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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历程
作者:刘琦      时间:2022-09-08   来源:《党的文献》
 

  “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建立了这项制度。此后,这项制度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学界关于这项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正式建立后的发展完善阶段,而对其探索和建立过程的系统梳理尚不多见。本文拟回顾和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逐步探索建立该项制度的历史进程,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内请示报告的初步实践

  请示报告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请示报告实践是参照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经验和共产国际的要求而开展的。1847年 6月,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同盟的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大会,执行机关为中央委员会,而各级机关之间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则主要通过执行“报告制”来实现。20世纪初,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据此建立了地方组织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制度。

  1919年 3月,共产国际成立。1920年 7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为大会起草《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对各国共产党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工作义务制等内容作出规定,指出“汇报工作是共产党组织的一项职责……经常汇报工作,使这项职责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并规定各国共产党“每隔三个月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汇报一次工作”。1921年 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要求,“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由此可见,请示报告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一项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成立之初就按照这一要求向共产国际定期报告工作,而且在党内也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向中央进行请示报告。

  1921年 7月,党的一大上,北京和广州两地的早期党组织就分别向大会作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状况和工作进程的报告。1922年 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中明确提出,党内须遵循有关重要事项的报告原则,并规定地方组织在吸纳党员时须报告中央接受审查,开除党员时须及时向中央报告缘由。1923年 6月,党的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派驻地方时,须“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三大同时规定,党员入政界“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这说明,不仅党组织须将重要事项、工作进展情况向上级组织报告,党员在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也要向党组织请示报告。

  1923年 12月,中共中央发布《各区及各地方应每月向中央报告工作》的通告。通告规定,各地向中央报告与否直接影响到党政前途,因此,各地平时每月必须向中央作关于本地政治、劳动、党务等状况的报告,接中央指示时则限一周内答复进展。1924年 11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党务工作,解决当时“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等党内组织纪律缺失的问题,专门发布了一项中央通告。通告强调,“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并从六个方面就加强党务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四、五、六三条均与加强报告工作有关。

  1925年 2月,中共中央又发布通告,要求各地三个月内向中央作组织建设相关专项报告,并详列 12条报告事项。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随着革命形势高涨,党组织迅速扩张。10月,为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强化党内纪律,党中央明确要求,地方关于一切政治及策略上的问题,都应报请中央指示。

  1926年 2月,中共中央发布《各级党组织必须按时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报告》的通告。通告指出,由于党内组织松懈、缺乏报告等现象严重,导致上级不了解地方情况,不能加以正确指导,又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为此,各地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制。通告还将报告分为政治、组织、宣传和各类群众运动等八类,列出包括内容、负责人、频次等在内的具体执行规范。

  9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勤向上级机关作报告,勤向上级机关写信请示”。这里,“请示”和“报告”共同出现,二者目标是一致的,即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同时使下情能够及时上达,为上级作出正确决策打下基础。1926年,党内还创办了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其上刊载了大量各区委工作情况的报告和中央对各区委工作的指示。

  1927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发布,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提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要工作,是“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同时规定“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借鉴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参照共产国际的相关要求,基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明确提出了请示报告的工作要求,并在多项文件中进行了明确规定。但从相关史料看,这一时期的请示报告工作仍然属于初步实践阶段。

  一方面,从请示报告本身看,这一时期的请示报告更多表现为一些具体的组织纪律方面的工作要求,缺乏上下一体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从与请示报告相关的实践看,这一时期党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党的各项建设特别是组织和纪律建设都还较为薄弱,请示报告往往是实践中出现了执行不力的现象和问题,中央就发出通告或规定强调一下,还带有一些随机性。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工作的艰辛探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处的环境和形势急剧恶化,这对请示报告工作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党内请示报告工作的重点在于克服客观条件的困难,进一步探索在艰苦条件下执行请示报告要求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一)白色恐怖环境下积极探索请示报告工作的新形式。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组织遭受重挫,党内还出现了“左”倾错误。这些因素对党的组织建设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请示报告工作的开展也更加困难。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大多转入秘密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党“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以让中央更加高效和准确地指导地方工作。加强请示报告工作,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1927年 8月,中共中央就党的组织问题发布通告。通告指出,在国民党的大肆屠杀下,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需要重新建设,但各地“党部对于中央不仅没有把这样的材料寄来,反而在当地事变以后,连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也没有,从五次大会后至今中央对于各地党员数目和组织状况一点也不知道”。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部应将自身的组织情况以及白色恐怖中组织的受损情况尽快上报中央。

