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夜班分两段，每天下午三点上班、四点编前会；晚上八点半再上班，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那时候还是铅字印刷，夜班编辑除了编稿、画版，每晚还要站在活版车间师傅面前指挥拼版，急时就自己动手，掐起一个小方阵铅字，填进版面铅条框里。画好的版面如果出现多字或少字，当场决定另行或分段、加字处理。

　　那时候党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是近距离触摸改革开放脉搏的新闻平台，时政信息密集。小编频频往返从编辑部五号楼到印刷厂的空中连廊，想到自己编辑的文字将印刷四百多万份，脚步轻快，有成就感。

　　1983年春节，时任社长胡绩伟部署版面和夜班改革：一二三四版均刊登国内外新闻，部门包版，当晚组版见报。夜班是报纸工作的第一线，各部门抽调较强的力量上夜班；部领导都要当班，夜班编辑不再是“拼版机器”，而是版面的经营者，可以策划选题、调动白班。

　　科教部（后扩充为教科文部）负责三版“科教·文化·体育”。那时候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小编与全国人民一样心气很足。记得夏天我负责为三版夜班买西瓜，每天开销一两毛钱，大家吃得爽心。晚上在北区食堂吃夜宵时，议论刚上版的新闻，分享某件时事观察，聊得神采飞扬，没有一丝倦意，也不觉熬夜辛苦。

　　（八十年代，年富力强的保育钧和罗荣兴在值夜班）

　　玻璃房中的忧心和欢欣

　　在三版和教科文部，有幸得到师长的悉心指导，无论长幼，平等切磋业务，是一个心心相印的团队。例如曹焕荣，来自“北大荒”的上海知识青年，一些深度报道大都由他出面联系，如策划和组织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与大学生对话经济改革。李泓冰，在夜班经常被安排为稿件添加文采，或者做个吸睛的标题。每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分管体育报道的副总编辑李仁臣就点她的将上夜班，因为大赛的标题离不开她的才气。1989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记者会，李泓冰穿一件大红外套，一下子被点名提问——这个细节写进了本报另一位才女记者孟晓云的两会花絮。

　　三版团队中，还有性格刚烈的杨良化，曾作为记者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海上万里航行，见证了长城站的建立；温和又有原则的周庆，三版夜班中后期的骨干之一，我到后来才意识到他处事做人的暖意。

　　三版的灵魂人物是罗荣兴，从中国科学院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进入人民日报后很快在三版崭露头角，先后担任主编、科教部副主任、教科文部主任。老罗是典型的博学深思之人，身上有江苏常州士大夫的儒雅和含而不露的风骨。1971年林彪摔死后，周恩来总理领导成立国务院科教组。罗荣兴从国家科委“五七干校”回京，进入这个小组工作，有机会接触了解国内和全球科技动向、布局，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参与推进国家科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宽广的视野。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来一家兄弟党报负责人来访，请教对老罗对科技政策和科技报道的意见建议。来访者收获满满，离开时悄悄问曹焕荣：罗主任是不是做了详尽准备？小曹说：没有，科教的事都在他的肚子里。

　　三版和教科文部之上，有当时报社最年轻的编委、首任科教部主任保育钧，后来分管教科文部的副总编辑李仁臣。保育钧大嗓门，笑声爽朗，遇事敢于拍案而起。1977年，邓小平就是拿着他签发的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要求教育部长立即恢复高考，“不赞成的就改行”。李仁臣除了擅长的评论，还爱好摄影，关注体育，1984年夏天洛杉矶奥运会后与夫人何慧娴一同写出报告文学《三连冠》。不过，这一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撰写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振聋发聩，被一些地方的党委列入整党学习教材。两位年轻领导提携年轻编辑，鼓励创新，敢于担当。

　　这是一个理想和信念激荡人心的年代。伙伴们在夜班明亮的玻璃房中静静地伏案编稿看版，为再不改革就有“开除球籍”的危险而忧心，又为做了某个“推动改革”的标题而欢欣，夜夜如此，不知东方之既白。

　　（八十年代人民日报西大门）

　　“深度报道”的火热情怀和冷思考

　　三版和教科文部曾是八十年代新闻界“深度报道”的试水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从理论务虚会、莫干山会议到巴山轮会议，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年轻人激情四溅。“已过花甲的——却是血气方刚；年富力强的——心头插上翅膀”（罗荣兴《通明的灯光》，197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党报尝试在知识界、理论工作者和大众之间，搭建沟通对话的桥梁，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深入人心，同时积极反馈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严肃思考和改革发展的积极建议。

