区60多个大中城市。5月上旬,许多大中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
    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山区全歼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七十四师,共3.2万余人。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时,还没有完全粉碎敌军重点进攻,我军在兵员数量和装备上还远逊于敌军,就来实行战略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影响战争的各方面的条件而采取的一个大胆的决策。刘邓大军渡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接着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

    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但是,会议一则没有形成纲要性总结,没有同时制发相应的划分阶级文件;二则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会议虽然推动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以空前规模进行,然而“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确定太岳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改为渡河南下出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由于太岳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作出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成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
    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8月6日至12日,为调动胡宗南部以利于太岳部队出击豫西,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18日至20日,在米脂西北沙家店地区歼敌主力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共6000人。至此,以23万大军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敌,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

    8月22日,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8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两则强渡黄河,随即切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接着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的决定,决定中说: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总参谋长仍是叶剑英。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时反攻与进攻这两个词还交互使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1947年7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再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
    ,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指示着重地提出了全军在新的战略阶段的努力方向:“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

    9月10日至10月10日,为抑制敌军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进行阻击作战,歼敌2.6万余人并转入反攻。

    9月14日至1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中长、北宁两路沿线发动秋季攻势,取得歼敌近7万,控制东北大部分铁路的胜利。
    9月26日,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8个纵队18万人兵分5路,横越陇海路南下豫皖苏地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部队经略中原。中共中央的“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布局在战略进攻的发展中逐步形成。

    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67条,宣布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总部并重行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月18日至2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地区歼敌第三军主力,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敌2.1万余人。11月6日至12日,又攻克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余人。朱德说:“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指出:“在我军反攻胜利发展中,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必须考虑自己立场,计算将来出路,蒋介石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也必须预筹退路。”中共中央指示要揭露美蒋反动派策动“和平统一”的政治阴谋,做好争取教育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或改良主义政纲。

    同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
    11月12日,台湾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47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12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研究发展战略进攻和纠正“左”倾偏向问题。

    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野战军进行持续3个月之久的冬季攻势,攻克四平街,将敌军压迫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

    本年冬至翌年夏,为适应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土改、整党运动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各部普遍利用战争间隙,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我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整军运动,使人民解放军提高了军政素质,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8年)
    
    1月1日,由国民党各民主派别联合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主张采取革命方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恢复活动表示欢迎,并指出:这“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

    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土地改地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和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份的最标本的情形;全面阐述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问题,以作为《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指出对知识分子即脑力劳动者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政策,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并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还指出对开明绅士也要采取保护政策,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讲话中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中央当即把这个讲话作为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并迅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篇讲话在使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反对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的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问题和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这以后,中央还发出一系列指示,其中有《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这些文件提出党的团结乡村和城市中的统大多数人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针,使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逐渐完整和系统化,纠正了在人民大革命高潮中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
 
    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5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4月21日,收复被敌人侵占了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3月14日,陈谢部队和陈粟大军一部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歼敌1.9万余人。为再求歼敌有生力量,18日又主动撤出,4月5日再克洛阳。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中原三军会合,共同歼敌。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
    。
    4月1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
    4月27日,山东兵团攻克“鲁中堡垒”潍县(今潍坊市),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并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等的意见,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会议还研究和决定如何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多项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学生1.5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从上海、北平的学生大示威开始,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一些教授、文化人、社会名流、工商业者以至属于国民党的有些机构和人物也加入了斗争行列。

    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8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个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就是行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争夺,在这一天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敌人孤立据点临汾的解放,使我军围城兵力变成了战略机动兵力,并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6月1日至7月21日,这个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了晋中战役,以少胜多,连续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

    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军)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计9.3万余人。这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7月下旬至8月31日,东北局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时,东北全境接近解放,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9月15日,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30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吸收了这个提纲的一些思想。

    8月1日至22日,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大会还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

    8月22日,中共中央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问题发出指示。当时,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中共中央及时指出,党在国民党区的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
    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坚持隐蔽斗争,为配合解放和接管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预定从1947年7月小河会议即已提出的军事计划,就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重申和完善城南庄会议的战略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为此,必须一方面,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此,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这次会议的党内通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南下抵北宁线作战,插到敌人从东北通往华北的走廊去切断敌人的咽喉,在这场决战中,内蒙古两个骑兵师也作为生力军参战。敌人动用海空军来配合固定锦州。空军先后出动飞机1069架次,海军出动大批舰只从华北运送增援部队到葫芦岛。至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次第攻占绥中、兴城、义县,威逼锦州。10月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攻锦打援上的犹豫动摇,并一再阐明攻锦的战略意义:“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月14日至10月31日,为配合东北大战,钳制傅作义集团,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进行察绥战役,歼敌2.1万余人。
    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进行济南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10月5日至12月4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并晋绥军区一部从南面突破太原外围防御,接着又对外围要点发起进攻,占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紧缩了对城垣的包围,共歼敌5万余人。随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暂缓攻城。

