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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一)
作者:      时间:2007-02-13   来源:
 

(1919-1920年)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设立由它们管理的“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等种种特权,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实权。中国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量商品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势力,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各族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农民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决不容许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决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巨大压力下,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自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学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4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激起各地群众更大的反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加入爱国运动。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5万人以上。上海商人举行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天津、津浦铁路等处的工人也酝酿罢工。对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北京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11月刊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    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7月至8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仇视与恐惧。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了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胡适发表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李大钊发表文章批驳胡适,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论证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

    5月1日,《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府》,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党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1月,正当一些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他们宣扬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次败下阵去。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与虎谋皮”,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混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大开幕日期是建国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在此以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接到开会通知后,因为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回国参加)的代表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刘仁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加托派组织,全国解放后曾发表声明,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陈公博,1922年叛党;周佛海,1924年叛党。1927年后,陈、周二人都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并于抗战爆发后,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包惠僧,1927年脱党,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大会进行到7月30日,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被迫休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并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决议》还规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掌握斗争本领。在办好工人学校的基础上,逐步组织产业工会。在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9月,共产党员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发表农民协会章程和宣言。两三个月内,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的80多个村庄,有的地方进行抗税减租斗争,但是很快遭到封建势力和反动军警的镇压。
 
10月13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在武汉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10月25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9000多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和欺压工人,举行罢工。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全路2000多工人群起响应。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也举行罢工。

    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了部署。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以前,党员都要达到30人,尽早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规定:全国青年团员要超过2000人;各区至少要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中央宣传部门要出版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20种以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2年)
    
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先驱》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3月,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到3月初,发展成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罢工人数超过10万,其中海员2万余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3月4日,港英军警开枪打死打伤途经沙田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几百人,制造了“沙田惨案”。罢工期间,国民党的广东政府给了香港罢工工人以经济上的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并且在共同斗争中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这次罢工坚持了56天,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和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也相继举行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

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5月1日至6日,根据党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件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    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 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着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等。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大会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

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重新树起“护法”旗帜,并准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受帝国主义策动并和直系军阀勾结,发动企图推翻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

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共产国际根据马林汇报作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由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于这种做法存有疑虑,所以西湖会议以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并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以及劳动法大纲19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9月14日,安源路矿(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州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的17000多名工人,在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等要求。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10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10月16日,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开滦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矿局无理拒绝并扣压工人代表。23日,矿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近5万人。矿局和军阀政府调集军警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参与了镇压这次罢工。26日,反动军警开枪打死打伤工人60余人,造成流血惨案。这次罢工失败了,但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3年)
    
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4年)
    
1月初,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出席了会议。

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本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

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决议中关于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实际上是主张调和、退让;关于共产党的活动,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些主张,助长了党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发展。月底,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
 
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在前一时期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至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出席了大会。大会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指出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大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农讲所至1925年12月连续举办了五届,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讲所主任,为广东及附近省区共训练了农运骨干450多人。

    7月15日,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广州工人乘胜组织工团军。

8月,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发展,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

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

    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军校校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的商团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二七惨案”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12月12日,广东省广宁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的领导下,发动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到地主武装的破坏。广东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1926年任弼时为代理书记)。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月初,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死10余人,伤多人。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罢课,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起来反抗的上海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中有从6月19日起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7月6日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同时,广东、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

    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门+岂)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分别为李福林和程潜。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国民党左右派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右派”。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潮汕两地,11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努力,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才得以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这个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6年)
       
    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会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门+岂)、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O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O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门+岂)、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7月7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种认识,受到党内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0月2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而失败。
    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决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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