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据说有“四大思想领袖”最有号召力，影响也最大。他们是：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深所员李泽厚，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天体物理学专家），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温元凯，以及中国大陆（自然）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金观涛。这四位之中，李泽厚算是哲学思想界的头号人物，我在《文星》101期（1986年11月号）已有专文讨论他的“荆棘之路”。方、温两位教授则是理化部门的领导人物，自有他们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至于年仅三十九岁的金观涛，是横跨科学与哲学两大领域，且又兼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历史科学与世界文明史）的奇才，有无比的创造潜力，他的重要性和影响与日俱增，恐怕已在前面三位之上，无疑是领导新一代开明改革派全面突破教条而“走向未来”的前卫象征，很值得我们注目。

　　去年（1986年）春天，我应邀去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访问讲学。4月8日下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阶梯教室演讲“西方哲学的挑激与中国哲学的回应”时，金观涛与他夫人刘青峰也来旁听，演讲完后只交谈了几句，无甚印象。九月初旬，金观涛夫妇分别获得美国两家基金会的资助，以特殊学者身份飞来费城，在宾大访问一年；因与敝校天普大学邻近，自然有了不少机会谋面交谈。金氏精力充沛，身兼数职，又是“科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更重要的是，他是“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编，同时又主编《走向未来》杂志，第一期于1986年8月出版。其妻刘青峰亦系中国大陆科学院重要成员，负责该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编辑工作，也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常务编委之一。他们二位可以说是我生平接触过、观察过的海内外中国学者圈内最理想的一对；我半开他们的玩笑说，他们有如“存在主义的标准情侣”萨特与波伏娃。他们从早到晚共同讨论老问题，共同探索新方法，共同编书，共同著述，甘苦与共，相辅相成，十五年如一日，令旁观者不禁感叹一声“羡煞我也”。

　　譬如“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词，虽无作者署名，其实就是他们共同撰成的总序。“当代大学生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所收的一部极有方法论见地的《问题与方法集》，也是他们共同编写而成的。尤其他们那本一鸣惊人（已引起不少西方与日本学者注目）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台湾谷风出版社），更是相互勉励而齐力完成的一部学术杰作，针对传统经典式的马lie教条而进行了现代化科学的全面突破，已为此后大陆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论研究铺下一条足以超越马lie限制的新理路，值得我们关注。此书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论线索，多半出于兼具科学与哲学双重思考能力的金观涛。但也应该指出，从浩繁无比的中国历史典籍与文献资料、很有能耐地一一寻找史实，用来例证此书建立的科学假说，且在文字修饰和最后定稿苦下功夫的，是他那兼有学术见识与文学才华的妻子刘青峰。原来刘青峰也是大陆有数的作家，1980年在《十月》文学杂志登过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不久由北京出版社印出单行本，早已售罄。我在封面上看到她的笔名“靳凡”，才依稀忆起了前几年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读过的有关靳凡与《公开的情书》的专文报导。

　　最近在著名的数理逻辑权威学者王浩教授家中，有了一次小规模的座谈会，除了来自费城的金观涛夫妇与我之外，还有周阳山（《时报新闻周刊》纽约版编辑）、杨泽（中国时报驻纽约记者）、刘大任（著名海外作家）以及王浩教授。在这座谈会上我们获致一个基本共识：学术文化的问题应与政治问题分开，海峡两岸的学术沟通与文化交流不应受到政治统战的牵制或干扰。我个人尤其强调此点，作为一个海外华裔学者，十分关心“文化中国”，认为台湾与大陆都应客观地了解对方的学术文化发展动向。

　　金·刘的成长过程与治学道路

　　1947年2月，金观涛生在浙江省义乌县，家里很穷，祖父是不识字的靴匠，父亲金松寿倒是当了杭州大学化学系教授，现任该系系主任。刘青峰是山西岢岚人，自小学到中学经常随家到处迁徙，足迹踏遍重庆、武汉、郑州等地，因此自年少即已识广多闻。刘于1963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两年之后，金也考入同校化学系，那时都志愿当科学家，认为发展科学是救国救民必需的快捷方式。刘因健康关系，放弃了物理，转到中文系，而于1969年毕业。金则一直留在化学系，也兼攻数学与物理，于1970年毕业。他们就在这一年认识，于翌年结婚。