    10月5日至18日,为配合中原、太原两地作战,西北野战军对大荔以北之敌发动攻击,歼敌25000余人。
    10月10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一部在塔山地区浴血奋战6昼夜,成功地阻击住从葫芦岛援锦的敌军“东进兵团”。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把蒋介石在东北的反动统治的“生命线”(沟通华北的咽喉)一举切断。17日,被长久围困的长春守敌一个军宣告起义;19日,包括一个兵团部又一个军的守敌余部全体投降。
    曾经是伪满洲国首都的长春当即解放。 
    10月21日,从沈阳出动一直迟疑逡巡的敌军“西进兵团”即廖耀湘兵团由彰武南下,从23日开始与东北野战军接触,无论哪个方向都遭到英勇顽强的阻击。我军攻锦主力当即迅猛回师,其他各路也作向心集中,约50万大军于26日将廖兵团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的约12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经2日一夜激战,敌军嫡系精锐廖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包括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和新六军。

    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24日,再度解放开封。平汉、陇海两路枢纽为我掌握。
    10月28日,当辽沈战役接近结束之际,蒋介石令华北敌军从保定出发,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地区。这个阴谋及时为我党获悉。在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所作的周密部署下,赶调部队并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将来犯敌军从定县以南赶回保定以北,敌人的偷袭阴谋遂告破产。

    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共4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北、东北、华东军区及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兵团及军、师、团均按统一的序号排列;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9日,
    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逃跑,东北全境解放。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以6.9万余人的伤亡,歼敌1个总部、1个边区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零16个团(内1个军起义、1个兵团部并1个军投诚),共47万人。

    11月6日,华东与中原两大野战军进行的淮海战役开始。7日,中央军委依据辽沈决战大获全胜和中原战场的变化及徐州之敌撤守未定的情况,决定扩大原定的作战规模,改求歼刘峙、杜聿明集团一部为求歼其主力或全部于长江以北。这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自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役。

    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使徐州东北门户洞大,大大有利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

    11月11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指出:“(敌军)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1月15日,根据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小城市相继解放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即: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恢复并维护社会秩序;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可靠的群众组织;整理、建立党的组织。并指出:“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

    11月15日至28日,西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在陕中洛河地区三战三捷,歼敌2.4万余人。这次攻势将胡宗南集团抑留在西北地区,配合了正在进行的淮海大战。

    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攻占战略要点宿县,切断了敌军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发展淮海战役的指示电,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提早进行平津战役的指示电,指出:“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作战,也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6日、17日、18日,中央军委连续电示东北野战军火速荫蔽入关。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敌军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把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孤立了徐州之敌。

    11月29日,平津战役发起。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切断敌人西逃的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之间和津、塘之间,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切断敌人海运南逃的通路;至12月20日,我军完成对敌人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关于接管沈阳的经验。沈阳是我党最早接管的最大的工业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主要的经验是采取了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接管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特别是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中央还要求各待解放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 

    12月15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全歼敌军嫡系精锐黄维兵团。同时,华东野战军歼灭徐州逃敌孙元良兵团。在战役第一、第二阶段中,敌军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几次由蚌埠北援,均为我军击退。从16日开始,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之敌,中原野战军进行战备休整;华东野战军停止对杜聿明集团的大规模围攻,转入战场休整。

    12月21日,平津战役进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坚阶段。22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新保安歼敌傅作义部王牌三十五军军部并两个师。24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并东北野战军一部全歼张家口逃敌一个军部、五个师和两个骑兵旅。

    12月30日,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针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筹
    划“和谈”和“划江而治”以及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对派”的反革命伎俩,新年献词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向中外庄严宣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9年)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9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1月10日,三大战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淮海战役,以全部歼灭杜聿明集团结束第三阶段。在淮海战役中,敌人投入总兵力达80万人,我军投入总兵力为60万人,是三大战役中我军参战总兵力唯一少于敌军的一次。敌人还由它独有的空军出动各型飞机2957架次参战。在历时66天的激战中,我军以13万人的伤亡,歼敌1个总部的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内四个半师起义),共55.5万人,其中包括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的最后两个:第五军和十八军。至此,蒋介石军队的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出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汉口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在战役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得到了鲁、苏、豫、皖、冀5省人民的有力支援,服务于前线的民工达590万人。

