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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关于邓小平访美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09-27   来源:公众号“八十年代”
 

  徐庆全按:

  一,2020年7月6号、7号,“八十年代”公号推了布热津斯基访华的章节后,不少读者私信我,说布热津斯基的书是“内部发行”,印数又甚少,不太好找,你既然把布氏布热津斯基回忆中他访华的事情摘录了,何妨把邓小平访美的内容也摘录出来?这一建议正中下怀。我觉得邓小平访美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且信息量很大。

  二,大国外交,展现的是政治智慧。布氏书中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的政治智慧多有描述。譬如,布氏设家宴招待邓小平一行,所用的酒竟然是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送给他的苏联伏特加酒——这款酒则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最喜欢的佳酿”。在中美、中苏关系微妙的时刻,布氏这种做法显然别有深意,但邓听了布氏对这款酒的介绍,也只是“哈哈大笑”而已。再譬如,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结是台湾问题的处理。布氏跟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在美国遭到亲台势力制造的政治困难,他问邓在中国是否也遇到类似困难,“邓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难,台湾省也有人反对嘛!”顺势既表达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又阐明中国对待这一分歧的立场。

  三,邓小平访美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与中国“教训越南”连在一起的。在布氏的书中也是这样陈述的。应当说,在当年美、苏、中三国相互掣肘的格局中,邓要达到其既定目标,在顺势而为——顺中美建交的势——之外,取得美国“道义上支持”就很关键。为此,邓先要求与卡特会谈;后又要求与卡特私人会晤。与卡特一个小时的私人谈话谈了什么?布氏书中披露的并不多,但披露了卡特对邓的印象:“卡特告诉我,他发现邓十分讨人喜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说他对邓的感情就象对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样——在卡特的语汇中,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赞词了。”大国外交,个人魅力与外交政策的推进,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很显然,邓做到了这一点;这才有了卡特在中国“教训越南”时力排众议,采取了比对苏联“还略微偏袒中国一些”的作法。

  四,大国外交,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布氏所陈述的邓的智慧,真可谓“看捭阖纵横,东强西弱,一转危机”。至今也不得不叹:高手啊!

  下面是布氏回忆录中的两节,第460—470页。

  邓小平访问华盛顿

  邓小平的访问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儿。这是他第一次访问美国,(1979年)1月2日是星期天,他和夫人以及主要的随行官员驱车从宾馆来到我在弗吉厄亚州麦克林镇的家里吃饭。这是在邓小平在北京招待我的宴会上商定的,他在席间对我说希望有一天访问美国,我很高兴能以家宴来招待他。我请了我的部属奥克森伯格,以及万斯、伍德科克、雷尔布鲁克等出席作陪。那天的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由我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吃的是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以前赠送给我的。我对邓小平说,我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佳酿向他敬酒。邓听了哈哈大笑。

  ……邓小平夫妇不顾旅途劳顿,整个晚上都兴致很高,邓还表现了出众的机智。闲聊时,我告诉他,卡特总统在国内遇到亲台势力制造的政治困难,阻挠他搞美中关系正常化。我开玩笑地问他,他在中国是否也遇到类似的困难。邓不假思索地答道:“是呀,我也遇到困难,台湾省也有人反对嘛!”

  次日早晨,我向总统汇报了双方晚宴席间所谈要点。我报告总统,邓对万斯和我说,中国赞成我们支持伊朗国王,中国认为美国在增强巴基斯坦实力方面应该更积极一些。邓还希望单独与总统谈一下越南问题——这个兆头有点儿不祥。我从邓提出这个要求的语调中预感到他必有要事相告,特别是鉴于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对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绝不会置之不理。我借汇报的机会向总统建议,从祝酒辞和对记者谈话稿中删去原有的保证美中新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者等语,因为我觉得那种说法显得我们过于心虚。总统同意了我的意见。

