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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话说戚本禹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09-13   来源:八十年代
 
  《话说王效禹》一文推出后,有家乡耆老告我,你再接着写写戚本禹吧。在那个年代,山东人称呼二人为“二禹”,而且“二禹”命运也大致相似。我不知道当年山东对二人有这样的称呼,觉得很有趣。况且,在我经历中,这位胶东籍同乡常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的同乡

  第一次对我说起戚本禹的人,是我的同校大学长、前辈傅崇兰。

  一九六四年,傅崇兰从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所工作。两年后运动初起时,傅扯旗,戚本禹是他的后台。运动过后,他受到“三种人”的审查,后转向城市规划研究,成绩斐然。

  一九九四年初,傅为福建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书,经我的师兄介绍,提携我这个小“乡党”,让我任这套书的副主编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相识、相熟,并从他口中知道历史所和戚在运动初期的一些事。此后,开始留意戚的“本事”。

  一九九七年,我参与创办《百年潮》杂志,社长郑惠曾与戚有过交往,念旧,为困顿中的戚的女儿解决生计,她成了我的同事。我有时会问起她关于戚的一些往事,并希望通过她见到我的这位同乡。戚的女儿谈乃父少,但说了不少乃父被关押后他与弟弟被驱逐出北京的细节。

  二〇〇五年,我认识了另一位乡贤、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孟在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一度被借调为戚的助手。一九六六年运动初起,他与傅崇兰是一个阵线的。晚年,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回忆历史,反思历史,有《我所知道的戚本禹》等文章问世。他也跟我谈过他接触到的戚本禹。

  二〇〇七年,我又认识了乡贤阎长贵,他与戚交往更密切一些。是戚把他带到写作班子中,使他卷入漩涡之中。戚倒台后,他作为“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被拔掉,送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晚年,阎接受我的朋友史义军访谈,口述历史,也反思历史。我对他与戚交往的历史很感兴趣,数次听他讲过。

  二〇一二年九月,我和阎一起南下,想见戚。此行算是我的一个小策划。上海搞这段历史研究成绩斐然的“二金”——金光耀和金大陆——是我的老作者,老朋友,他们采访过朱永嘉,我此前也因“二金”见过朱。阎也想见朱。我想,“二金”约朱,阎约戚,大家一起见面,应该是一个“历史性时刻”。阎说戚同意。“二金”约好朱,我陪阎南下,“二金”负责接待。结果,戚变卦,只单独见阎,未见我们,与戚失之交臂。

  同为胶东人,戚在我经历中的这种若隐若现,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戚本禹,图片来自网络)

  追求进步的年轻人

  戚一九三一年生于山东威海,十一岁,到上海投奔父亲。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中学加入中共,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五〇年五月到中办政治秘书室工作。

  此时,这个机构聚集了一批既有革命资历,又学识渊博的人,如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等。这一年,戚不满二十岁,还是个小伙子,资历当然无从谈起。就学历来说,就是个高中毕业。但他是个读书人,也是积极要求上进的人,对工作精益求精,慢慢就获得了认可。他在回忆录中说到两件事,比较典型。

  第一件事,在参与《毛选》的编辑、校对过程中,他专攻标点符号,《毛选》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戚说。为此,他获得了“戚标点”的美誉:“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戚标点’”。

  “戚标点”只是戚本禹的一个侧面,另一个重点是,在编、校毛选的过程中,他对毛的著作更重视,“用心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他说:“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

  朱元璋《咏竹》诗云:“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似乎就是此时戚的写照。他职位较低,甚至有“雪压”的局促,但因“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对毛文风的把握很到位,当一九六三年他公开发表站位政治的文章时,就“与天#齐”了,毛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是后话。

  第二件事,认真钻研,体会意图,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他在参与为毛读报、摘报的任务时,他所编辑摘录的报纸信息,毛看得最多,画圈最多,以至于中办领导特意对有大学学历的人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

  戚对此也很得意,他在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开始重视我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因为我搞的东西,主席退回来都经他手的,他看到了主席都划圈,而且还条条道道的。一次他对我说:‘你送的东西主席都看过,都划过’。”

  善于揣摩上意,才能更好地服务领导,这是中枢工作人员的必备资格。不得不说,戚对这项工作非常胜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导致了他悲剧的人生。

  评李自成自述,一鸣惊人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从好久不讲,变成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了。进入一九六三年后,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大批判便开始了。此时,抓住历史脉搏的戚本禹,冲天而出了。