　　文革刚发动时，刘青峰的思想极左，但因家庭背景（属于“红五类”）总被排挤，不能参加文革活动。北大毕业之后，分配到贵州清镇的一家中学教书，生活很穷困，又目睹乡下农民过着疾苦凄惨的日子，刺激很大，从极左的文革恶梦幡然觉醒。她在1972年写成《公开的情书》，但拖到1980年才在《十月》杂志发表，掀起了一阵旋风。金观涛在文革期间属于“逍遥派”，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当普通工人数年。他对我说，在1966年后（文革开始不久），思想上极为痛苦，意识形态陷于混乱，完全自觉到经典式马lie教条的根本矛盾。我问金、刘二位，他们何时开始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他们都说，在四qing运动期间就慢慢了解到了。不过，他们两位彻底觉醒于教条解不开的缠结，还是文革爆发以后不久的事。

　　金、刘二位对我的马列教条批判都有相当的了解。我对他们说，马列毛教条的一些根本难题或偏差，都可以推溯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本人身上，譬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或“达到高度的共产主义目标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之类的武断，应由马克思负责。令我惊异的是，金观涛不但了解我的意思，还更进一步说，他在1969年就已意识到，造成整个马克思主义到马列教条的概念混乱与理论缠结的始作俑者，应该推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我问他说，是否可用我对三种马克思主义的严密分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只具科学盖然性的唯物史观），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以及历史的唯物论，乃属自谓绝对真理的哲学独断论），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应然”信念）——来说明哲学层次的辩证法对于科学研究的无谓干扰，以及意识形态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所造成的双重思想祸害；他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数学与理化基础极其深厚的金观涛，如果愿意依照本来的志向，去当一个成功的理论科学专家，是早就能够达此目的的。但是，觉醒于文革恶梦的他，立刻发现到，他的终身工作目标不应局限于小小的理论科学研究范围，因为经典式马列教条与浩劫所引起的许多严重问题，已非数理化等纯粹理论科学研究所能彻底解决。思路活泼而精锐，且有宏观能力的他，终于跳过狭窄的数理化研究，广泛地从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理论的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非马列教条意义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如控制论、系统论等）和历史。他的研究特色是，力图将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等应用到上述研究领域中。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七本学术专著，以及四十余篇论文；访问美国之前，又完成了《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灭、生长和演化》这部书稿，我也亲眼看到，据说已在残稿排印，将收在“走向未来”丛书。

　　到目前为止，金观涛的学术成就大致可分四项。第一，在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方面，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探讨有关涉及科学与哲学双层的问题。譬如“质变方式新探讨”一文，通过大量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且应用突变理论讨论了质变和量变的关系，提出了关于质变方式的新观点。此一研究极富创见，实有助于彻底突破经典式“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限制，只是作者并未如此明言罢了。他也应用控制论，重新探讨“实践——认识——实践”的结构，发表了“认识论中的信息与反馈”等论文，足以取代“实践论”。他在《中医与控制论》一书，以及“中医：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等论文，应用控制论、系统论去重新发掘中医方法。“中医”这篇论文在日本《汉方研究》杂志（“汉方”即“中医”）以日译连载，颇受日本学者注意。此外，金氏还发表了一些探讨自然科学方法论意义的专论，如“突变理论和黑箱方法”、“哥德尔理论及其深远的方法论意义”、“逻辑悖论与自组织系统”等篇，富有开创性；还与刘青峰合作，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统一的方法问题，也发表了若干论文。目前，他们还在进行此项研究。

　　第二，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面，金观涛与樊洪业、刘青峰合作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问题，发表了以“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为中心的几篇论文；于此提出了一种计量方法，对中国和西方两千五百年来的科学理论、实验和技术三项成果试做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探讨了近代科学加速发展的机制以及它和文化的关系。1983年金氏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时间研究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以英文提出“古代中国的科技结构及其演变”这篇论文，颇受西方学者的好评。在科学社会学方面，金氏与贾新民、刘青峰合作，发表了“科学技术促进经济进步机制的探讨”（1984）一文，提出有效需求等新概念，探讨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