  1月29日星期一上午,邓小平第一次来到白宫.白宫里气氛活跃,在我的记忆中,人们的情绪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双方进行了大半天的会谈,谈得很坦率,主要集中于国际问题,就象友邦以至于盟国之间似的,完全不象是四个星期之前互相尚未建交的国家。邓小平开门见山,在激烈谴责苏联在中东和南亚的活动之后,主张美中实行合作来对付苏联,但他谨慎地补充说明,他并非建议美中在现阶段就正式结为同盟。然而他在私下谈话中所讲的意思——在公开讲话中甚至讲得更露骨——是明确而尖锐的;美中两国面对一个共同敌人,所以应该密切合作。

  总统采取较审慎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邓的看法无多大分歧。他也着重谈到苏联咄咄逼人的姿态,也认为我们两国有必要密切协商来对付苏联的扩张,但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邓的建议。我担心邓会以为碰了钉子,特别是鉴于我知道有人反对在访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因此我在一次会议中间给总统递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到头来还是把邓那句‘不是结为正式同盟’的话茬儿接过来为好,可归结为双方在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合作和协商:(1) 非洲——赞比亚、索马里;( 2 )巴基斯坦——以及同印度对话; (3)中东——戴维营;(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关系?) (4) 不结盟运动; (5) 朝鲜。那句话可以作为很有用的总结,使会谈得到一个积极的成果。”总统正是以此办理,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当我们同邓的正式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加深两国关系的基础业已奠定。

  会谈中除了上述正式的交换意见以外,也有谈笑风生的时候。有一次,卡特表示对人权的关怀,请邓对中国人移居国外问题采取灵活态度。邓探身向前对卡特说:“好。我们可以让他们走,你们准备接纳一千万人吗? ”

  正式会谈之余,还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欢迎晚会,而在白宫举行的宴会可以说得上是卡特执政四年中格调最高的一次。肯尼迪中心的晚会由电视现场转播,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起走上舞台时达到高潮。那两场活动都由安妮·韦克斯勒统筹,她发挥巨大才能,选定合适的节目,延请合适的宾客,办得非常出色。三年之后我访问北京见到邓及其同事们时,他们犹津津乐道那天晚上的情景,表示感激。

  国宴之前冒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要不要请前总统尼克松出席。卡特总统认为还是应该请,并指示我去办。于是我打电话通知尼克松。电话刚打完,蒙代尔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表示反对邀请尼克松,并说要找总统谈这个问题,但已来不及了。尼克松欣然应邀,还问我,他的露面会不会造成什么不方便。我请他放心,说卡特总统很欣赏他打开美中新关系的功绩,认为理应邀请他。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去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邓小平离华盛顿前发表什么样的联合新闻公报问题,我既要同中国人、又要同万斯进行谈判。中国人不出我所料,要求在公报里写上反对“霸权”——这是他们用来暗指苏联的代号——的威胁等语。我指出在过去的美中联合公报里都有这样的提法,但万斯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向他建议一种折衷的措词,在公报里写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那后半句是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我相信中国人也会接受,因为这个措词已包括了他们所喜欢的提法,他们会满足的。没想到万斯也接受这个措词,结果公报十分有力地强调了这个核心的战略构想。

  可是到了第二天,国务院又节外生枝。2月2日星期五我的日志上记载:在总统早餐席上商讨外事问题时,万斯一上来就宣读一篇准备在邓小平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稿。其中强调称,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奠定稳定的和平局面。但紧接着就表示要同样强调应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声明稿强调美苏合作的必要性后,重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重要性,表示相信总统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将有助于奠定两国更为建设性的关系的基础。万斯把稿子递给了总统,总统没有看,都喃喃自语道:“难道还要表示歉意吗?”万斯大吃一惊,很尴尬。总统动笔改稿,把较明显地表示歉意的词句划掉。我发表了意见,话说得很重。我说在人家眼里我们已经显得软弱和动摇不定,这篇稿子只能增强人家的这种印象。我们昨天刚刚同中国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有意识地用了反对“霸权和支配”的措词,现在又要打退堂鼓。万斯听了很窝火。布朗和蒙代尔默不作声,显然不支持万斯。总统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坚定地表示这个声明稿不发了。……奇怪的是为何万斯要给总统选这篇声明稿,这不是叫总统看出他不够坚定吗? ……这事发生时,我简直难以相信。总统的果断使我十分宽慰。