    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1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1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各兵种联合作战,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17日,塘沽守敌3.6万余人从海上逃跑。

    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根据战争的发展,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战略决战结束后,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同期,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四支较大的游击队,也遵令分别整编为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桂滇黔边、闽浙赣边4个纵队。随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也先后进行整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各游击部队和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已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主力兵团向全国大进军的得力助手。

    1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覆灭情况下,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把伪“总统”职务在名义上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由南京至奉化,退到幕后指挥;并拟定一项利用谈判争取3个月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卷土重来的反动计划。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开入北平城内,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后,我以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在北平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于1月下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以3.9万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1个总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52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军主力进行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辽沈与淮海两大战役之间有3天间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完满实现。在139天的作战中,平均每天歼敌一个正规师,连同地方部队,共歼敌154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的7个月作战,共歼敌232万人,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指出: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2月2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35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迎接,自东北抵达北平。26日,中共北平方面负责人举行盛大的欢迎集会。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经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同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于25日全部迁到北平。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声明的8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大会通过了团的章程,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的湖口,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27日至5月6日,又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京、镇江逃敌5个军,并于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5月14日,第四野战军从汉口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南渡长江,武汉守敌弃城南逃,16日、17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我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25万余人。

    4月24日,华北军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攻占山西省会太原,全歼守敌8.4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4月29日,大同守敌接受和平改编,山西省至此全部解放。

    5月11日至6月17日,第一野战军进行陕中战役,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并击退敌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所部的联合反扑,共歼敌4万余人。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华中局(12月改为中南局),林彪为第一书记。
    5月22日,第二野战军解放江西省会南昌。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我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第二野战军集结于浙赣线进行战备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反击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上海地下党组织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中起了巨大作用。30日,中共中央在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说:“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6月1日,崇明岛解放,江苏省至此全部解放。
    6月2日,日本投降后即为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青岛解放。美军已被迫撤离青岛。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220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80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2.79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1061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2.16万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之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

    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空军。
    7月11日,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12日,在扶风、宝鸡等地区歼灭胡宗南部主力4个军共4.3万余人。8月26日,经过激烈攻坚作战,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省会兰州;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基本歼灭马步芳集团;9月23日,解放宁夏省会银川,随即歼灭马鸿逵集团。

    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
    7月1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建省会福州。
    7月23日至8月16日,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规定了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便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胜利地担负起领导阶级的历史使命。

    7月27日至8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会议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宣告解放。
    8月12日、14日、18日、28日、30日、9月16日,新华社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6篇社论,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还批评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社论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8月18日,长山列岛解放,山东省至此全部解放。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由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后,华北全部解放。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后,大西北全部解放。

    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达448.8万人。刘少奇说:“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闭幕词。朱德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在举行阅兵式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10月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决议。
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4.7万余人 。

14日,广州解放。接着,人民解放军在广州西南阳江、阳春地区全歼国民党余汉谋部4万余人。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同时还任命了政务院下属各委、各部的主任、部长。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

    11月1日和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次开会研究稳定市场物价问题。全国物价继4月、7月两次大幅度上涨之后,于10月份又猛烈上涨。上涨的原因是:为支援解放战争,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国民党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投机资本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时,由陈云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约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

    11月9日,中央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集团余部约17万人歼灭于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

    11月16日至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117人。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少奇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于湖南常德,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南部的南川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5个师和罗广文兵团。30日蒋介石匆忙逃离重庆,当天重庆解放。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会议还分别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使已经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随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它们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发《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除作战和执勤外,还应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到12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所部在成都地区被全部消灭。27日,成都解放。

    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蔡畅致开幕词,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总书记古久里夫人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等分别作报告。会议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和《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

    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4000万人。指示要求灾区各级人民政府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帮助灾民生产自救,并提供一部分贷款和救济粮,扶助灾民战胜灾荒。指示还号召开展节约互助运动,要求机关干部带头参加每人节约一两米运动。

    到本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人民政府先后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企业共2858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农村,已在1.2亿人口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战争的影响,全年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普遍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钢只有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90多万吨),粮食只有2162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2774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
    (解放前最高年产1698万担);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定,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0年)
    