　　第三，在历史研究方面，金观涛夫妇应用控制论、系统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1980年，他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an ultra-stable system）的科学假说，有系统地探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且探讨运用系统论到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专著《兴盛与危机》，奠定了他们在中国大陆史学界无可动摇的学术地位，李泽厚与老一代著名学者一致推许其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金观涛又同时发表了此书的缩写本，书名《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收在“走向未来”丛书。在缩写本的序言之前，有一句“一切理论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无名氏”。金氏赠我此书之时，另外复印一份“序言”，把“无名氏”改为“作者”，又在该句之前加上自己书写的下面一段“作者的话”：“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活动组成的历史长河，就可以发现：虽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但在千百年的整体上都表现着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藏在这种盲目性之中，揭示这种盲目性亦让更多的人认识它，这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良心。”这段“作者的话”（大概有意在再版时加印在序言之前），具有很吃紧的言外之意，无疑地暗示，以建立在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方法上的科学假说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办法，足以取代有教条的历史唯物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过，作者在他书中常把“历史唯物论”改写成为“经典式的决定论”，故令一般读者感到，只有“暗斗”而无“明争”。

　　金观涛还进一步应用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去探讨世界各大文明的演化规律，在1985年与1986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的跃起：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唐若昕为其助手），《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王军衔为其助手），这两本书都收在“走向未来”丛书，现已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目前，金氏夫妇又在共同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灾荒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课题。

　　第四，在自然科学方面，金观涛会用黑箱方法讨论量子力学的理论基础，写成“论量子力学之理论基础”；又与郭其悌合作，解决了单组分体系相图拓扑结构问题，也发表了论文。另外他用突变理论研究化学中的键参数图，写成英文论文，1984年发表在《数学物理学报》。上面已经多次提到，金观涛夫妇共同研究的成果。刘青峰自己也从《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主任亦系金观涛）创刊以来，八年之间一直主持该刊的“人物评传”专栏，由于此一专栏注重科学家的重大研究成果的思想价值，以及科学家独特的成长道路等等，且文笔生动，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因此成为该刊普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之一。她又单独出版了《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1984），也收在“走向未来”丛书。她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在和一些学者的长期研讨中形成的。我们将通过大量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生动事例的具体分析，来阐明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构及其飞速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用简明的线条勾勒了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把问题集中到讨论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的特点上。这是全书的落点。尽管本书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结构没有在比西方中世纪相对先进的古代中国产生？但是，我们深知，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初浅的尝试和探索。”在这序言之中所提到的“生动事例的具体分析”，恐怕就是刘青峰足以协助金观涛开创新思路的特长；她有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文献数据的掌握，加上国学根底与写作能力，确是金观涛的不平凡的贤内助。理论（金）与实验（刘）两相配合，才有上述几项研究成果，尤其是《兴盛与危机》一书所展现的理论创见与简洁写法。

　　三论：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汪乐祖，在1968年夏天也去中国大陆做过学术访问，回美之后曾来短函说：“大陆文史学生对所谓三论（信息论、结构论、控制论）甚为倾倒，未悉吾兄有所闻否？”他在信中没有提到，倡导“三论”的头牌人物究竟是谁。我跟金观涛（即头牌人物）讨论过这“三论”与系统论，他说他并不满足于结构主义，因为它只顾及个别部分与全体结构的形式上的关联性，就方法论的严密性与深遂性而言，远不如控制论、系统论（与信息论的合成），故在自著之中多半避免结构主义的进路。又说他把现代西方的控制论、系统论应用到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研究与科技管理讨论时，已经适予改造一番，因此他所了解的控制论、系统论，与西方原原本本的大有不同。我们要理解并评介他与刘青峰合著的《兴盛与危机》之前，首先应该认识一下他们的科学方法论大致内容。我们不妨专就金观涛与华国凡合著的《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这本专书，作一鸟瞰。

