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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二)
作者:      时间:2007-02-13   来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8年)
 
    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举行宜章、郴州(今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

    1月,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3月,工农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4月,敌人向桑植地区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到挫折。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群众斗争。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在闽南平和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敌人反扑下,起义军撤出县城。后来,部分农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3月至6月,中共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的后田,中共上杭县委在上杭的蛟洋,中共永定县负责人张鼎丞等在闽西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等地先后领导起义。随后根据福建临时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并将上述各县起义武装统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不久,在强敌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部分起义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这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

    4、5月间,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5月,泰兴、如皋、靖江、南通等地农民在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下,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军虽然遭到挫折,但他们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活动,使游击队逐步恢复和发展。

    五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6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进攻之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8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见周恩来1928年6月30日在六大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与《组织问题报告大纲》。报告中说明,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到别的数字根据),瞿秋白、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思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3人为候补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向忠发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等职。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被捕叛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这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进一步强调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斗争。

    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先后举行起义,并迅速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鄂地区坚持斗争。

    10月,闽北崇安等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游击队,并在崇安东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的兵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同月,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9年)
     
    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30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4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边界的斗争。

    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4月下旬,在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5月,在中共豫南特委领导下,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6月下旬至7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建立了特科。它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方,中共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7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闽西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1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县委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并逐步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11月15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已变成取消主义者,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名为《关于纠正常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0年)

    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原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年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2月,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湖北省洪湖地区领导的中央独立师(1929年底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师长为段德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边特委会成立,郭述申任书记;并将原分属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成立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从而加强了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统一领导,并标志着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后来,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

    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邀集有关方面代表开调查会,并写了《寻乌调查》。十月底,又对兴国永丰区做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毛泽东先后所作的大量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军队内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并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这两个会议也有一些“左”的,提出了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并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主要任务是进攻城市。

    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七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随后,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一路
    军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有2万余人。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并组成了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9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中共中央派邓中夏任二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同时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7月27日,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迅速攻占长沙城,10天后被迫退出。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再次攻打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扩大了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式组成以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为代政治委员,胡庭铨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红十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标,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江西省新喻县(今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向中央苏区“围剿”的实际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不再去进攻大城市,而是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以便打破敌人的“围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红一方面军在作战时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12月16日,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30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多件,并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厅东韶歼敌一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围剿”。

    11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开始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的下半年,洪湖地区的军民在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使红军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

    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近10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3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5000余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1年)
     
    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上,陈绍禹(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9人为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7人为候补委员,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AB团等。在此之前,党中央就提出加紧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地开展肃反工作。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对所谓AB团的斗争。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资强调AB团等都是蒋介石政府“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红军“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号召在苏区内“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接着,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也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由于错误地进行了反AB团等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杀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1月15日,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8月3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等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增补王稼祥为委员。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

    1月27日,罗章龙等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

    2月10日,王明的《两条路》(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正式出版。翌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加以修补后再版,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总政治纲领。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为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五个文件,即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许多过左的政策,如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和工资要求等。2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分别给鄂豫皖边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贯彻执行。

    2月27日,毛泽东依据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指出所以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采取“追堵兼施”的方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到5月下旬,红军采用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法,经独山、浒湾、桃花等战斗,共歼敌5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3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16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3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148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几个月内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11月29日,秘密杀害爱国人士邓演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这时,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停止反共内战政策。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

    9月下旬,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和发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忽视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战术,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000余人。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4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2年)
    
    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中心是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的行动。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

    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战。2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的部分部队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5月2日,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23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

    2月3日,茅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陈望道、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愤怒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

    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不仅拒绝同抗日的反蒋的各派势力进行联合,而且提出成立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和其他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建立民众政权的“左”倾错误纲领。

    3月,湘鄂西的红军第三军(由红军第二军团改编)在襄北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计划,共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六个营。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红三军发展到15000余人。

    3月中旬,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红军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红军第三军团)。