　　1987年，罗荣兴、曹焕荣、祝华新写过“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系列，有《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10月6日）、《改革阵痛中的觉悟》（10月7日）。1988年，罗荣兴、曹焕荣、谷嘉旺（总编室副主任）写过“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系列，有《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4月6日）、《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4月7日）、《再造中华民魂》（4月8日）。仅仅是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虑和建言，竟然从人民日报一版起刊发，万言篇幅，此前并不多见。

　　如曾陪同邓小平访美的新华社老记者、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对国际环境变幻的预见，今天看来如暮鼓晨钟：“当前的国际竞争表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从更深的层次说，实质是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素质的全面较量。由于美苏争夺的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一些发达国家都愿同我们发展经济关系；但政策和政治因素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看不到无情的竞争，只讲和平、合作，就容易产生一种假象，似乎人家有资金，我们有劳力，可以天然结缘；或者人家有先进科学技术，只要去掉政治障碍，就能拿来为我所用。事情绝没有那么便宜！我们目前的体制和劳动力素质（首先是精神素质）远远不适应国际上的激烈竞争。”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条分缕析：“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过去长达30年错误估计形势、错误的目标模式、错误的政策手段种下的病根。把立足点放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准备打仗，打完仗再建设，这就错过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70年代的大好发展时机。错误的目标模式，是误解马克思的理论，硬套到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来，照搬苏联模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偏爱供给制和‘一大二公’，形成僵死的计划体制。错误的政策手段，是不了解经济规律，搞唯意志论，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把国民性中不好的一面都激发起来，造成经济工作难以收拾的局面。”

　　一位南方官员主张：“对于资本主义腐朽的一套，我们当然要抵制，但现代资本主义也包含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全面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学习、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

　　很多年后，作为《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的执笔者，罗荣兴还记得“历史方位”文中的一个观点：“亚洲四小龙”都很小，有的只是一个都市，碰到美、日等国结构性的产业转移，趁隙建立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经济。“而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类似的机会已经极少；何况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效颦，难道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装配车间？”罗荣兴感慨，“历史方位”就是改革和发展两条线，底层逻辑是全球化、融入世界。观察今天的“历史方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变数是全球化的退潮，西方有人要搞“半球化”。搞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再靠产业转移，安于做“世界工厂”。科技创新能力和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将成为历史的主旋律。

　　从数字经济的“历史方位”看，人民日报在国内率先尝试激光照排。除了与北大方正接触，当时主管新闻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要求也跟美国公司谈一谈。时任社长秦川说：“小谷，你去！”1984年底，谷嘉旺前往美国，与美方技术人员磨合了一年多才回国。最终，人民日报采纳北大方正和美国公司综合的技术路线和装备，告别了纸媒的铅字时代。小编至今还忘不了谷嘉旺等人在活板照制车间苦口婆心推广“支码”的场景，那是支秉彝院士先于五笔字型推出的一种很难记住并录入的汉字编码。曹焕荣2012年在新闻协调部主任任上，具体负责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创办运营，于北京“7.21”暴雨之夜闪亮登场，在编委会领导下党报实现了向移动新媒体的惊人一跃。祝华新则与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舆情”二字结下不解之缘，2008年在人民网参与舆情监测室的创办，在国内率先设立“舆情分析师”岗位。

　　（1984年《时代》周刊封面）

　　子夜笔耕苦亦甜

　　八十年代人民日报一版有“今日谈”，三版有“编余”/“编余短论”。开辟“编余”评论栏目，是保育钧的创意。“今日谈”以读者来稿为主；而“编余”全部是三版夜班编辑在当天上版的新闻稿基础上配发小评论，集体笔名“叶伴”，取“夜班”谐音。

　　夜班安排好版面、编好新闻，请拼版师傅留出一块空余，然后开始写“编余”，三四百字，稿成后立即请领导审定、发排上版。有时，就在夜宵的餐桌上商定，因此“编余”一度署名“卓尚成”，意为“饭桌上成稿”。这种倚马可待的功力，本是新闻界的基本功。解放前《大公报》社评就是张季鸾每晚吃过夜宵后挥就，延安《解放日报》很多评论也是灯下杰作。

