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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话说萧克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11-28   来源:知乎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弹指间,十四年就过去了。十四年来,我常常能够想起这位和蔼的老将军;读书看报,只要“萧克”两个字映入眼帘,常常要驻留、沉思片刻。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和这位老将军有多么熟悉多么亲近——我连“谬托知己”的资格都没有。按他的说法,我是他的“兵”——他是这样对杂志社员工说的,但我跟他只是有过几面之缘,几次聆听过他的教诲而已。

  但,我的确经常想起他。关注他,是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充满了敬意;关注他,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间接领导,感受过他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品德;关注他,是因为他的教诲至今仍然是我工作或研究所奉行的信条。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给萧克一个“军人学者”的称呼,“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他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他的“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无论哪一种评价,都说明一个事实,萧克将军是军中少有的文人将军。

  我“印象”中的萧克,也是从这样可以被描绘的图像开始的。记得萧克这个名字是从《红旗飘飘》中“飘”来的。那时,关于长征的宏大叙事是青春男儿的一剂成长猛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走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让我少年时段对英雄的崇拜格外强烈。

  在《红旗飘飘》系列出版物中,曾经有很多关于长征的回忆录,萧克的就在其中。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他回忆录标题是什么,但清楚记得的是,标题是手写体——好像张爱萍将军也用手写体。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是因为正在青春豪放之际,萧克的字体透着一种不备马鞍就旅行的狂放,张爱萍的字也大致如此,我临摹了好多次。在回忆录中,萧克谈到自己早年练过书法,也谈他在长征写诗的经历,一派革命的豪迈。

  后来才知道,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开始学习文化的,而萧克在加入队伍之前就能诗善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诗情也与硝烟相伴随,没有画意但也有一种硬气。

  萧克后来果然成为作家。1988年,他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出版。虽然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挣扎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挣脱革命话语体系的羁绊,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题材已经逐渐被边缘,但萧克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一些轰动。

  我记得先是在广播里听到章节连播才去买小说读的。那时,广播似乎是我这样的读书人与书连接的唯一有效通道。广播里演播什么小说,就去追什么小说。

  萧克在接受访谈时说,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此后,就一直保存在行军箱里。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受到错误批判。为了寻找批判他的材料,这部尘封的书稿被打印出来,装订成三册,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内部”传看。得到这个“善本”,当时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了火炉。“文^革”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为了批判他,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数百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这部命途多舛的小说。于是,萧克开始修改小说。1988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出版。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1991年,《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萧克的履历上又添了一条: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关于长征中的事

  不过,在当年读《红旗飘飘》等回忆录时,我还不知道欣赏萧克或者其他回忆者的文笔,关注点在“排座次”,按照这些回忆录来排每一个人的座次——从军团级开始排起,一直排到连级干部;排每个人所经历的战争——是不是走完了整个长征。排来排去,我和小伙伴们发现,萧克25岁当军长,27岁任第六军军团长,应该是长征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官”。

  后来,我跟萧克聊天的时候,特意说到我和小伙伴们这样的座次排比,老人哈哈大笑。当然,话题说到长征,老人兴致勃勃地说:其实,当年第六军团长征的时间比别的军团早,是在1934年8月上旬,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10月。后来才知道,当时,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是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

  话题又转到我提到的“排座次”,萧老很严肃地讲到关于林彪的官衔问题。“文^革”中,为了“林副主席”继位的合法性,宣传中把“朱毛会师”改为毛与林在井冈山会师——连我这样的小孩也都知道。萧老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事实,绝不能人云亦云。偶尔有人前来调查井冈山会师的情况,萧克也只是说及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会师,根本不提林彪。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说,还有林彪。萧老回答说:“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那时像林彪这一级干部多得很。”意思是林彪数不上“座次”的。

  说这话的时候,是举国皆知的“林副统帅”如日中天之际。而此时,萧克早已在军中靠边站,处境艰难,持这样的态度,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但是,思想者的“胆识”,让他将这种风险置之度外。

  但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则又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对来访者谈及这一情况时说,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他还给北伐时期曾与林彪一起工作的覃士冕打电话,覃证实了他的记忆。为此,他特意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在讲课中予以纠正。而斯时,林彪已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萧克居然这样“往上靠”。

  1996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萧老应邀为《长征大事典》写序。他在《序》中再一次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克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萧克一直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我向萧克提出唐突的问题

  1990年,萧克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他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并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

  熟知萧克经历和秉性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1991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草创时期的杂志社,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写大字报的痕迹。简陋的办公室刚刚布置好,萧克就来视察。他说,办公条件艰苦一点,但还是比延安要好多了。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克。萧克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副社长宋文茂前往萧克住所请示工作时,萧克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因为有萧克这“命令”在,我在1994年年初进入杂志社工作时,拜见萧克就成为一道例行手续。

  萧克的家在西城区的一条胡同内,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院后,便来到他的办公室。虽然是寒冬季节,但办公室内点缀的绿植,有一种融融的暖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排偌大的笔架,粗细不同的毛笔悬悬挂着,意境独特。

  照例的寒暄过后,我就和老人聊到当年读《红旗飘飘》的事情。关于长征和林彪的话题后,我不知深浅地问到另一个问题:我听说关于您,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话:“××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干坏事”,确切否?

