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人曰：

　　鲜为人知的是，厉以宁先生曾深度参与改革进程。今天刊登的专访厉以宁先生的第三部分，讲述的就是1980年代中期，他参加国家体改委组织的改革方案设计的故事。其中有不同意见，但是正常的争论是改革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这个道理仍然是正确的。

　　厉以宁：我参与改革方案的设计

　　——马国川专访厉以宁（之三）

　　参加改革方案的设计

　　马国川：你很早就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厉以宁：我是一个教师，主要是从事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时代的大潮也把我推到了改革的前沿。1983年我就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下进行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

　　在改革进程中，对于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自198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后来人们把两种不同主张分别称为“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我是后一主张的代表。自1984年以来，价格改革先行、放开物价曾经成为影响国策的指导思想，但两种主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争论很激烈。

　　马国川：两种主张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厉以宁：实质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也就是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的问题。

　　马国川：不同的主张所拿出的改革方案也是不同的。

　　厉以宁：是的。１９８７年10月，李铁映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分属不同学派的人组成课题组，研究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所谓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

　　马国川：一共有九课题组？

　　厉以宁：一共有九个，都是由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为首，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当时有人大的吴树青、社科院的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我是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负责人。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到1988年5月底6月初，国家体改委在国务院一招举办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各个方案分别汇报。

　　马国川：后来各课题组的方案集结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与“价格改革主线论”者将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不同，我们北京大学的学者认为，在设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应该把企业制度的改革放在首位。我们的理由是：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有效的财产权力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我国是短缺经济，存在较多的数量配额的情况下，价格和价格水平的调整对经济恢复均衡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中国的企业不具有真正商品生产者法人的自由度，放开价格只能加剧短缺条件下的经济混乱，而不能收到二战后西德和日本价格改革带来的效果。因此，我们提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八年左右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在八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马国川：你们还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厉以宁：我们开列了一个时间表：1988-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以后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九个方案里，大多数都主张国企改革应走股份制道路。当然，各个方面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如吴树青就认为，中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还不适合搞股份制。

　　马国川：今天回顾“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争论，你怎样评价这段历史？

　　厉以宁：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什么。关注争论的人们，无论赞同哪一方的观点，都对争论涉及的经典理论和国际经验有了更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因此，这场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更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在汇集了这场争论主要观点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经济学的创新与经济学的争鸣是联系在一起的。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是无止境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不同的学派，将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共同做出努力。”

　　马国川：你还有一句话“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厉以宁：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股份制的曲折历程

　　马国川：大约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位记者请你谈谈改革开放以前的经历和感受时，你曾经引用宋朝陈与义的词句说“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厉以宁：早在我30岁生日时我填过一首词《鹊桥仙》，在下阕里说“茫茫人生，漫长苦旅，一生如同弈局。荣枯顺逆俱寻常，总难免弯弯曲曲。”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心宽无处不桃源”。

　　马国川：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的背景下，股票市场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厉以宁：其实，对股票的尝试早就开始了。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1982年深圳宝安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三年的股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组建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部组建一批证券公司。许多人对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甚了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甚至问：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在深沪交易所诞生之前，新中国证券市场走过了漫漫十年的萌芽期，但那还不算是规范的形式。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真正是在深圳。1988年深圳特区就尝试对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选择了5家企业作为股票发行上市的试点。

　　马国川：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程充分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

　　厉以宁：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自然形成股份制、证券市场，中国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因为我们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上市，一方面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对股份制还是逐步的进入期间，而且对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这怎么办呢？当时就实行分两步走，第一步“双轨制”，增量先股份化，存量后股份化。增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企业有10亿元增产，这是它的存量，虽然折成股了但并不上市，增量增发3亿元股票，这3亿元股票上市，所以说增量流通，存量暂缓流通，这就是双轨制。因为双轨制的推行，我们股份制就开始启动了，经过十来年的经验，股份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证券商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问题的暴露也越来越明显了。问题暴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实行股票上市最大的目的是转化企业运行机制，存量多不多，70%、80%的股份作为存量不流通，机制是没有转换的。增量股分化，就是完成波段筹钱的目的，这样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股份制面临着必须进行第二次改革的问题，就是现在经常说的“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两块，双轨并成单轨，在并轨的过程中就要给流通者的持有者一定的补偿。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给他们补偿呢？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当初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是发了招股说明书的，招股说明书上有一句承诺“国有股暂不上市”。现在要上市了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应该给受损失的人以补偿。当时写的国有股要上市，准备上市，人们就不会花这么高价钱买股票了，现在又要上市，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所以要给予补偿。补偿多少由市场决定，如10股送3股，或者10股送2股，这样中国的股份制才能真正走上正轨，股市才能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马国川：当时上市的公司很不规范，因此是否可以说，有了股票市场，但是真正的股份制还没有出现？

　　厉以宁：那时的上市的公司还难说是真正实行了股份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针对股份制问题的争论，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极大地刺激了我国股份制改造的步伐。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境外上市。

　　马国川：１９９３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提出了国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深化国企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厉以宁：现代企业制度有四句话内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产权”二字，把公司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但因为有人认为公司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中央文件中只讲“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没有肯定股份制。即使是这样，决议出来后，还是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

　　马国川：争论什么？

　　厉以宁：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国有企业是否需要制度创新？有人予以否定；第二，制度创新是否首先要进行产权改革？有人认为搞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不同意“产权”这个词；第三，公司制股份制是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有人认为只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实现形式。这场争论持续了４年，国企改革没仍然没有大的推动，尽管当时提出先搞试点也推不下去。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领导同志曾专门找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王家福从法律角度谈，我从经济学角度谈，陆百甫从政策研究角度谈。我们都认为股份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江泽民说，我赞成股份制，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

　　马国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是至关重要的。

　　厉以宁：但是在实际推行中，股份制并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是有疑虑的。所以，国有企业在九十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是实际效果仍然不令人满意。

　　马国川：到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厉以宁：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以上这些突破性的理论，是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混合所有制”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经济改革的方向已经指向传统公有制，这是思想上的大突破。

　　马国川：改革的锋芒，已经指向所有制了。改革的阻力，也集中在所有制。有人把十五大报告称为新的思想解放。

　　厉以宁：确实是一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要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决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问题：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收入分配。邓小平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１９９２年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于对公有制的认识，在９０年代一直争论不休，关键是姓“社”姓“资”问题没有解决。只要深化国企改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解放思想，放大公有制的范围，把股份制也包括进去，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争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了。

　　马国川：从你1980年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认，整整用了接近二十年。

　　厉以宁：从1980年算起，18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