　　“叶伴”揭露时弊，尖锐泼辣，决不吞吞吐吐，同时讲究谋篇布局，辞章文采。比如，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了，一些农村的小学校还是“黑屋子、破桌子、土凳子”。河北威县三分之二的学生在砖垛支起来的木板上写字。“叶伴”呼吁：领导者心里要有一种“欠账感”，想方设法逐步“还账”。有一篇“编余”《把“吃科技的”请走》，提到有些人当兵吃香时，他穿军装；“上管改”时髦了，他进工宣队；现在科教文卫受重视，他又挤到研究所、大学、医院、剧团里来，导致这些单位行政后勤部门膨胀。不甘寂寞的，无事生非干扰业务工作。“叶伴”断言：“一般说来，无论那个科教文卫单位，非专业人员比例过大，那里的工作一定搞不好。”

　　我写过一篇“编余”《“吃奶”与“吃草”》，主张在开放的环境中让大学生从容比较鉴别，广泛汲取营养。文字稚拙，罗荣兴改动之处甚多，但他把我原稿中有用的段落剪接下来，贴在新稿纸上，以显示原作的痕迹。对年轻人的爱护和鼓励，令人感动。

　　“叶伴”评论结集出版《子夜笔耕——编余百题》，“卞玑”（即编辑，以曹焕荣、周庆为主）做专业点评，成为一些高校新闻专业评论课参考教材。

　　李庄总编辑曾建议，开设“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让人民日报读者一报在手，纵览全国报纸动向。以罗荣兴为主，每晚为要目拟就醒目的对联标题，语句工整，思想政策性强。如“劳模遭打击积愤成疾，副市长前往看望，早该关心；先进被殴打欺人太甚，丹东市决定查处，且看下文。”

　　三版每个月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希望在报上为他们说话，为本人伸冤。一位语言学家以为“叶伴”是位老先生，一通电话发现不对，几个无名小卒，“子夜笔耕苦亦甜”。

　　《小平您好》如何在国庆当晚编发？

　　过来人都记得1984年国庆游行盛典中，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走过天安门广场，表达了人民大众对小平同志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衷心爱戴。人民日报率先刊出摄影记者王东现场拍摄的这张照片，而新华社当年国庆报道总结，把漏发这个场景照片视为“最大失误”。当年全国好新闻评选，本报《小平您好》获最佳新闻照片奖。

　　10月1日晚上，因国庆假日，人民日报由八块版缩减为四块版，日常编三版的科教部、编四版的国内政治部分别抽人，共同编辑10月2日的第三版版面。近凌晨一点，编完国庆活动的几篇通讯和特写，开始挑照片。谨慎起见，除了本报记者拍摄、新华社播发的照片，还向解放军报要了一套现场照片。编辑来到一楼摄影组，此时一版和四版（国庆摄影专版）所用照片已被挑完，桌上仍散放着几十张照片。“叶伴”（曹焕荣执笔）事后在《我们是怎样编发“小平您好”的照片的？》一文（《新闻战线》1985年第4期）写道：我们一眼看见了“小平您好”的照片。值班的一位负责同志看了这张照片，连连道好，可不一会儿，又放了回去，挑出另一张，画面是学生举着“祖国万岁”“我有一颗中国心”等常规标语。当时不知有关部门的态度，后来听说自发打出横幅的北大学生出发前准备好挨处分。新华社为什么没有同一场面的照片？是没有抓到，还是有而不发？本报和新华社文字记者的文字报道，均未提及“小平您好”这个细节。

　　值班的负责同志表示：这个场面生动活泼，很亲切。大家意见都倾向发。“好，就是它了！”领导一发话，编辑赶紧设计了三栏的位置。考虑到照片通过薄雾、逆光拍摄，有点发黑，照制车间师傅满口答应做点后期加工。10月2日“小平您好”照片见报，3日本报和新华社进一步报道。

　　拍板照片上版的那位领导是报社编委保育钧，而统筹夜班各版的总编室主任是陆超祺。

　　“叶伴”《新闻战线》文章称，在选定照片的过程中，考验编辑的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当时想的比说的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宣传的主动性和纪律性；政治和艺术的标准；国际国内的影响……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潜台词”，从我们心头过了几遍。最后，是媒体人的新闻素养和政治担当占了上风。“叶伴”补充说：不足之处是思想不够解放，未向一版推荐。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会见陈景润）