  同时,为了进一步畅通党内交通,1927年 8月中央就建立党内交通网发布通告,要求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交通网,以快速有效传达党的文件,了解各地的最新情况。

  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大会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并通过了修改的党章。六大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各级党部应“对上级党部负责,并对上级党部经常的报告自己的工作”,同时“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六大之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着力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党内请示报告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28年 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第七号中央通告,其中就组织报告工作作出明确规定:“自‘八七’以来,过去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没有组织报告,因此上级党部对于组织工作亦缺乏经常的指导,以后省委应督促各级党部做组织报告,每月整理向中央作单独组织报告一次。”

  10月 17日,中央又专门就“规定各种报告大纲”发布了通告,详细规定了实行报告大纲的条例,对报告的时间、内容、纪律及保密要求等作出明确要求,并对组织、宣传、经济三类报告制定了详细提纲。党员及时如实向组织报告工作生活相关事项,是请示报告的重要内容。

  1930年 7月,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规定,“每一支部对全体党员都能了解他的生活和行动,并要时常加以考察,每个党员的行动必须向党报告,一切行动都要得着党部的批准或许可才能进行”。

  (二)中央苏区时期请示报告的新实践。1931年 3月,中共中央为了畅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通,发出了《中央为建立交通关系及报告制度给各苏区及红军的信》。指示信明确指出,“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与中央的相互交通关系,到现在依然是极不满意的”。为了便于向各地通知革命发展最新情况,也为了协调各苏区之间的工作,指示信要求所有苏区根据文件中所提出的问题表,“经常的在每月初一及十五做报告送给中央(经过最近的交通站),叙述各苏区情形”,并同时指出,各苏区如果有特别重要的问题或事件必须得到中央迅速解决的,“应绝不延迟的用单独的信报告中央或专门派同志来中央报告一切”。1931年 6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党的机关组织与工作方式的转变》的通告,要求“各级党部的书面报告,绝对废除空洞的虚文,要有实际材料的内容,提出具体的问题”。

  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了提高各项党政工作的效率,请示报告成为有效开展工作、加强党对各项事业领导的重要抓手。1931年 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

  1932年 9月,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中指出,为加强党对红军和苏维埃的领导,各地要重视工会筹建工作并应向中央作关于工会工作和如何动员工人雇农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的报告。在党的教育影响之下,各地还成立了大量的群众革命组织。党非常重视对这些组织的领导,要求各地在工作报告中报告相关情形。比如,1932年 1月,中共中央下发《为加强对互济会的领导给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党部以后报告工作的时候,须详细说明自己对互济会工作的领导与互济会工作的情形”。

  1934年 3月,中央组织局发布《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计划在苏维埃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成立党团,并规定“党团必须向同级党委员会负绝对执行党决议的责任,并将执行的情形须经常向同级党委员会作报告”,以此保证党对这些组织的领导。这一时期,党从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角度对请示报告工作所作的有益探索,为请示报告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全面抗战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工作的发展与深化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把争取抗战胜利作为首要任务。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党领导人民努力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并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国内革命形势的新变化,迫切需要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党政军民之间进一步密切联系。这一时期,请示报告工作也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稳步推进,取得了新的发展。