  萧克似乎陷入沉思。他避开我的问题,谈到和毛关系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投毛反对票。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按照那时的惯例,红四军每召开一次党代会,一项重要的议程是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代表们要从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即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选择。萧克把票投给了陈毅,大多数代表也都投了陈毅的票,而只有林彪等少数几个人投了毛泽东的票,毛泽东落选!陈毅接替毛担任军委书记。毛则到漳州“养病”去了。

  陈毅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当时,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周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指示陈毅一定要把毛请回来。根据周的指示,陈毅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请回了毛。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作出了决议——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才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

  第二件事,是萧克一次和毛见面的情形。那是1968年“五一”劳动节,萧克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毛回忆起与萧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萧克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标。”毛听后感慨地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后来,我看萧克的回忆录以及别人的回忆录,讲到不少萧克和毛的关系的叙述。可是,在那天,萧克独独只讲到这两件事,我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想起来,我当时问这样的问题肯定非常唐突,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敢再问萧克。这个问题也至今留存脑海。

  关注粟裕和张闻天研究

  在1958年那一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种,刘伯承、萧克以及粟裕等一批将领被批判。为何将您列为批判的靶子?我问萧克。萧克没有多说。他只是谈到在那场批判运动中遭殃的粟裕。他说,粟裕的平反非常艰难,应该说,中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性的东西出来,这对于粟裕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和事业有大贡献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要记住,将来有机会,杂志应该写文章来说说这件事。

  2003年12月,在粟裕去世二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粟裕的秘书鞠开的帮助下,我去采访了粟裕的夫人楚青,写出了一篇《粟裕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在2004年第一期杂志上头条发表,算是执行了萧老的“命令”。

  不过,萧克的命运我一直很关注。我也草草地梳理过他的历史轨迹,希求从中能得到点什么。27岁,他就是六军团军团长,但此后他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得有些莫名其妙,疑似于“自由落体”:六军团跟二军团会师以后,他受贺龙和任弼时领导,成为副手;长征到陕北之后,他却离开六军团,被调到30军当军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他到120师当副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亲自指挥的战役不多。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战将,这种种的无法独当一面的局面,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我也没敢问萧克是否这样看。

  萧克非常关注对张闻天的研究。1995年年初,他接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寄送的《张闻天传》征求意见稿。他认真地看了18章以后的大部分章节,给刘英回信,认为应该宣传张闻天。这年5月,在一次筹备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的会议上,萧克特意把我叫到身边说,杂志要围绕着张闻天组一些稿子,这是一位在历史上受了委屈的同志,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并把他4月11日给刘英回信的复印件给了我。

  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我不知道萧克的书中是否收入这封信。这里把这封信公布出来,也可以为研究萧克和张闻天提供一点材料。

  刘英同志:您好!来信及书都收到。早收到的张闻天传,自18章以后大部分都看了。我又从别的书报上看到他在六中全会时期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六中全会结束时看过,感到很值得读。延安整风,又受到批评,甚至近乎诽谤,所以前两年又看一遍,也很有教益)。七八年前接到您赠给我和先佛的《回忆张闻天》,当时选读了一些,回想起他以前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等文章,写了一首感怀诗:

  斯人斯文

  毕生挥翰谈丽珠,

  学贯中西智若愚。

  秘密公开皆得道,

  外交国策具深谟。

  庐山迷雾已清览,

  法剑神坛早呜呼。

  喜见遗文多宏论,

  斯人去矣奈何如。

  我诗虽然不好,也表现我对这位老同志看法和身后的感慨。再见。

  敬礼

  萧克

  1995,4,11日

  接到萧克的命令,我当然积极去组稿。后来,我找到了张闻天传记组的负责人张培森约稿。他陆续地给我写出了七八篇文章,对廓清张闻天研究中的迷雾,有开拓之功,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位谦逊的思想者

  1969年,萧克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时,萧克在读马恩列斯著作时,写下很多的眉批——他的心得体会。后来,我看到过萧克的这些眉批,实在是惊叹这位老人读书求甚解的精神。1996年7月是建党七十五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七十五周年,我们特请萧克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在笔记中,萧克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列宁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萧克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读了萧克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我常以“胆”和“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的胆识中,我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如今,萧老已经去世十四年了,而我,也由萧老眼中的“小编”变成“老编”进而成为“社会闲杂人士”啦。“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这么说对我这样的平头百姓有点“大”,但在岁月流逝中,对萧老的话倒是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也是我时常想起他老人家的一个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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