  教训越南人

  邓小平访美之行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及对他的东道主都是很大的成功。然而这位中国领导人临别时在我们脚下丢了一颗小炸弹。上文已提到邓要求与总统私下谈一次话。这次谈话在星期二下午5点举行,谈了约一小时。我方在座的有副总统、万斯和我。邓小平由副总理、外长和副外长陪同。不出我所料,他谈的是越南问题。

  从中国人上次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对越南占领柬埔寨非常焦虑,认为这次侵略是苏联唆使的,目的在于加强越南,作为苏联窥视东南亚的基地。中国各位领导人同美国官员谈话中都强调这是对中国安全的战略性威胁,也是对东南亚稳定的长远威胁。越南所推翻的柬埔寨残暴的波尔布特政权是中国的亲密盟友,因此中国决心对越南进行报复。

  大家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就座时,我大致估计到谈话的内容,美方其他各人也都心中有数。不过心中猜想和亲耳听到有所不同。邓小平沉着而坚定地摆出中国的观点时,使人有异样的严肃感觉。他说中国已得出结论,必须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并说:“我们认为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的气焰,适当地教训他们一下。”

  他当时没有具体说教训是什么意思,只是说教训的范围和时间将是有限的。接着他镇静地给我们分析了苏联可能作出的几种反应,以及中国将如何对付。他把“最坏的可能性”也估计到了,说即使那样中国也顶得住,他只要求美国在国际上给予“道义支持”。

  虽然我们内部事先有过初步的讨论,但我不知道总统将如何反应。邓来访前,我曾向总统提到过中国人对柬埔寨问题日益焦虑,我们切勿使中国人感到美国对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过分不安,我担心总统听万斯的意见,对中国人大施压力,反对他们使用武力。那将使中国人更加认为美国是“纸老虎”。总统的回答很得体,只表示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想同自己的顾问们研讨后再说。我听了才放下心来。但总统的确表示他的意见说,中国的行动有可能给局势造成很大的动荡,希望届时克制一些。

  邓回答说,如果不给越南人一点颜色看,他们就会更放肆。中国将采取一次有限的行动,然后很快撤军。邓举了1962 年中印冲突的例子说,对越南人也必须那样惩罚一下。最后,他表示并未期望美国的赞同,人们有时不得已而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他对此深有体会。中国人显然权衡了各种方案,才决定采取这个行动,即使引起与苏联对抗也在所不惜。我必须承认,我很佩服邓小平谈问题时的沉着坚定的语气。

  次日,总统召集我们讨论对策.大家同意他找邓单独谈一次,婉言劝他三思而行。我们担心的是,中国的行动除了会引起国际震动外,还可能影响美国国内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总统亲笔起草了一封信给邓,信内婉转而明确地强调克制的重要,同时简叙了国际上可能产生的不利的后果。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我方不能正式与中国人勾结起来,不能赞成无异于公开军事侵略的行为。另一方面,信内没有使美国作茧自缚,迫使自己以后不得不在联合国里谴责中国。

  总统与邓单独会谈时,邓对总统所谈表示欣赏,但重申“中国还是要教训越南一下,”否则,他说,苏联有可能象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他还未卜先知似地说,阿富汗将来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邓重申他确信中国有必要的力量把这次行动进行到底,并一再保证只需很短的时间,一、二十天就够了。他估计到国际上会有不同的反应,但认为世界舆论终归会转而支持中国。最后,邓恳切地表示,能有一个朋友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这些问题,是很难得的。总统回答说,希望邓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不是建立在害怕苏联的基础上的,而是认为,与其采取什么行动使得苏联和越南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支持,还不如在国际上孤立它们。