  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认定:李秀成自述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判定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既然是商榷,本应是一篇学术探讨文章,戚的文章却是政治站位,是以后大行其道的“影射史学”之滥斛。他对毛的文风非常熟悉,也引用诗词来强化其表达力,而像其中“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是代表性的名句。

  不仅文风是贴着毛的,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也是因为揣摩毛引发的。

  戚本禹说,他写作的动机是两条:一是他从毛阅读书目中知道毛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也就找来读,其中就有《李秀成自述》。二是“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戚本禹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这种政治散文体写历史的手法,在当年的史学界很新鲜,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譬如,当年大学历史系在读生孟祥才,多年以后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戚本禹与阎长贵)

  关于戚文发表的过程,我曾采访过当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的史学家丁守和,他说:

  戚本禹的文章寄来很早,大约是在那年元旦前。稿子前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

  丁先生所提到的“中宣部一位领导”是副部长周扬。其实,不仅是周扬,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翦伯赞的态度尤为明确,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他尤其反感戚文盛气凌人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翦伯赞这几句话,大概很伤戚本禹。一九六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戚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一文,对翦进行大批判的清算,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吧。

  周扬主持召开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评价李秀成文章。周扬认为戚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

  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的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翦伯赞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这次座谈会后,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

  而此时,戚本禹正在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对北京的争论一无所知。他回到北京后,北京的调子已经通过这篇报道传达出来,戚惶惶不可终日,只好准备写检讨。

  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逆转。有人找到戚,口头传达毛对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她并说: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戚本禹一扫阴霾,立刻再接再厉,写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苏联的考茨基,在国内引起了更大震动。戚本禹成随即成为学界明星,也在毛那里挂上了号。

  中办信访科长的职务,对于戚本禹来说,显然屈才了。于是,在钓鱼台写“九评”的理论班子,向戚招手。《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则捷足先登,将戚调到《红旗》杂志,委以历史组组长。《红旗》为中央党刊,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大理论家担任,而毛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置身这个位置,戚本禹政途上了一个大台阶。

  “戚大帅”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南一北的两个人遥相呼应,上演了一幕“双城记”:南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称之为揭开了那场运动的序幕;北边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出“造反有理”的口号,都博得毛的期许: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戚的褒奖高于姚。

  戚本禹回忆说:一九六六年毛和他的谈话中讲,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此后成为那场运动的行动纲领。

  戚本禹的地位急剧上升:五月底,取代田家英的任职;成为中央领导那场运动的小组成员之一,排名并在姚文元之前,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毛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表扬戚本禹:“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你(指陶铸)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

  如同王效禹一样,戚本禹也是得志猖狂。一下子亮相在全国的舞台上,戚有些冲昏了头脑。到处传达指示,发号施令。他身高一米八,典型的胶东大汉。孟祥才说,戚说话口气非常大,而且很“冲”;傅崇兰则说,戚很有“派”,我们都把他看成统帅。不久,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

  傅崇兰谈到戚本禹给他们做后台的事。他说:

  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历史所分为两派,我和孟祥才等人,属于造反派,和所里的“保皇派”对立了。“保皇派”认为,尹达主持的历史所,一直是贯彻陈伯达、康生的革命指示;而尹达又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央小组成员,我们造他的反,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为此,“保皇派”对我和孟祥才等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只好检讨。

  这个时候,戚本禹站出来支持我们。他到历史所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直到他倒台,一直支持历史所的造反派。

  造反派拥他为帅,中央老资格的理论家,也让他三分。譬如陈伯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陈伯达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讲话时,开场说道:“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勤务员见见面”,“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

  “戚大帅”毫不客气,随即发表长篇讲话。开场的口气就很大:

  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不说接待站的领导,连汪都成为他安排工作的对象了。

  阎长贵曾对我说:

  其实,运动初期,戚本禹就“怼”汪。中办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戚这一派居然都可以写出《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的大字报。戚还授意我,去告汪的状。

  由此可见,“戚大帅”的确一时威风凛凛。

  此后,“王(力)、关(锋)、戚”结合在一起,成为那场运动的马前卒——后来他们倒台时,则成了“小爬虫”。“火烧英国代办”、武汉“七二〇事件”、“围攻中南海”等事件,都与他们三人分不开。

  “王、关、戚”,戚年龄最轻,居末位,但就发号施令来说,戚一直居首位。有人统计过,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间,戚在各种场合发表指示性讲话就有一百二十多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戚本禹署名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是戚善于揣摩上意最典型的一篇文章。

  据孟祥才回忆,早在一九六六年底,戚就布置他们去搜罗全国有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分类编成两个集子,报送中央。

