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邓拓总编辑在北京迎接国外新闻界宾客

　　今年5月18日，是我工作所在的老社长、总编辑邓拓前辈辞世57年的日子。新三届公号编发我2009年发表在《世纪》杂志上关于邓拓辞世的长文，感谢“新三届”老朋友看重！

　　我重新读了一遍。十几年过去，这篇文章还能经受时光淘洗，在网络潮流中再度浮现，使我感到未负光阴，于是不但转发，还放进了自己的公号。

　　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当天就有2万以上的点击阅读量，第二天超过了3万（主要是由“新三届”获得的），眼下还要继续增加。说明往事未必成烟。作为新三届群体中的一员，我增添了对时光和记忆的感慨。

　　这篇文章发出的当天得到大学同班同学和研究生同学的点击阅读，并且有附言。

　　大学同班同学陈民泽先生和我同为上海知青，后来也从事传媒，工作于负责岗位。他写道：“（邓拓辞世）当时我在上海念高一，全班开会批判过他。” 民泽学兄思维敏锐，他写这段话想来非常感慨。

　　大学同班同学胡北学长附言：“我知道，也许这样的悲剧今后不会再发生……因为像他那样的社长从此绝迹。“他和我与陈民泽一样，也是传媒工作者。

　　我的同班同学杨友元先生文后附言：“那时候的我是一个15岁的小社员，给生产队放马。”他来自我当知青的地方，家在河套平原，我在套外的乌兰布和沙漠，相距100多里路，来到大学则朝夕相处。

　　研究生同学祝华新文思极敏，落笔有神，我不如也。这回他抄录了我文中的两句话：“他（邓拓）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然后写了两句话：“惨痛的报史，珍贵的史料。“@给我。

　　还有研究生同学李学江附言：皇权崇拜余毒至深，危害甚烈！

　　邓拓前辈的公子邓壮先生也在网络上看到了这篇文稿，写了附言给我：“你写的这篇文章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搜集。在今天又再度发表，以致纪念。感谢文中三呼万岁后的感慨，我投赞同票。“

　　他的附言使我很感动。

　　邓拓墨迹：文章满纸书生累

　　促使我写下这篇小文章主要是因为宛平的附言，我在大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和她同事。

　　宛平附言说，邓拓结束自己的生命后被送到友谊医院，”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爸爸处理了此事。记得他回家跟我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叹口气，什么也不再说了。“

　　这个情况是我不知道的，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

　　我向宛平发微信询问，希望了解得更多一些。我认为把这些情况写下来，有助于填补当时的记录。

　　宛平很快回音：“我爸爸叫耿光锦，是友谊医院副院长。““那是文革刚开始的事。记得爸爸说邓拓自杀了，是吃了安眠药。爸爸当副院长前是病理科主任，是搞病理解剖的。由他处理可能是要通过医疗手段查找死亡原因吧？是不是做了病理解剖我不知道。这之后没多久，爸爸就跟几个院长一起被批斗了。后来批斗他的罪状里包括他对邓拓死亡之事处理不力，还被关了牛棚。“

　　宛平本人则作为知青去了北大荒。这是我知道的。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逐渐远去，我们这些经历过浩劫岁月的人负有认真记录的历史责任。记录是为了不忘却，是为了给今天和明天研究那段不堪时日的人留下史料。

　　探求历史真相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经历许多等待、低效、挫折、迷路乃至误导，经历了这些依然前行，坚定地寻求真实，那就是又迈进了一步，才知道真相和真理同样宝贵。

　　（2023年5月19日记，21日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