    是年春,刘少奇因坚持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被临时中央指责为“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在这以前,刘少奇曾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不赞成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组织赤色工会,反对不顾客观条件而硬要进行工人群众的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开展工人运动。

    4月20日,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飞机两架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在这些文件中,临时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东北三省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

    7月,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纠集50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30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8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上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留下的武装重建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虽英勇反击,但终未打破敌人“围剿”,于10月退出洪湖地区,向湘鄂川黔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毛泽东在2、3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发展,而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的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会议批评了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上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当时只有第二团)。翌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又决定将这支主力红军和一部分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它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3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路,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川北后,在当地党组织、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2月7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2月至3月,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办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

    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成立张家口特委,并陆续派宣侠父等许多干部,支持冯玉祥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发展到8万多人。从6月到7月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4座县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等原因,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9月底抗日同盟军遭到彻底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避往天津,后被国民党逮捕,在北平英勇就义。在这之前,他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10月10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原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点,一部分编为东方军入闽作战在,企图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结果,东方军入闽作战近3个月,虽然攻克一些城镇,歼灭一部分敌人,但东方军本身也遭到很大削弱。中央军也未能大量消灭敌人。这就使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6月中旬,红军独立十七师(由湘赣红八军改编而成)和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军第六军团。当时未正式建立军团的领导机构,暂由十七师负责人统一指挥。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经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8月12日至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的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开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结果广昌失守。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10月28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七军团军团长为寻淮洲,政治委员为萧劲光;红九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治委员为蔡树藩。

    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九个师大军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

    11月,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4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还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
    策略;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这就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是年春,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马立峰任主席。在这之前,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曾先后派邓子恢、陶铸和叶飞、曾志等赴闽东,指导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下半年,党在闽东掀起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1934年6月,中共闽东特委成立,苏达任书记(后由詹如柏代理)。9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他们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开辟了以福安、连江为中心的1万多平方公里的闽东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后,闽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2月,蒋介石为配合其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强化其法西斯专政,对白区的进步文化和爱国民主运动也加紧镇压。据不完全统计,早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即查禁228种书刊。2月,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杀害了左联的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等5人。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2月,仅上海一地,国民党政府就查禁社会科学和进步文世书籍149种以及进步刊物76种。11月,又暗杀了倾向抗日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申报》主持人史量才。

    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7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7日由江西瑞金出发,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皖南太平县境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抗日。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翌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8月7日,红六军团在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月12日,成立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根据地(该根据地包括印江、德县、沿河、松桃、酉阳五县,纵横200里,人口近10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26日,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六军团发展到11000多人,红二军团发展到9000人,合计20000余人。

    8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10个月的苦战,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共歼敌约25团。
    9月2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编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更任政治委员。11月,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12月,红八军团番号撤销,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9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陕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它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骨干力量。

    10月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同时还成立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
    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这些部队分别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叶飞、方方、傅秋涛、高敬亭等领导下,在八省十几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瞿秋白于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境内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在突围中,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被俘,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

    11月,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至11月下旬,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即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敌人调集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在这紧急关头,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中央一些领导人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原议。15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2月底,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从1935年起,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3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共2900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境内出发,开始西征,于12月进入陕南,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翌年8月吴焕先牺牲,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起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

    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在此以前,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会议,确定向西进攻,在川陕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激烈战斗,胜利地渡过敌军严密封锁的嘉陵江,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但张国焘却于4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涪江,5月渡过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6月,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懋功(今小金县)。

    5月,刘志丹、谢子长(谢子长已于1935年2月11日因病逝世)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来自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由于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顺利进入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下旬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力量。14日,两军在懋功地区召开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顿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坚持北上方针。

    9月8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和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中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9月,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拘捕的干部,挽救了陕北的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本年10月间,日本曾指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领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翌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正式发表侵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停止反日运动和放弃依赖欧美主义,努力中日提携;(二)承认“满洲国”;(三)中日“共同防共”。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1月,红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在陕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O九师,接着又在张家湾地区歼国民党东北军一O六师一个团,彻底碎粉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其他经营的土地、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等自由。