　　推荐科教改革，昌言学术民主

　　改革初起，科教界百废待兴。三版反映过北京化工七厂女工程师朱毓芬服毒身亡，大声疾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4年，三版发表记者蒋涵箴、肖关根的上海交大管理改革系列报道。上海交大曾设想每月发放６元钱激励先进，结果全校4000多名教职员工不论工作好坏人均有份。有人吐槽：“交大人才积压，一个交大可以办两个交大。”“把我们系的人抽走一半，工作可以比现在干得更好！”

　　下决心端走“大锅饭”，交大五年改革，调出500多人，选留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根据新兴学科的需要引进了一些学科带头人和紧缺人才。作为理工科大学，开展对外技术服务，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参加校外的委托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技术咨询，加速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

　　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主张“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每个领导部门都应该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决策研究班子。”对万里的讲话，邓小平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出万里讲话。

　　三版从当年10月14日起，组织“怎样实现学术民主”系列讨论，复旦大学顾问谈家桢坦率地指出：知识分子还是“心有余悸”，担心少数领导和党员干部受封建主义影响比较深，还会因冒犯尊严而抓辫子，打棍子。另一方面，知识界内部的互相封锁和论资排辈也很严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在接受我采访时，直接批评了“学术民主”不是一个完全合乎科学的概念。因为民主贯彻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学术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争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科学真理在发现初期，往往难以为多数人所接受。

　　早在1980年11月10月，还是新闻研究生的罗荣兴就报道过中国科学院一次座谈会的建议：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尽快设立科学顾问小组。科学家们建议：领导和指挥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需要广博、精深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一些重大的科技政策的确定，更离不开缜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这就不能仅仅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学识，还要依靠专家们集体的智慧。“逐步形成一套制度，防止和避免个别领导人决策的失误”。

　　（80年代青年迪斯科）

　　“蛇口风波”的青春激情碰撞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围绕“淘金者”等问题发生争论。三名专家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认为美国西部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据说在激烈争论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引起与会青年的笑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

　　８月６日人民日报刊发新闻实习生曾宪斌的长篇通讯《“蛇口风波”答问录》。三版公开刊出报社评报栏上的两种意见，发动读者一起讨论。一种意见《思想工作不能充当商品经济的尾巴》，认为蛇口并非一国两制地区，李燕杰等同志碰了那样的“大钉子”，简直不好理解。思想工作总不能一味地“哄你上天”吧！另一种意见预感到《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这个风波所能引发的就不止是如何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而是隐含着更有价值的东西。

　　由本报教科文部与评论部合作组织的“蛇口风波”讨论，反响热烈。本报三位资深的地方记者写出长篇调查报道：

　　天津记者站肖荻采访天津社科院，研究人员分析：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还未建起，难免出现一种失衡、失调甚至失控现象。“蛇口风波”说明，过去的思想工作方式在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已对不上号。在改革中要积极解决舆论制衡等机制问题，积极关心、爱护和疏导。

　　上海记者站章世鸿对话上海理论工作者。“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阶段，老思想可以代代相传，如孔孟之道传了几千年。当一个社会处于飞快进步时期，老的理论、思想决不可能代代相传，一定要变，而且要不断地变。”问题由蛇口地区先提出，这反映了那里改革的深度。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必然产生唯上、依赖、高度集中的意识；而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是商品经济冲击下产生的，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

　　深圳记者站王楚反映：“蛇口风波”在内地形成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在蛇口却平静得令人“惊诧”。72岁的招商局董事长袁庚说，在蛇口，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没有时间去争论它。“青年人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怕什么？社会主义应允许多种声音存在。‘文革’期间只有一种声音，那是中国最悲惨的时候。”

　　三位地方记者在体制内阅历甚丰。肖荻1948年在冀中解放区入党，1957年因建言报纸天职是监督执政者而错划“右派”，1979年改正；章世鸿1945年入党，1949年4月随解放军进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接管工作；王楚1975年大学毕业分到人民日报，1985年率先报道武汉城市改革经验。三位记者在改革的大潮中，与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息息相通，贡献出炽热的思考。

　　“蛇口风波”讨论结束时，本报评报栏上依然两种意见。罗荣兴写的编者按展现了八十年代主流媒体的大气包容和高站位：对一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有些问题，没有必要匆忙做结论，做了也没有用。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也许会觉得一切原来是那么清楚。这样的“议论”，不妨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它主要不在本报的版面上，而更应在思想上和实践中。