  我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单独谈了几次。黄华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外交家,十分能言善辩。我向他披露心里话,担心中国人在苏联的核威胁之下会被迫撤退,或者中国的军事行动超过原定的期限。黄对此默不作声,显然不怎么担心,但我总希望我这番告诫会促使中国人速战速决,而避免战事拖长。作为一种特别的友好表示,我前往华盛顿纪念塔附近的直升飞机坪亲自为邓送行。我刻意表示总统是支持我的(原注:随后,卡特告诉我,他发现邓十分讨人喜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说他对邓的感情就象对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样——在卡特的语汇中,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赞词了)。邓给我的印象是感到很满意的。我们按照传统礼节握着双手道。邓邀请我再去中国访问。

  中国人并没有把“教训”越南的具体日期告诉我们。邓小平走后没几天,我考虑美国的对策。我希望避免出现美国在世界舆论以及国务院的压力下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局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点子,即:美国既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谴责越南人占领柬埔寨,并要求中、越双方各自撤军。我知道越南和苏联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建议,此计在外交上可给中国人打掩护而不牵连美国,从而美国可以冠冕堂皇地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

  事情还在假设阶段时,这个点子并未引起多少争议,搞应变计划通常都是如此。所以,至少在形势上出现了一种大家都同意的立场,等着中国人动手。没想到就在卡特总统访问墨西哥期间,在墨西哥首都招待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宴席间,有迹象表示中国人要动手了。2月15 日星期四,我在宴会上被人叫出去接华盛顿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是中国大使约见万斯国务卿或我,以便转达一项重要信息。我让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中国问题助理代接。然而中国人答称他们奉命要到星期五上午准9 时才能转达。既是急事,又规定时间,其中必有文章。我忙回到宴会席向总统耳语说,可以断定中国人即将采取军事行动了。

  由于万斯和我都不在华盛顿,中国人无可奈何只好向奥克森伯格转达信息,奥克森伯格以我的名义代表总统加以接受。星期五上午,我从美国大使馆即前去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共进早餐途中,在总统的汽车上与华盛顿通电话,了解了中国信息的内容。中国人通知我们,他们仔细考虑了我们的反对意见,但鉴于中越边境形势恶化,现正采取不久前向我们谈过的那种必要的“自卫措施”。我向总统及万斯汇报后,打电话回华盛顿找副总统。根据总统的指示,我请副总统马上召开只限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特别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当天上午报来意见。

  我当天收到家里所拟的答复中国人的说帖稿,措词是我们早先商定的,我拿去与总统及万斯一起审核。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应该表示不赞同中国人的行动,但避免表示惊慌,更不能与苏联人坐一条板凳,因为中国人一动手,苏联人肯定要大加谴责。

  一回到华盛顿,总统马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比平时更拘泥于形式,在会议开始时说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现在开始,请国家安全顾问先谈。”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果苏联对战事作出强硬的反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意见,即:我们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应该同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挂钩。大家还同意向苏联发一信息,敦促他们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形势更严重的行动,特别是不要采取调兵遣将或其它形式的军事行动。我力主在信息中增加一句话,表示美国也准备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会上有人认为这样说未免显得过分委屈求全。我解释说: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这是对等的。(我在这里秘而不宣的是,这句话也包含着如果苏联动手的话我们也要做出军事反应的意思。)大家终于同意加上这句话。这个信息随后立即传达给苏联人。使我有点奇怪的是,万斯等人竟未反对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似乎暗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苏联人必须采取克制态度两者是有一定关连的。

  2月18日星期日,我整天守在办公室里,因为这时战事已经打响,有必要开好多次会议。傍晚,我分别打电话向福特和尼克松这两位前总统通报情况。尼厄克松强调切勿采取任何行动为苏联进攻中国开放绿灯,我把我们发给苏联的信息念给尼克松听,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听出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伏笔,大加赞赏说,好一个“连环套”!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这个信息时,是否每个人都有那种想法,我是有怀疑的。我要说明的是,当时又出了几件事,使得乱上加乱。那一天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粗暴的示威者强占。再过一天,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惨遭恐怖分子刺杀。这件惨案说明,苏联人不是无能,便是与凶手有勾结。