    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6年)
    
    1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五军党委在黑龙江省宁安县召开会议,讨论人民革命军互相配合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总司令部问题。接着,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汤原游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军和自卫军,又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东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

    2月,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共改编和扩编抗日联军10个军,并将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全国抗战爆发后,又组成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把第三军到第十一军分编为抗日联军第二、第三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为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为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为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5万余人。

    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
    2月20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英勇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刘志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上旬至4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占,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5日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西部召开会议,讨论: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如何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的问题。

    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北方局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争取在华北的国民党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北方局采取了荫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北平、天津党的组织和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

    4月,在日军侵略华北,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党及时地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在太原陆军监狱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王若飞等,也经党的营救于1937年出狱。此外,还有许多在国民党监狱里坚持英勇斗争的同志,如陶铸等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被释放出狱的。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等。它制订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11月,绥远抗战扩大,击败日伪军联合进攻,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我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上海病逝。2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国焘自上年9月率部南下后,红四方面军在作战
    中虽然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本身也遭到严重损失,减员一半,在强敌围攻下被迫于本年2月间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红二、六军团于上年11月由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他们把牺盟会变成抗日进步团体,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1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使共青团变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并大批吸收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这一“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但直到翌年7月,他们才获释出狱。

    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委员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阀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蒋介石囚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7年)
    
    1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万余人。

    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和红五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上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组成以后,向甘北西进,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到本年3月,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困危极为关注,曾于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准备救援。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因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些指战员和在祁连山坚持转战的一部分指战员陆续回到延安。另有西路军数千被俘官兵,经党中央营救,也先后返回延安。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

    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指出“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一天,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还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并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
    8月13日,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要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4日发表“自卫”声明。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共产党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同年9月29日,中共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竹+钱)(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1938年3月林彪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O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O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2月由邓小平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共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配合八路军的行动,以及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商谈决定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动委会”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00人。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一二O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于十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卫队、政卫队和暂编第一师等部。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共产党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地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
    共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主张,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8年)
    
    1月2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在巴黎召开新年演讲大会,吴玉章在会上讲述中国抗战形势。九日,该会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演讲会,大会通过决议:慰问祖国前方抗敌将士和殉国将士家属;请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绝交,肃清汉奸,没收日本及汉奸在华一切财产,武装民众,加紧扩大国际宣传,改善民生,建立国防工业;号召全欧华侨抵制日货,踊跃认购救国公债。

    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到会代表140余人,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月,为加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进步文化界人士,作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2月至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中。3月至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军部也从南昌移至岩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应立即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的指示,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于4月向苏南敌后挺进,并取得了韦岗初战的胜利。5月至7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相继进入苏南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张云逸、谭震林领导下,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进抵皖南长江沿线对日作战。江北的第四支队5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于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首战告捷。7月,新四军军部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

    4月初,日军3万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围歼刚到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主力。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一部和决死队一、三纵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分路打击、袭扰敌军,使敌降入疲惫恐慌境地,最后撤退。我军又乘胜追击,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先后歼敌4000余人。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有一部分进行了抵抗,有些部队则转移到豫北和中条山地区。这次战役,为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4月下旬,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并配合国民党战场的徐州会战,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由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第五支队挺进冀南,消灭大量日伪军和土匪武装,收复一些县城,并于8月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 。

    5月4日,毛泽东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新四军应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根据地。

    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

    6月,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

    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了冀东20余县和唐山矿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武装起义,控制了冀东广大农村。但不久,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损失,第四纵队撤回平西,李运昌率2000余人留原地坚持斗争。

    8月,李井泉率领新组建的一二O师大青山支队,从晋西北出发挺进绥远,会同中共地方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初步建成包括绥西、绥南和绥中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
    ,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在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0月21日和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日比较积极,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了消灭日军1万余人的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丢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国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丧失一些地方虽属不可避免,然而日军能如此迅速地推进,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