　　这场讨论24年后，本报评论部“如何建设文化强国”系列评论开篇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潘晓之问’，将 ‘人为什么活着’，放在刚刚拉开改革大幕的中国来拷问，被称为‘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几年后特区深圳的蛇口风波，与其说是改革律动在思想领域的某种信号，不如说是社会变动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碰撞”“转型期的文化坚守、道德重构和灵魂安顿，并不比发展经济轻松多少”。（2012年1月5日人民日报）

　　这是与八十年代一脉相承的思考，本报两代记者的思想担当：“构筑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能否拥有持久活力，我们的民族能否赢得世界尊重，我们的人民能否获得安定祥和。”

　　（电视剧《大江大河》中的个体户杨巡）

　　八十年代对“康先生”的呼唤

　　八十年代的人们严肃思考一个问题，五四运动主张的“德赛二先生”为何在现代中国难以生根？三版同仁在闲谈中，罗荣兴提出一个观点：科学民主离不开“康先生”（commodity，商品经济）的土壤培育。在报道北京民办科技实业现象时，提到了“赛先生”（科学）与“康先生”（商品）的历史性握手。（祝华新《书生走向市场》，198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举办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时，发言者认为，商品经济的天性是平等自由，商品经济是民主与科学的经济基础和肥沃土壤，是打开封建主义长城的重炮。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民主就很难有高度的发展。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德先生、赛先生，而且需要康先生（商品经济）。所有关心科学和民主的人们都应该热心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蒋映光《发扬民主　尊重科学　推进改革》，198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罗荣兴执笔的纪念“五四”长篇评论，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就“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本身而言，它在当时几乎只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激动，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基础。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两千年的根基，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厚土之中。如果不触动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变换政治旗帜固然无济于事，单独推进文化变革也难免无路可走。

　　一片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无法托起一个现代社会，也无法托起一个现代文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和思想解放，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使命，重新倡导民主与科学。它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又全面地超越了“五四”。超越“五四”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是中国的改革开始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发。（季言志《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198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沿着这个思路，曹焕荣、祝华新到市场经济前沿地带广东采访，写出长篇报道，《当代岭南文化的勃兴》。珠影厂扮演过董存瑞的张良导演了电影《雅马哈鱼档》，广州电视台拍出电视剧《外来妹》，被誉为生动形象的市场经济辅助教材。如何在城市营造一种有利于改革的文化氛围，提高城里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崭新课题。（1994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次日南方日报）

　　今天看来，它似乎有点唯生产力论的味道，与当时的有序渐进改革主张一脉相承。罗荣兴曾在一篇杂文中，谈到新旧之争：“在社会改革的辞旧迎新之际，倘对于旧的母体没有透彻的认识，旧是辞不掉的。一切社会政治均植根于历史的文化的深层，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文化土壤的更新，有赖于全民族的觉悟。对于观念、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更新，必须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工作，只可能渐进，不可能‘革命’。任何政治运动或类似政治运动的行为，只能帮倒忙。”

　　下边这段话今天读来分量很重：“历史难以取巧”；“未甚触动的一个老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厚土，终至吞没和掩埋了曾经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罗荣兴《新年话旧》，1988年1月1日解放日报）

　　“历史难以取巧”。人民日报记者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当年还有报道我国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行国际招标的工程项目《鲁布革冲击》（杨飏，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党报自觉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发掘和塑形，这些新观念是那么澄澈、温暖，沁人心脾。

　　（罗荣兴参观报史长廊）

　　八十年代留下什么？

　　前些日子，罗荣兴和几位老同事在人民日报南区食堂小聚，走在路上，尽是新面孔。一代人的风风雨雨都成过往。

　　老罗1980年作为新闻研究生实习，直到1991年8月离开报社，除去最后一段特殊情况，一年365天，大约要上300多个夜班，即使在三版无版的节假日，也必到夜班“转一圈”。曹焕荣说，无需表扬他全年无休，老罗上夜班编报纸，就像今天一些年轻人之于KTV、网络游戏，一些老年人之于京剧、广场舞，是发自内心的真喜欢。

　　过来人心心念念的八十年代，究竟给历史留下了什么，真的会被遗忘和超越吗？

　　老报人的知识结构和现代性，可能不如今天受过更系统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教育的媒体人、八面来风中长大的互联网“原住民”，但其拥有的视野与境界，恐怕又是今天有些年轻人所不及。八十年代报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和熏陶下，投身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他们在国运上升的时代，抓住机会，有过一番青春作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至今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