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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张维迎与“向钱看”那场讨论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09-23   来源:公众号“八十年代”
 

  1983年,曾经有一场关于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的讨论,因恰逢其时地赶上了“清除精神污染”的“不叫运动”的“运动”,弄得轰轰烈烈。这场讨论中,为“向钱看”说话的人,很是被批判了一番。而且,一直到1987年,还被“秋后算账”过。

  这场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我是大二学生。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育中,这件事也被老师作为一个例子拿出来,老师并且划出非此即彼的道儿:“向钱看”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向前看”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老师说的神圣庄严,但我对这场讨论一点也不Care。我觉得,即使老师把“向钱看”上纲再高,也不能“污染”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只有饭票、菜票没有钱,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向钱看”的一族。倒是记住了与这场讨论有关的两个人:一个是于光远,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还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据说这个论点是他先提的;一个是张维迎,西北大学的研一学生,当年寂寂无名,现在声名显赫,是他先发文章挑起这场争论的。

  “向前看”,本来是民间常爱说的一个寄予希望的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题目,讲话中又阐述了“向前看”的重要意义,故而,“向前看”就有了政治上的蕴意。“向钱看”,显然是有点戏谑式的借用。

  在邓小平讲话不久,这种借用就有了。1980年1月8日,南京的《新华日报》刊登了金霁的《“钱”与“前”》一文;1月15日,该报又刊登侠森的《再谈“钱”与“前”》,讨论“向前看”与“向钱看”的问题。后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向前看”与“向钱看”不可分,“向前看就是全面地看钱”。

  大概从此以后,民间幽它一默的“向钱看”,就流行起来了。

  1983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首都500多名个体户“五四青年节”座谈会,报道说,出席座谈的个体户们,一致反对“向钱看”,以此彰显他们身为个体、心许国家的情怀。

  问题是,那时国家需要钱——改革不就是要使国家富起来吗?那时,个体户之所以成为个体户,一是我自谋生路不给国家添麻烦——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二是政府不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吗?富起来的标准,不用钱衡量,用什么衡量?

  但是,那个时候,情怀是高于一切的,是不能拆分的。尤其对于野蛮生长屡被打压的个体户而言,更需要彰显他们的视金钱如粪土的情怀,用以换的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样,问题就拧巴上了。

  我想,当年,很多人都能看出这种拧巴,但没有人去说出来,但西北大学的研一学生张维迎,则甘“愿冒被亿万人辱骂的风险,为‘钱’正名”。于是,他投书《中国青年报》,以《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为题,揭开了拧巴的面纱。

  张维迎文章说,《中国青年报》今年5月5日报道“五四”青年节北京500多名个体青年劳动者座谈反对“向钱看”,令人深思,“我愿冒被亿万人辱骂的风险,为‘钱’正名。”他提出,“在商品 生产下,钱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向钱看’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相矛盾,而且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向钱看”是“价値观念的一个历史性转变”,“如果我们一方面从宏观上保证钱作为‘指路灯’的作用和作为‘奖章’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在微观上鼓励生产者‘向钱看’,就会一切顺利,万事如意。一方面想让人们富起来,另一方面又不让人‘向钱看’,这在商品经济下是办不到的”;消除“向钱看”带来消极后果的办法“是设法控制‘向钱看’的具体形式,而不是禁止‘向钱看’的欲念”。

  《中国青年报》在刊登此文的编者按中说:“该文就‘向钱看’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由此,一场“‘向钱看’对不对”的专题大讨论,在《中国青年报》开始了。

  讨论嘛,总有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中国青年报》也担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所以,尽管是专题讨论,可以看得出来,该报刊登反对的意见多,支持的意见少。但即使是这少量的支持的意见,把话也说得很透彻。这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出来,如:《不能压抑“向钱看”的欲望》、《形势迫使人们“向钱看”》、《没钱寸步难行》等。

  这场专题讨论开展以来,《中国青年报》共收到来稿三千多件,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稿件同意张维迎的观点,认为应当提倡“向 钱看”。例如:有的说:“环境逼我喊,社会逼我喊,形形色色的人 逼我喊,我不得不喊:'金钱万岁'!”有的说:“‘向钱看’,是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个目的的手段和方式,是社会主义企业道德的表现。”

  最典型的是一位自称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先进生产者的人的话:“没有钱,光唱高调,只能是骗别人,骗自己。……我的奖金在全车间是最高的,我心安理得,这是我应该得到的,我光荣、我自豪、我还嫌它太少。如果再多,我也要努力获得它,把它挂在胸前,我会因此生活得更堂皇。最起码,可以想吃肉就吃肉,想吃鱼就吃鱼,而且可以吃个够;想买电视就买电视,想买洗衣机就买洗衣机……到那时,我的思想境界也可以提高。”

  当然,这样的话,不能出现在报纸上,只能出现在内部简报上。

  在这场讨论过程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主张“向钱看”,这是最典型的“污染”源啊。由此,发起讨论的《中国青年报》草草结束了讨论,但其他报刊倒继续跟进,批驳这种观点,又继续热闹了一番。

  挑起这场争论的张维迎,日子很难过了是可以想象的。至于他怎么难过法,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听他当面讲。一直到2007年才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他。

  那一年春天,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把邹恒甫开除了,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所以,在饭桌上,大家谈的话题都是这个事,我也没有机会向张维迎请教。

  2010年12月21日,张树新兄在寓所召集了一个聚会,我才有机会听了他的陈述:

  其实,八十年代最初几年,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我给中青报提出这个问题,也没觉得有什么。关键是提的不是时候,赶上了“清除精神污染”,就成为靶子了。

  北京批了后,陕西省也要重视一下的,一位主要领导点名批了我。这样,西北大学就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校方要我们的研究生处长找我谈话,要表示个态度。研究生处长正病着呢,但也得把我召去谈话。这位处长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接下来就是循循善诱地说到检讨的问题。他在病中,又是组织上的事,我只能违心道歉,表示态度了。

  西北大学还是护着我的。但是,主要是“清除精神污染”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84年尤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学研究也没啥禁区了,我这点事也就过去了,没有妨碍我毕业。

  最让我闹心的是,陕西的报纸批我,我父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但听别人说“你家娃出事了”,非常担心我。我觉得特别难受。以后,尽管我被人批,但父母的承受力多了一些,还好了。

  让我最感动的是茅老先生。我跟他认识时间不长,他却仗义执言,写了一篇《张维迎何错之有》的文章,为我辩护。但在那时“清污”喧嚣的情况下,也发不出来。他给我写信鼓励我。他说,任何微小的进步,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从此以后,我和茅老就交往起来。他是我的忘年交,可以说是忘年知己。

  我说,我非常欣赏您文中的一句话:“向钱看”是“价值观念的一个历史性转变”。改革之难,不在于改革本身,难在观念变革。

  他说,现在看“向钱看”,不值一提,是社会的一种合理合法的追求。可是,在当年,要进行这种观念的变革,则难上加难。现在,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对着一批批MBA和EMBA学员说,合法地赚钱,是你们的本分,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倒是经常博得掌声。

  我说,事实上,在1987年,又反过头来继续批“向钱看”,批判的矛头对着于光远的。那时,你不在国内;若在,也得把你给捎上。因为那时,你已经博得大名了。

  他说,那时,我还没走呢。相比于光远,我不算啥,况且,已经时过境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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