  随着中国人对越南加紧用兵,国际上对局势越来越不安,国务院的态度动摇起来。在特别协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建议取消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即将进行的访华之行,以示我们不赞同中国人的行动。我听说是马歇尔·舒尔曼和万斯的助理彼得·培诺夫两人向国务卿进言应该这样做,因为以前苏联做错事时我们也取消过部长级人员的访苏之行。同一天,我们又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与我们早先给苏联的信件一样,是通过热线传送的。这封信传来的时候,正值总统和万斯出席迎接遇害的阿道夫·达布斯大使的遗体运返华盛顿的仪式;灵车一走,总统、万斯和我三人登上总统的直升飞机研究勃列日涅夫信件。那天寒潮袭击华盛顿,天气奇冷,我们坐在机舱里冻得发抖。我把俄文原信口译给他们二位听。那会儿我们冻得够呛!

  总统的反应非常冷静,堪与那天的气温相比,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毫不为来信所动,命令我们按规定方针行事。实际做起来,还略微偏袒中国一些。可是总统的顾问中间,分歧很快尖锐化了。布卢门撒尔访华问题在2月19日星期一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又提了出来。我预先估计到了这种情况,曾建议大家首先对总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即:不要让中越之间的危机影响我们分别同苏、中的双边关系。这条意见获得一致赞成。因此,当布卢门撒尔访华案提出来时,我言之有理地指出,取消此行不符合大家刚才都赞成的原则,即:不要让我们同这两个主要强国分别保持的双边关系受到影响。虽然万斯主张取消这次访问,但霍尔布鲁克竟然有胆量挺身而出,支持我的意见,认为布卢门撒尔应如期访华。这使我出乎意料,但很高兴。我请到会的人注意英国首相卡拉汉的一封电报,内称英国工业大臣将于当天启程前往中国,卡拉汉决定不取消此行,因为那样做不符合英国的利益。那天我把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的书面报告呈送总统,总统在上面批道:“布卢门撒尔应该去。”

  没想到,布卢门撒尔访华期间所发表的几次公开讲话,相当露骨地谴责中国,搞得过火,超出了我们在华盛顿所宣布的、并在联合国辩论中所采取的正式立场,我也闹不清,到底布卢门撒尔是自行其是呢,还是华盛顿发来的(是国务院发的吗? )某种指示授意他这样做的?我不管这些,经请示总统,发去一份电报,严伤他检点言论,只可谈贸易问题。为周到起见,我发电报给布卢门撒尔前向万斯打了招呼,他并未表示反对。

  我们在华盛顿继续讨论这件事情,同时,密切注意苏联的动态。总统的顾问们都同意,我们应该警告苏联,如果在越南出现任何有组织的苏联军事存在,特别是如果苏联的海军舰艇进驻金兰湾,那将迫使我们对我们在远东的安全地位作重新估计。不言而喻,如果苏联卷入越南,美国就得大力推进美中关系。于是这个信息暗示朝着扩大美中关系跨进了一步。

  在整个危机期间,我感觉中国人此举在某些方面可能对我们有利。它起码揭穿苏联的力量是有限的,使人们看到把苏联的盟友整一整也没事。那些受到苏联潜在威胁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我还认为,只有美国采取坚定态度,中国人才会相信我们不是“纸老虎”,才会看到同我们搞好关系,肯定具有长远而相互的安全利益。

  一如中国人早先告诉我们的,他们打了20 多天就收兵撤军。苏联的反应呢,始终只限于虚声恫吓。此役从军事观点看,中国人显然打得不很顺利。越南人很顽强,而中国人无论在指挥、掌握和后勤方面都达不到现代战争条件下所要求的水平,不过他们的政治目的还是达到了。越南人被迫从柬埔寨抽回一些部队,这次冲突使他们付出极沉重的代价,造成很大破坏,而重要的是暴露了苏联是靠不住的。最重要的是,由于卡特态度坚定,新建立起来的美中关系成功地经受了一次火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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