  (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新变化推动请示报告工作进一步走向深入。全面抗战初期,请示报告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一方面,党的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隐瞒情况、党员个人向党组织隐瞒情况的事情时有发生。陈云曾指出,当时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报告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的问题也较为普遍,很多报告“百分之九十为空洞议论,百分之十为具体材料”。这一时期,部队中也出现了忽视政治工作、不及时报告情况的现象。此外,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党政军民之间的协调问题也较为突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请示报告工作,以增强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比如,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党中央领导出台了多项政策,以规范军队的请示报告工作。例如,1937年 8月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为此,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必须确立严密的分工与个人负责制,建立有系统的检查和报告制度”。10月,《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宣布成立军委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各政治机关即与军委总政治部发生工作关系,并望将部队重要政治情报书面报告”给军委总政治部。

  为了紧密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协调好党和政府、党和各类群团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革命事业,党中央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请示报告工作。

  1941年,彭真在就晋察冀边区如何加强政权建设和党的领导的问题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健全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坚持和不断地改进各种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他举例指出,“以支部和党委来说,只要按期开会讨论计划、分配工作,按时检查工作,建立起分工和报告制度,许多工作就能按部就班地进行”。

  1941年,为加强党对根据地政权的领导,中央提出应在县以上的行政机关中组织党团,党团成员须定期向同级党部报告工作,不可随便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如需代表党发表意见时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当时来不及事后也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

  1942年,为扩大党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广大青年、妇女群众及其组织团结于党的周围,中央制定了关于青委、妇委的组织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其应当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而确立这一组织关系的关键保障就在于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条例规定,青委、妇委须定期向同级党委汇报工作,同时一切重要的决定与指示,须经过同级党委的审查和批准。

  这一时期,党还及时处理和纠正忽视请示报告的错误倾向,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统一党政军民的行动步调,实现抗日根据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

  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必须要有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作为支撑。一是在同级的党政军民组织中,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重要文件必须向同级党委请示、批准;二是在上下级关系上,各地“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三是各地要根据决定的原则,制定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形式的细则,建立跟进报告制度。

  (二)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相关举措,使请示报告工作有效开展。全面抗战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请示报告工作,党还采取了一些配套举措。比如,党将自上而下的党内巡视工作和自下而上的请示报告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了此前有些地方的请示报告工作开展不及时、不自觉的问题。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规定,上级组织除了可以通过下级组织所作报告了解情况,还可以通过下到地方考察并作报告的形式了解情况。这样,上下级组织间得以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地方如有实际困难,巡视员也要及时向派出地的组织反馈,上级组织再对反馈报告进行讨论并下达进一步指示。这样,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就成为“活的指导”,工作开展也更加高效。

  此外,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抗战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请示报告工作的认识和指导更加科学有效,对请示报告工作提出了更为科学完善、严格细致的要求,使这项工作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得到进一步完善。1941-1945年期间,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要求各地将基层整风落实情况随时报告中央,而且要求报告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内容要兼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同时,军队方面也提出要进行整军运动作为配合。1942年,《总政治部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问题的指示》中提出,“我们希望对我们的报告一洗过去形式主义与党八股的遗毒,能有内容,能有创造,有批评,能有建议”。

  除了与整风运动相结合,这时期请示报告工作还进一步与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等相结合。比如,1943年,中央要求下级组织向上级报告地方情况时,一定要建立在深入基层、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指出,如果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再长篇的报告也只是文牍主义的产物。从实际效果看,系统的整风运动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报告内容空洞等形式主义的问题。

  总的来看,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推进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逐步推进,请示报告工作一方面作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作为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抓手,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这一时期,党更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也更加科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内请示报告工作逐步从此前较为简单的纪律要求和行动准则发展为一套具有一定执行办法和落实标准的办事规程,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大大提升,这为后来更进一步的制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正式建立与贯彻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形势有了极大的进展,解放区不断扩大,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到 1948年时,解放区面积已达 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5.5%。但当时,党内军内还存在着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凝聚全党力量,团结起来夺取革命胜利,党中央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组织纪律。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党中央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1948年 1月 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从当年起要在党内军内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原因,指示明确指出:“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指示还就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和军区如何作请示报告,进行了详细说明。