    10月至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二O师主力挺进冀中,一二九师主力一部挺进冀南和鲁西北地区。这是针对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把进攻重点转向敌后解放区,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在敌后设立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以压迫、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的新情况而确定的战略部署。新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率领下,于10月从确山县竹沟出发向豫东敌后挺进,后来创造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游击支队得到很大发展。

    11月,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等地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在东莞、宝安和惠阳地区分别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在曾生、王作尧率领下,战斗在广九铁路两侧。12月,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此后,这些部队在广九铁路两侧、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创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依靠汉、黎、苗各族人民,坚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9年)
    
    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指出出版这本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同时也为了供给友军与抗日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于上年12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叛国被国民党内暗藏的投降派称为“曲线救国”,后来“曲线救国”成了国民党大批高级军政人员和一些部队公开投敌、实行联日反共的汉奸理论。

    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内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处等10个机构。

    1月15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民选的参议员145人出席会议,代表着边区200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开明士绅。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讨论了边区建设和抗战问题。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15人,林伯渠为政府主席。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公开的文件说要继续坚持抗战,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会议还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1月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和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月25日,贺龙、关向应率一二O师主力到达冀中河间西北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接着,一二O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日、伪对冀中区的多次围攻。

    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确定中原局委员为刘少奇、朱瑞(未到职)、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中原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4月,刘少奇去延安后,由朱理治代理书记。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以来大发展的成果。6月,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二期整军训令,要求两期共整编60个团
    ,以加强主力部队。八路军的整军,对于敌后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以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华中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

    3月初,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一部进入鲁西地区,歼灭盘踞在郓城樊坝的伪军一个团之后,主力继续东进泰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的部队会合。5月,取得陆房战斗的胜利,粉碎日军5000余人的九路围攻,打开了鲁西、鲁南地区的新局面。

    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月,国民党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400余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屠杀干部涂正坤等6人。3月至8月,秦启荣等部在山东一再制造磨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数百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提醒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
    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等。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总结了两年的抗战;分析时局的特点;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危机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原则;汇报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博古作《南方工作报告》,分析说明南方工作条件、南方党的状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张鼎丞作《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对一年多来新四军中党的工作,作了简要说明。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巩固了统一战线;发展了党的组织;推进了抗战动员;开展了青年与妇女工作;开展了工农运动;配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会议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也同样取得了许多成绩。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O师。指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军的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上述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警备区。一二O师在冀中的主力向晋西北转移。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讲演。毛泽东为此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自抗战以来,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9月下旬,晋察冀部队配合途经晋东北的一二O师主力联合作战,歼灭了由灵寿出发袭击抗日根据地重镇陈庄的日军1200余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胜利。接着,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O师团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的冬季大“扫荡”。八路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以及攻击敌人后方交通线和据点等方法,挫败了日军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前后作战108次,共歼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以下3600余人。

    11月,刘少奇率一批军政干部,由延安到达皖东根据地的定远、滁县地区,并将中原局领导机关从竹沟移至皖东地区。12月至次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华中发展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在华中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最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12月,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武装磨擦升级,并达到一个高潮。阎锡山在山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占边区属地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1940年初,国民党军队石友三部攻击冀南、冀鲁豫的八路军。朱怀冰的九十七军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分别击败了顽固派的进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陕西,绥德警备区赶起了专事磨擦反共、压榨群众的何绍南。1940年2、3月间,歼灭了石友三部的大部,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两个师的大部。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并派代表先后同阎锡山、卫立煌进行谈判,达成了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5月初,叶挺军长过江组织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鄂东敌后抗战的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安徽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安徽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安徽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其中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1月,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成立后,一方面向长江三角洲发展游击战争,一方面组织苏皖支队,向江北的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李先念领导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和鄂、豫、皖、湘的一些游击武装,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后称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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