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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
作者:赵林       时间:2022-11-22   来源:友朋说
 
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

文章摘自《西方哲学史演讲录》

赵林著

  “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出一个来!”

  首先我要讲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伏尔泰(Voltaire,1694一1778)。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也是名满欧洲的法国大文豪,在文学、哲学、史学、政论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的思想自由、文笔犀利,讥讽嘲弄入木三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人人敬仰的思想巨擘。他不仅思想新潮、著作丰硕,而且生活的时间也比较长,活了80多岁,所以他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启蒙思想家,例如狄德罗、霍尔巴赫、卢梭等“百科全书派”的人物。

  伏尔泰出生于殷富之家,原名叫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后来起的笔名。他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聪明机敏,热爱文学,擅长讽刺。他在年轻时就表现出对法国专制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思想,曾因写诗讽刺权贵而两度锒铛下狱。1726—1728年,伏尔泰流亡到了英国,这次流亡生涯对于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他在英国接触到了以洛克和牛顿为代表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引导他走上了启蒙之路。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理性初甦的17世纪是由两个英国人来代表的,这就是牛顿和洛克。牛顿开创了一种科学的精神,洛克则开创了一种民主的精神,所以科学和民主这两个新事物,即中国人所说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最早在17世纪是由这两个英国人来代表的。科学精神建立了一个井然有序、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世界,这个世界严格遵循自然规律而运行,连上帝也不能破坏它;而民主精神则强调人类社会必须按照法律来运行,即使国王也得守法,君主必须立宪。这样一来,天上有一个尊重自然规律的上帝,人间也有一个遵守社会法律的国王,于是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

  当伏尔泰来到英国避难时,洛克早已作古,牛顿也在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辞世(1727年),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在当时的英国大为盛行。后来伏尔泰宣称自己是洛克和牛顿的学生,指的是他在英国时深受二者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濡染,接受了他们的自然神论观点。在英国的三年流亡期间,伏尔泰完成了一部《哲学通信》。在这些通信中,他向法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英国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此外还包括文学艺术,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本·琼生的散文等。正是通过伏尔泰的介绍,法国知识子才开始深入了解从英国发轫的新潮思想,由此拉开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帷幕。在对于法国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深恶痛绝的伏尔泰看来,英国无论是在宗教宽容方面还是在君主立宪方面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他大力宣扬洛克和牛顿的民主、科学思想,认为英国什么都比法国好,甚至英国的月亮也要比法国的更圆。

  从英国回到法国后,伏尔泰仍然不断发表论著,宣扬民主、科学、自然神论乃至唯物主义思想,抨击法国的专制状况。1734年,《哲学通信》正式发表,旋即就遭到了查禁,伏尔泰本人也因此受到法国当局的通缉。他躲到了夏特莱侯爵夫人的庄园中,在那里隐居了15年,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作品。虽然许多作品都是以匿名的方式发表的,但是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很快就知道这些都是伏尔泰所写,他的声名因此大噪,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在1749年夏特莱侯爵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已经名满天下,欧洲的显贵名媛对其极尽仰慕,趋之若鹜。1750年,伏尔泰受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在柏林宫廷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与欧洲各国权贵精英过往甚密。晚年的伏尔泰长期居住在法国边境的瑞士小镇凡尔纳,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法国启蒙运动,参与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编纂的《百科全书》的撰稿工作(其晚年的《哲学辞典》一书就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汇编),并发表了大量富有批判性的哲学和文学作品。1778年,伏尔泰衣锦还乡,受到巴黎民众的顶礼膜拜,在极尽荣耀的峰巅与世长辞。

  伏尔泰启蒙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推崇自由和反对专制,主要表现在他的宗教批判方面。伏尔泰属于法国老一辈的启蒙思想家,与他同时代的还有孟德斯鸠、丰特奈尔、梅叶,以及比他更早一点的培尔等人。老一辈的启蒙思想家在批判法国专制现象时还不敢太过偏激,多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特点,半遮半掩、羞羞答答,不敢公开主张无神论,只能高举起英国的自然神论大旗,借用上帝的名义来针砭现实。