　　在序言开头，金观涛提到这小册子的撰写缘由，原与十几年前（1973）一个偶然的事件有关。他说：

　　“有一次，我们向一位化学界的老教授（其实就是他父亲金松寿）谈起控制论，为这门和电子计算器一起成长起来的边缘科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他不相信，他认为一切被称为方法论的东西，无非是事后诸葛亮，对科学研究无济于事。在争论中，他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当时他正在探索的确良合成的新工艺，实验遇到巨大的困难；做出来的产品的粘度总是太低，一个多月来，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他说，如果你们的控制论真对科学方法论有所建树，就应该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在他的提议下，我们这些既没有做过聚合实验，又没有足够化学知识的外行帮助他分析起问题来。我们发现，老教授虽然对这一具体的化学问题有比我们丰富的知识；然而，有一些在我们搞控制论的人看来极为简单的原则却被忽视了。比方说，反应釜是一个黑箱，实验的目的要控制化学反应朝某个方向进行，从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很显然，为了控制反应，我们必须获得关于反应进行程度的足够信息，并使信息系统构成负反馈体系。在分析了实验过程后，我们认为失败的关键在于未能获得足够的信息量，因此不能形成有效的控制。这不是一个化学问题，而是一个控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改进办法，例如建立一个新的仪器系统，准确及时地取得反应釜中变化的信息以及考虑信息的反馈。最初，老教授半信半疑。第二天，他和助手们开始考虑我们的方案，不到一个星期，实验成功了。从此以后，老教授对控制论的方法论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运用有关的原理，又陆续完成了一些很出色的工作。他建议我们把控制论的方法论讲一讲，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本小册子就是在几个讲座的基础上开始写作起来的。”

　　金观涛在这里所提到的偶然事件，不但成为催生《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一书的触媒，更触动了金观涛日后逐步构想出来的科学哲学理论，以及有关历史研究科学假说。

　　在他序中，金观涛追溯控制论思想的源流，乃是至少三条悠长的支流汇合的结果：一条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发展，迫使人们回答必然性和偶然性——或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概率论的成熟，热力学中的熵直至信息概念的提出，就是此一研究的逐步深入。第二条是生物（科）学的进展，尤其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生物学家提出了（生命机制的）“内稳定”概念，从而为控制论的诞生奠基。第三条是人类对于思维规律的探讨，集中地反应在计算器制造和数理逻辑的发展，在二战前后，电子计算器的制造成为控制论成熟的前奏。1947年出现的维纳（Philip Wiener）所著《控制论》，便是统合这三条支流的最初尝试。自此，控制论、系统论成为不可忽视的科学思潮，而在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信息论、教育控制论等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金观涛说明他自己如何拓展控制论和系统论到整个科学领域，也讨论到近年来出现的突变理论：认为突变理论的出发点，便是控制论中有关系统稳定性的问题。有趣的是，作者引述的例子，有一部分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因为“现代科学的某些思想，往往在今天我们能够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之前，就被我们的祖先注意过，有的甚至曾被认真地研究过”。

　　顾名思义，控制论是控制——如控制遗传、控制癌症、控制宇宙飞船等等——的理论；控制论最基本的概念则是可能性空间，亦即“事物发展变化中面临的各种可能性集合”。我们要控制的对象尽管不同（如癌症或空气污染），被控制的对象必须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我们须在这些可能性中去发现选择最适宜有效的控制办法。从不确定性或矛盾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和经典决定论的一个重要区别。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或事物的不确定性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决定的。我们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条件，使事物沿着可能性空间内某种确定的方向发展，由此就形成了控制。控制就是在事物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一个有方向的选择过程。一切控制过程，都是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①了解事物面临的可能性空间是什么，如癌症患者可能好转、恶化或死亡；② 在可能性空间中选择某一些状态为目标，如治病的目标是使病情好转；③ 控制条件，使事物向既定目标转化。由于事物的可能性空间与影响事物发展的内外条件错综复杂，与之相应的选择过程也就显得复杂，须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控制不同的条件，同时注意各种条件之间的配合和状态的相关作用。

　　关于控制方法，作者逐一讨论随机控制、有记忆的控制、共轭控制、负反馈控制等，当作一切复杂控制方法或艺术的基础；然后进一步探讨控制过程的传递，以及事物互相作用的方式和整体结构，如此连贯了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