  在此期间,戚几次听到毛要批判《清宫秘史》的讲话。经过了解。他才明白毛的意思。他开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成稿后,毛作了修改,增加驳斥义和团是暴民胡作非为,以及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内容。这篇文章向全国发出打倒刘的信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戚”失宠。王、关被停职检查。毛保了戚本禹,让他又延缓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戚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随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

  一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戚本禹一直在思量如何会有这样的结局,也说到其中的原因。在我看来,戚因为活在自己建构的历史中,无法反思那段历史以及自己的作为,没有说到点上。

  在那场运动中,戚本禹因为体会上意比较快,他一时会成为弄潮儿、宠儿。加之,少年得志,性格张扬,常常免不了得志便猖狂的人性弱点。

  但是,上意常常无定式,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原来的弄潮儿和宠儿,大多就是革命的代价,或者说牺牲品。都是昙花一现的角色,得志时好像一颗新星,可是还没有在轨道上运行几圈,很快就摔下来了。

  研究历史人物的命运,我常常喜欢把“冲锋陷阵”这个成语分开来用。说到这个词,人们想到的是褒扬一个人作战威猛之功,其实,溯源这个词的本意来说,讲的倒不是战功。这个词出自《北齐书·崔暹传》。说的是文官崔暹为官清廉正直,经常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并把他们送进监狱,得到执掌大权者高欢的赞语:“冲锋陷阵,大有其人。”但崔暹却命途多舛,后被以“谋反罪”检控,差点丢掉小命。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说,崔暹的命运都具有代表性。在政治场域明昧不分时,围着领导指挥棒转的冲锋者,往往也是陷阵者——“冲锋陷阵”这个词拆分开来理解,或许更具这个词的本义。

  就那场运动来说,冲锋者大致都成为陷阵者了。戚本禹如此,王力、关锋如此,陈伯达也如此。地方上的王效禹等人,也如此。我想,戚若能认真地反思那段历史,他应该比我明白得多。

  陷阵太深了,在当年被关起来时,戚本禹的待遇就比王、关差。到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刑诉,并在一九八三年被判刑十八年。

  为个人执念构建历史

  晚年,戚本禹把自己的历史分为“两个十八年”。前一个十八年,是活在主席(这是戚回忆录中对毛的如一称呼)的光环中,后一个十八年则是在监狱中度过。尽管前后反差巨大,戚对主席始终如一,他回忆录开篇就是“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导师”。

  为了传递这种崇敬,他不惜片面叙事甚至想当然地书写他需要的历史,这为不少史学家所诟病。

  作为历史学者,我同样对他构建的那部分历史颇有微词,但同为胶东人,我有时候甚至可以充分理解他。这种理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带着朦胧伤感的泪水”。若从胶东独特的文化看,或许可以尝试理解戚本禹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胶东至今弥漫着“东夷之风”:淳朴、服从,执念、甚至守旧。胶东人的观念中,似乎未有“敢为天下先”的豪迈,却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因而一般说来,我说的是“一般说来”,战争年代胶东籍有将无帅,将也似乎只到少将而已;和平年代,胶东籍兵,是全国最好的兵,构成中枢保卫者多数;胶东籍领导人,多半出身幕僚,由省市一把手者出身,有,但比例少,至今如此。戚本禹是其中的一例。

  胶东的“东夷之风”很强劲。在“东夷之风”面前,“任尔东南西北风”,都会被消解。譬如,改开以来,青岛、烟台(威海也包括在内)是较早一拨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但是,占据了最好海上地理位置的这两个城市,与大连、温州等地比,步履蹒跚。

  再譬如,几乎与深圳大学同时创办的青岛大学和烟台大学,同样是清华、北大援建的底子,但教育界的人都知道,至今这两所学校与深大不可同日而语。

  戚本禹在威海生活到十一岁,周身流淌着“东夷之风”的血液。他十九岁进北京,到一九六八年被关押,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乡音无改鬓毛衰”,至死还是口音浓重的胶东话。而与他同事、大致也年龄相当的人,如逄先知、龚育之,则基本上丢掉了乡音。

  乡音,只是说明问题的一个小小侧面。在戚本禹身上,显露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执念。他在毛身边所得到这份知遇之恩,缠绕了他一生。

  二十多岁时,戚本禹就被肯定、被表扬,尤其被崇敬的“主席”表扬,对他的成长,则既有心理学著名的“赫洛克效应”,又有“伯乐一顾”的知遇之恩。后来,又多次得到“主席”肯定,知遇之恩盎然。

  这种盎然,贯穿了他的一生,尤其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这是他自认为历史最辉煌的一段。我想,如果自我否定了这段历史,他也就不成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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