  自然神论是17世纪从英国产生的一种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认为上帝是一个理性的创造者,一个高明的数学家,或者一个伟大的钟表匠。上帝按照理性的法则创造了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理性的规律,这样就把自然世界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自然神论又认为,基督耶稣是一个道德楷模,他对我们的救赎主要表现为道德方面的启示,所以我们信仰基督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当伏尔泰和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天主教专制时,他们都是高举着自然神论的大旗。他们从来不敢说自己不信仰上帝,而只是强调,他们信仰的是一个理性的上帝,一个充满了道德色彩的上帝,这是与天主教所宣扬的那个充满了奇迹的、暴戾的上帝完全不同的。在当时的英国和欧洲,许多有教养、有知识的精英人士都像牛顿一样认为,如此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是绝对不可能偶然发展起来的,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把世界设计出来,所以世界才充满了精美和谐的特点。

  伏尔泰在英国时深受自然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在后来所写的《形而上学论》一书中,表达了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思想。他根据一个钟表的机械结构,推论出一个钟表匠设计这些机械结构的目的所在;同样,他根据人体的复杂器官,推论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有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安排了这些器官,使之在母腹中得到九个月的孕育和滋养;于是为了看而赋予眼,为了抓而赋予手,如此等等。”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和谐有序的规律,我们对这些规律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越会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家设计出来的。自然界充满了设计的痕迹,不然的话,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精美和谐呢?这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是英国自然神论的经典证明,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也明确地表述了这种观点。

  但是伏尔泰似乎并不太执着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证明,他的目的只是要说明,这个世界需要一位上帝作为最后的根据。对于他来说,这种根据与其说是思辨的,不如说是道德的更加合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理论证明都存在着难题,但是在相反的观点(即“上帝不存在”)中,却存在着荒谬。也就是说,无论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都必须信仰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们的道德实践就缺少了根基,社会正义就缺少了保障,人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谴责罪恶,弘扬善良,就不能坚定不移地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相对于自然世界的理论依据,上帝更应该是人们道德实践的最后根基。

  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上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正义和法律公正的最后保障。一直到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还要手按着《圣经》,因为在西方人心中,在总统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力赋予者,那就是上帝。总统不仅要对人民负责,还要对上帝负责,所以他要手按《圣经》向上帝和人民宣誓,用他的权力来推行社会正义和保障法律运行。从这种意义上说,上帝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自然,而在于社会和人心。伏尔泰深深了解这个文化奥秘,他说过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出一个来!”没有上帝,这个社会就没有了正义;而没有了正义,道德就无法伸张,好人得不到好报,恶人遭不到惩罚,社会岂不就乱套了吗?所以,一个上帝的存在,在实践上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在理论上不一定是必然的。

  “粉碎卑鄙无耻的东西!”

  伏尔泰一方面强调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对天主教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进行了猛烈犀利的批判,从教会体制、神学思想、《圣经》文字、教规礼仪,一直到神职人员,从教皇、主教、修道院长,一直到小神父,其批判笔触之辛辣刻薄,无所不用其极。他把教皇和主教称为“两足禽兽”“文明的恶棍”,把神职人员贬为“社会败类”和“寄生虫”,痛斥修道院长“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他揭露宗教裁判所干尽坏事,比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要可恶;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他还尖刻地揭露了《圣经》文字的荒谬性,例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说法经不起推敲,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的故事完全是东方迷信的一派胡言,耶稣的身世暖昧不清、扑朔迷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表现懦弱可耻;而关于伊甸园里流出四条河的描述更是荒诞绝伦,其中有两条河流在源头上相距了一千英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胡诌!