　　信息的传递，是指（信息来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可能性空间缩小过程的传递，故与控制有密切关系。传递信息，需要我们实行某种控制；反过来说，控制过程又必须依靠信息的传递。信息和控制的这种依存关系，反映了认识（即知识论）中知与行的统一，“知”表示获得信息，“行”表示实行控制。传递信息和实行控制的过程，都贯穿着事物可能性空间的变化，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质和量的约束关系，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知（信息论）和行（控制论）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信息概念与一个系统组织——如生物体的组织、社会集团或银行系统——的程度也有密切关联。所谓“组织过程”，乃是事物之间联系的可能性空间从大变小的过程，亦即从混乱无序发展到有秩序的过程，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联系适不适当、有没有效，当然与信息的精确、完全与否息息相关。控制论尤其指出，一个系统必须获得一定量的信息才能组织起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如无电话、电报、报纸、计算机、汽车等等传递信息的种种必需工具，整个社会即有解体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综合一个事物的整个控制、反馈和信息传递过程，进行宏观的考察。不仅要考虑单向传递，更要考虑相互影响及其综合效果，这就是系统理论。如果控制和信息是一座大厦的基本砖块，则系统理论就是要研究这些砖块如何构成大厦；由是可知系统理论的必要性。

　　系统理论经常采用一种建立“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一方面要考虑到与所研究的科学问题相关的一大批变量，另一方面又要（至少暂时）忽略掉关系不大的变量。作者特别强调，对于（相对孤立）系统内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变量，是依客观情况和主观目的来决定的。作者说：“严格地讲，系统并不是指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人们的一种规定。人们把一组相互耦合并具有相关程度较强的变量规定为一个系统。这种规定一方面考虑到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形式，尤其是那些互为因果的联系形式。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各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紧密程度，即相关性。当某些变量与我们所要考虑的那些变量的相关性小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把它们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我们采用规定系统的方法，也就是对客观事物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科学抽象。通过一个系统的规定，把一些无限的问题变换成了有限的问题来考虑。当然，这种有限是相对的，因此系统又被称为‘相对孤立系统。’”（第79页）假定在某一生态环境中，存在着鹿、森林、气候、土壤等因素，当我们只考虑短期作用时，土壤和气候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较少变化，我们可以把鹿、森林、捕食者三者看作一个（相对孤立）系统来研究，而暂时忽略土壤和气候的影响变量。这种系统的划分当然是相对的，是根据我们研究对象的要求而决定的。如果我们要研究较大范围的生态变化，涉及几十年到几百年，我们就不能再忽略土壤、气候的相互影响，这时原有的系统就得变成包括土壤、气候在内的更大系统。

　　作者对于系统理论的讨论，还包括不稳定和周期性振荡、超稳定系统、系统的演化与崩溃、自组织系统、质变的数学模型、黑箱认识论等等项目；尤其“超稳定系统”是作者用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我们在下一部分另外详论。作者在本书下了结语说：“一个时代，人所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它直接依赖于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和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它告诉人们，就科学本身来说，它永远是围绕着人为核心展开的。深入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自然界和认识我们自己，都是重要的。它也是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第199页）

　　我在本节的简介中，没有分辨现代西方原原本本的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等“三论”，与金观涛适予改造之后的“三论”。我自己也不敢冒称“三论”专家，来说明他所新加的方法论观点。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他把原属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等等应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建立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理论或统一方法论，再进一步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去重新解释历史，重新探索世界文明的演化规律，这种思想灵感的发挥与开创性的理论突破尝试，是很少见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马lie教条仍然束缚人心的中国大陆，居然能够产生金观涛这一批新时代的学术思想工作者，可见在中国大陆重新打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新局面的可能性，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的。

　　在《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的引言，金观涛与刘青峰齐声说到：

　　“读完这本论文集，有的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是万能的。尽管我们大量地采用了三论的概念和方法，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在对具体问题分析时，对这些方法的运用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并且结合具体对象还有所创新。我们的探索只是表明当代一些新兴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为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但研究者决不应将某一方法固化，而是要不断创新。控制论也好，系统论也好，突变理论也好，它们是近代科学方法的有机部分，只有生长在长青的科学之树上，它们才会有生命力。我们正处于一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综合的时代，因此也是方法论创新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的探讨，必然带来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是正常的。就连研究者本人也对自己的研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我们勇敢迈出了这一步。对于科学来说，任何命题和方法都不会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我们内心永存着对真理、对创造的渴望！”