    1月14日至1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收回到前美国、法国、荷兰(占用前德国兵营)在北京兵营的地产,并征用了各该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这是中国人民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措施之一。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在此之前,毛泽东于上年12月16日访问苏联。由于苏方拖延,到1月20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会谈才正式开始,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签订这个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外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

    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新中国的财政困难,除政府开支庞大、通货膨胀和投机资本捣乱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财政制度不健全,收支系统不统一,各地自收自用。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全国财政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3月3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

    2月2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为了迅速完成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对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原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这是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措施。

    3月2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扫除我国封建旧传统,实现妇女解放的一件大事。

    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4月28日,政务院举行第三十次政务会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在会上作关于民族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民族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是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并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反对急性的作法。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风。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和研究物价稳定后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作法。会后,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人民政府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它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此,各种经济成分开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

    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指出,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在老区农村,一般停止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农村也暂不发展党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教育广大农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待土改完成后再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象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将来再过好社会主义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会议讨论和同意了刘少奇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后,土改运动在有3.1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了这一场空前伟大的斗争。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有代表工人同企业订立集体合同和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广泛权利;有组织、教育工人拥护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积极搞好生产、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职责。

    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29周年时,党员已超过500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人是去年和今年入党的新党员。
    据统计,到6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4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余人。
    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以1933年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定的,它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同时号召英雄模范继续向广大人民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10月上旬,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政府虽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为此,《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10月27日,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根据这个宣言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个运动,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既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争,又推动了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

    11月16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严正指出解放西藏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在此以前,印度政府曾照会中国政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本国的领土西藏进军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企图阻挠我解放西藏。
 
    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命令说:鉴于美国政府已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决定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在华公私存款。此后,对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1000多家外国资本企业陆续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
    2月18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通报:中央于2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8个问题。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这时镇压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一些地区开始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决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消灭匪徒武装240余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
    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根据党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从此,整党工作逐步展开。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对《武训传》这样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对它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也可以实事求是指出批评;但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了一次政治批判运动,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认为电影《武训传》是对新中国的挑战。这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上年12月31日到本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3次反击战役,歼敌17.9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7月下旬,根治淮河第一期工作胜利完成。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淮河水患的根治。第一期治淮工程完成后,结束了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历史,一般可达到“大雨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关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力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政治上要有明确的态度,分清敌、我、友。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除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此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用足够的力量,发动与依靠工人群众,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残存在各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对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1952年企业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工作的重点又转到进行生产改革。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此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各地党委对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2年)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1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关于《“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

    6月中旬至9月下旬,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这次调整对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是有益的,必要的。缺点是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又设置过细,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6月20日,于本年4月5日动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分洪区蓄水量可达60亿立方米。 
    同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到会讲话,指出了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前途,详细说明了党要在“三反”、“五反”后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及调整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的实施,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促进了正当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恢复和修建铁路十分重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9年11月陇海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1月,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52年9月29日,新建的天兰铁路全线通车。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仅要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准备条件,从而结束从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对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用轮训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11月29日,中财委向党中央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和节约的总值已达31.7亿元。

    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4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个政策,既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8月25日至9月4日,青年团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到会讲话,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会议选出胡耀邦等9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14日,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1年来最大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万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本年冬到次年春,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本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的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的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的产量为2607万担。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经过3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又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期间,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偏向。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利益;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要保护个体生产者的利益,不要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各级党委必须在1953年内,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

    4月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发到全国。毛泽东写了学习这本书的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不断胜利。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了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上述措施,对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稳定农民情绪,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4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4月25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2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个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的根本思想,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1951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项目。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是:钢铁工业、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制造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话、石油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形成我国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财经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起两次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余人。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李承晚集团不接受协议,叫嚷要“单独干”,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配合下,从7月13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他说,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农贷、发救济粮、减免税收、兴修水利、打井开渠、深密植、推广新式农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这些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纲举目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纲。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2万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甚至100多万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的影响很大,其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对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也不够实事求是。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根据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4.1万多个。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1.4万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并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1954年4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4年)
    
    1月,中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当时,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仍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4月至7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组织起来。

    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7月20日至25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划1955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5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65万个;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1954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之前,有两个青年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此后,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5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11、12两个月全党又集中力量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些都与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思想有关。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产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重大意义。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写了序言和20多条按语,并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从而造成了一桩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义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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