  虽然伏尔泰不断宣称自己信仰上帝,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在凡尔纳的庄园中建造了一个小教堂(伏尔泰晚年一直自称为“凡尔纳教长”),但是他却始终把基督教看作一场精心设计出来的骗局。他诙谐地认为,上帝就是因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而生的,傻子蒙昧无知,骗子居心叵测,于是上帝就应运而生了。而所谓“启蒙”,就是要用科学知识来驱除蒙昧,唤醒人们心中的理性,从而消除宗教的骗局。伏尔泰有一句响彻欧洲的口号:“粉碎卑鄙无耻的东西!”(“écrasez l'infame!”)他在《哲学辞典》中对那些利用宗教之名来满足自己贪欲的修道院长们大声呼喊道:“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

  但是另一方面,伏尔泰这个人又典型地表现了法国人的机智圆滑,在当时法国浓郁的天主教氛围中,他深知无神论者将会面临可怕的下场,所以他一边犀利地批判天主教的所有事物,另一边却始终强调自己信仰上帝。他打着上帝的旗帜,干着挖基督教墙脚的事情。他一辈子都在猛烈地抨击天主教会,但是在生命将尽之际却请来了天主教神父为自己举行了临终忏悔仪式,因为他害怕死了以后会被当作无神论者曝尸荒野。伏尔泰在哲学上接受了洛克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一个具有广延性和不可言说的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来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他却像牛顿和自然神论者一样,为这个充满了“协调性”和“合理性”的物质世界确立了一个作为初始原因的“第一推动”。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一劳永逸地为自然界制定了法则,从此不再干预世界的运行。这样一来,人们只须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客观世界,掌握自然万物运动的内在规律,从而驾驭它和利用它为人类造福。

  在政治法学方面,伏尔泰大力宣称自由权利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一样,认为在上帝颁布的“自然法”中已经包含了平等的自由权利,包含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尤其是拥有财产的自由,这是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平等的自然权利。伏尔泰强调,所谓“自由”并非为所欲为的任性,并非“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维护各自的自然权利,而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正是建立在这种相互尊重的自由之上的。后世作家托名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精辟地表述了伏尔泰对于自由的理解。在一个缺乏宽容的专制环境中,自由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对他人和自己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正是出于对自由权利的捍卫,伏尔泰大力推崇英国的宗教宽容和君主立宪制度,抨击法国的天主教专制和君主专制。

  伏尔泰强调权利的平等,但是却认可事实的不平等,他认为,由于人的自然天赋的差别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财产的平等权利必然会随着贫富分化过程而演变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虽然是不幸的,但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富人在经济上支配穷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贵族享有占据土地的自由权利一样,穷人也享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权利,绝对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都是违背人性原则和社会秩序的。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却要维护君主制度和贵族特权,他想要的是一个依照法律来进行统治的开明君主(如同英国的立宪君主和自称“国家第一公仆”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而不是一种把君主和贵族送上断头台的极端民主。在权贵逢迎和优裕环境中进行社会批判的伏尔泰始终强调权利上的自由,而与伏尔泰针锋相对的卢梭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大声呼吁事实上的平等。

  纵观伏尔泰的一生,除了早年曾遭到法国当局的迫害之外,成名之后基本上是在一种养尊处优的处境中进行启蒙活动的。他借力打力,在法国的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利用自己在欧洲上流社会的尊崇地位,博取巴黎达官贵妇的欢心,却对天主教会极尽揭露攻讦之能事。他长期居住在法国边境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卑鄙无耻”的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荣归故里,在双重专制统治下的巴黎领受人生之辉煌。当他的最后一部戏剧在巴黎大剧院上演时,成千上万的法国民众跟在他马车后面欢呼雀跃,法兰西学院的全体院士在巴黎大剧院门口向他列队致敬,那些曾经遭到他嘲讽挖苦的教俗权贵也极力表现出对他的谀媚之情。

  然而,正当伏尔泰在巴黎享尽荣耀之时,他的思想对头、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巨擘卢梭正在巴黎郊区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在一片凄风苦雨的文化氛围中孤独地坚持着心中的浪漫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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