　　我们从这段引言不难体会到，金观涛夫妇作为科学家的谦虚与客观态度、敢于不断创新的探索精神与雄心自信。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大陆“脱胎换骨”的一缕希望！

　　《兴盛与危机》试介

　　金观涛夫妇的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酝酿多年，刘青峰曾对我说，前后写了四遍，相当艰苦，在最后定稿之前又“忍痛牺牲”了一大堆积下的历史数据与事例，也大大修润简化了原先的冗长文字，终于压缩成为二十五万字左右的书。九月初我们会面时，他俩赠我一册，我放在书房好几天。有一晚，漫不经心地随便拿起来翻翻前面几页，不知不觉被作者的论点吸引，继续翻阅，欲罢不能，终于花了整晚吞下这本创见垒出的史学杰作。这种读书经验，我很少有过，也因此格外叹服作者的功力与才气。翌日，情不自禁地打了电话，恭贺他们的学术成就。

　　本书一开头，作者就直截探问“一个古老的难题”（首章标题）：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到清末）长期停滞而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原因究竟为何？（作者给我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一书“作者的话”复印上，加有一条新注：在此我们暂时使用人们习惯的用法，把帝国时代的中国古代社会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用“封建”来描述帝国时代的中国（从秦汉到清朝），是不太妥切的。但在这里，我们仅仅是用这个名词，因为关于帝国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在我的后面分析中，要重新加以严格定义，“封建”这个词的暂用仅仅是为了方便和顺应人们习惯。）

　　作者先对以往几种学说提出疑难。第一种观点是，由于中国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而商品经济未获充分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正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地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文明难以产生和发展？作者承认，经济原因应该重视，但又反对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

　　第二种观点是，分析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如何迫害农民，而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但是，欧洲与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性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欧洲和日本都能前后顺利产生了高度的资本主义。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组织了庞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治力量独尊儒术，而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作者虽然承认，此一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有其一定的意义。然而，为什么世界史上绝大多数的封建国家，都保持着与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集权主义国家政权？

　　第四种观点则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剖析中国封建社会。但是，已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公社制状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出现过的，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与外面隔绝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容易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但是，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在变动着，所谓停滞问题只是发生在秦汉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作者认为，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只能说是一种外部条件。

　　作者总结对于上述观点的个别评析说，“历史研究的困难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不过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我们从作者此语，以及其对以往学说的一一评析，多少可以看出作者本身的立场。第一，以往学说采取一种“微观的化约主义”（microsconic reductionism）观点，有见于历史发展的一环，却无见于整个链条，因此产生理论偏差。对于历史问题的科学探讨，必须避免任何化约主义的偏失。第二，从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化约主义方法摆脱出来的结果，就得针对三者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去建立一种重视整体性发展的宏观考察方法，以便重新探讨这一老的难题。

　　第三，教条化的历史唯物论有偏向唯生产力论、唯经济基础论或唯社会存在论的缺陷，从而变成一种独断的“经典决定论”。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做的历史解读，则有强调意识形态（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等等）的偏差，作者的宏观考察法则不偏向经济基础或意识形态，而以严格的纯科学态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也即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来把握结构的特征。只有理解了这种结构在相互调节方式上的特点，才能从整体特征上追溯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原因”（该书第11页）。作者划出一张“社会结构分析框图”如下：

　　作者的宏观考察法，与我个人长期以来坚持着的“整全（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holistic multi-perspectivism）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只在作者的宏观考察法的思维灵感来自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中的控制论与系统论；我的“整全的多层远近观”模型，则是借用“创造的诠释学”，重新挖掘大乘佛学与中国形上学（尤其道家）的深层结构所获取的心得。作者的宏观考察法大大克服了经典决定论形态，我也应用“整全的多层远近观”严厉批判过三种马克思主义混淆不清的教条。由于基本立场相当接近，我格外能够体会到，作者在本书之中全面突破教条的学术苦心，也更能了解到，书中多处虚加“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等等套语所暗示着的难言之隐，有心的读者只有在字里行间去体察言外之意了。