  制度制定之后,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贯彻执行到各项工作中。为了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党中央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对在实践中严格执行制度规定的予以肯定,对未能严格执行制度的予以严厉批评。

  完善制度方面。1948年 3月 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所属下级所作的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内容重要的也必须同时告知中央,并强调“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这些举措使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更加完善,更加便于中央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地方和军队的实际情况。

  5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为加强中央和各地的联系,各地必要时可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通讯方法,小型会议、区域会议、个别谈话等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进行巡视的方法,随时报告情况,不要等候几个月才作总结性报告。

  6月 25日,毛泽东又起草《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将需要报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明确归纳了共计 18项应当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覆盖了税收、财政、外交、司法等各方面内容。8月 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军队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反对“独立国的危险倾向”,要求全党全军把建立和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作为一项“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来贯彻执行。

  9月 8日至 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此后一段时间必须加强政治纪律建设,通过了此前起草并经过各中央分局领导共同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这份决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多个方面,并就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还对如何撰写报告提出了详细的规范要求。

  严格制度执行方面。毛泽东对请示报告制度的贯彻落实极为重视,密切关注各地的落实进度。对请示报告制度贯彻有力的地方和组织,他表示肯定并将报告批转给各地作为参考。比如,1948年 1月 19日,习仲勋深入总结了西北局在土改中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以及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20日,毛泽东就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并将习仲勋的报告批转各地参考。

  6月 6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的报告,对中原局结合自身实际严格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政策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报告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于 6月28日在中央的复电中表示完全同意这个指示并增写两段文字后,将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8月 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并转发徐向前、周士第 8月 5日向中央军委作的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对于履行制度不力的地区和组织,毛泽东则予以严厉批评,讲明请示报告工作的重要性。比如,1948年 4月,针对华东野战军未经请示擅自宣布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实行既往不咎、将功折罪的宽大政策的错误,毛泽东起草指示予以批评。他在指示中说,“你们在宣布这样原则性的政策之前,应当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因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而你们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的声明。如果你们的声明尚未公开宣布,必须迅即修改这项声明,方能宣布;如果已经公开宣布,则你们已使你们自己犯了一次错误”。毛泽东强调,各地对于“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要坚决迅速纠正,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又如,1948年 1月和 3月的有关指示下达后,东北局迟迟不报送综合报告,在中央强调之下东北局虽承认错误但仍未重视。对此,毛泽东多次起草电文予以严厉批评。8月 15日,东北局的第一次综合报告送至中央。次日,东北局又致电中央并毛泽东,对他们未按规定作综合报告进行了检讨。随后,东北局继续对中央的来电进行讨论并于 19日致电中央报告讨论情况。在报告中,东北局表示,“完全同意与诚恳接受中央对于东北局不定期向中央做报告的批评,并保证今后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坚决克服某些游击主义习气与无纪律思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执行报告制度,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再如,1949年,毛泽东还在处理两起涉及外交的事件中强调了请示报告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全军,未奉命令,未获上级批准,不得随意同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外反动人员接触,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

  由上可见,经过长期实践,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在解放战争时期终于得以正式建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错误倾向的长期努力的结果。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普遍确立,为党中央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也为克服党内和军队存在的忽视组织纪律的种种不良现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经过 1948年党中央的狠抓紧抓,请示报告制度在建立后得以迅速完善,并得到有效贯彻。这为党领导人民迅速有效地进行土改斗争、集中精力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最终在 1949年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结语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请示报告的原则和要求进行了发展和创造,建立了符合自身实际和需要的请示报告制度。

  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贯穿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过程始终并深刻影响具体实践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丰富发展充分证明: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和党自身永葆青春活力的一条宝贵经验。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回顾和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过程,可以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智慧,持续丰富和完善请示报告制度,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提供深刻启示和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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