　　系统论、控制论之所以提供给作者丰富宝贵的理论资源与方法灵感，乃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主张：要了解一个系统，尤其像社会这样复杂无比的庞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此类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亦即分析大系统是由那些子系统组成，而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调节。而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特点，也正好为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历史提供了适宜有利的条件。第一特点是，绵延流长的中国文明具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且保存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丰富史料。第二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我们已在上节提示，在系统论、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而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数据丰富而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去扩充既得知识的。再进一步说，我们如从控制论、系统论与信息论合成的“三论”方法观点去看，历史数据丰富无比的中国封建社会，可以说是最有科学的宏观考察意义的典型研究对象。

　　作者提醒我们，控制论、系统论在研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时，并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而是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尤其注重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之后，整个系统回到稳定状态（而形成停滞性）的动态过程。如就社会系统而言，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始终都在发展变化着，并调整着相互关系。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而社会结构显出不稳定和危机时，就得调整社会结构。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通过激烈的革命之后，原有社会结构由新的结构完全取代，如欧洲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演化即是。另一种可能性是，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社会结构无法维持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还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而使大系统回到原有适应状态，譬如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之后，再度出现的大一统封建帝国隋唐就是。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因此就总体而言，结构长期不变，依控制论可称之为“超稳定系统”。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么一个系统，一方面具有大一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的振荡；大一统的稳定性，乃是依靠它本身所具周期性振荡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作者特别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该书第14页）。

　　以上简介作者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所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的基本论点。在本书各章，作者依此假说，步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创见迭出，不禁令人感叹作者方法运用的自如、科学推论的严整、史料分析的细密、宏观考察的深透，以及组织力的高强与想象力的丰富。作者在“后记”中讲到：

　　“恐怕任何研究者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旦要把自己多年来思考的观点写下来的时候，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思想和概念在定型化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畸变。本来，对于读者来说，理解作者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作者在形成观点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往往是比读其观点更有兴味的。但是在著作中，作者只能拿出自己思想的结晶，而不能奉献孕育着这些结晶的混沌而又丰富的母液。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们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深知，我们的学识和能力与本书的议题及它所涉及的广阔的中外历史知识，是不相称的。我们也不打算用我们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工作者，为本书的不成熟之处和尚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错误疏漏之处辩护。我们之所以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每一次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她，不论这种认识是否全面，是否更接近于科学，这种努力和探索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在这段“后记”不难看出，作者态度的谦虚，以及谦虚中流露着的自信；他们治学的真诚，以及真诚中显示着的责任感。我与他们两位谋面畅谈已有多次，对于他们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与纯朴天真的共同性格，直令我深深感到后生可畏。

　　我读本书，赞赏之余，仍难免有两点疑难，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机会究问金观涛夫妇、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第一点是，书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等等套语，虽不过是作者权且使用的“口头禅”，他们似仍相信作为“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应该继承的；不但如此，“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使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一步在方法上做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第9页）。然而，非教条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系统论、控制论，既然都是一种科学理论或方法，为什么只能片面地强调，以系统论、控制论去丰富化或细致化马克思主义，而不进一步大胆主张，为了“走向（更开放、更前进的）未来”，应该辩证地扬弃或超脱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寻求不受马克思主义牵制的科学探索与哲学思考之路？作者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岂非暗示这种进一步彻底开放学术研究的用意或旨趣吗？

　　第二点是，我虽然多少能够了解并接受，作者试图建立贯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研究领域的统一方法论，如控制论、系统论，然而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基本上仍有相当的差异，我们是否能够等同自然界的（因果）规律探索，与历史社会中的（因果）规律探索？历史事件既属一回性，就无法重现于实验操作，遑论实验的重复；则我们运用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系统论去研究历史，难道只能说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建构假说，借以发现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吗？我们是否可说，所谓历史规律的科学探现，深一层地看，其实是我们当代人为了“走向未来”，回过头来重新探索、重新了解并重新诠释以往历史的意义或蕴含呢？我们的历史研究，究竟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科学说明（a scientific explanation），或毋宁是一种诠释学的探讨（an hermeneutic inquiry）呢？

　　“走向未来”丛书及其他

　　到目前为止（1987），《兴盛与危机》足以代表金观涛夫妇的最高成就；但就后文革时期所亟需的启蒙教育（教育改革）以及思想开放（学术改革）而言，金观涛所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恐怕是最有助于全面突破教条的精神催化剂，实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力量。据说此套丛书如在北京出版，未免太过醒目而遭忌恶，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此套丛书已出版的约有四十册，涉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科技史、文艺理论、数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较为广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丛书预定出一百期或以上，分为著作、编著、编译与翻译四类，反映了中国大陆近年来中青年富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譬如金观涛自己所著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是《兴盛与危机》的简化普及本。他与唐若昕合写的《西方的跃起》，则是与《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相照应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乃运用现代系统论与组织理论的方法，去研究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的演变过程、西欧封建社会的确立过程，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他与王军衔合著的《悲壮的衰落》，也是运用同一方法研究古埃及社会的兴亡因果。本书作者认为，古代埃及社会是人类早期文明中形成的另一个超稳定系统；同时指出，人类社会演化可以分为四种最为典型的模式，即静态停滞型、超稳定系统、灭绝型和取代型。作者还研究了古埃及超稳定系统如何崩溃，如何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冲突以及古埃及社会灭亡的前因后果。刘青峰所著《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通过大量而生动的科学史实，和对于两千项科学技术成果的分析，展示出科学发展和停滞机制的历史图画。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指出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有三个必要条件：①原始科学结构的种子；② 大一统型的通讯技术；③社会结构的转化，特别是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旧结构有更大的容量。在这三大要件中，中国封建社会只具备了大一统通讯技术这个条件，因此未能产生近代科学。

　　丛书之中，杨百揆等人合写的《西方文官系统》，论述西方各国文官系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指出西方文官系统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工作的稳定、延续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介绍了西方文官系统中的各种规章制度。我读此书之后，对金观涛夫妇表达了我的感想：此书当是专为中国本身的政治改革而写成；他们听了，默然微笑，未置然否，似有心照不宣之意。有趣的是，作者特别鉴明：“日本本是东方国家，但因现时其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更为接近，且在国际上已成为西方集团中的一员，所以……把它作为西方国家”；言下之意，似乎暗示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西潮的吸纳，远远不及日本那么开放和伸缩自如。在翻译类中，有一本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所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原系英文，198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印行），此书顺着韦伯的理路，强调日本的意识形态（尤其日本化了的儒家世俗伦理）对于近现代日本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足以补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博格尔那本《日本第一》，完全忽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不足。

　　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杂志（季刊）于1986年8月创刊，首篇便是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五四’回想之一”，给陈独秀很高的评价。第二篇是金观涛自己的“发展的哲学——论‘矛盾’、‘悖论’和‘不确定性’”，试图提出“不确定性”原理，来完成理性的重建并下结语说：“不确定性一旦升华为对立统一规律的精确表达，就确实成为一个核心环节，把当代科学方法论极为重要的各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于是我们似乎隐隐看到一种新的综合，那是一座在地平线上的大厦，我们虽然未曾到达那里，却可以断言那不是海市蜃楼。”读完此文，我隐隐感到，它在取代着那篇“矛盾论”的地位；金观涛自己当然不加此明言。

　　我在这创刊号也看到靳凡（刘青峰）的散文诗一组（共四首），总题“往事在说……”，每首都有特别的意涵在内。譬如第三首“误人子弟”，有心的读者当可发现诗意何在，不必由我揭示，只需照抄该首如下：

　　荒诞的理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一种众所周知、然而却是贫乏的思想嚼来嚼去，然后用一种一本正经、纯学术的面孔来讲述它，老师带着一群研究生坐在课堂上，像皇帝新衣故事中两个骗子那样，不断用手和鞭子比划着，煞有其事地裁剪着……

　　可怜可怜青年人吧！他们的光阴是宝贵的。不像老头可以把这些乌有的新衣带到棺材中去。青年的身体是美的，是敏感的，他们不能厚着脸皮穿上这些虚无的外套在大街上散步。不要欺骗孩子，要珍惜他们的光阴，特别要珍惜他们学术上的生命力和害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