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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四十三亿美元方案”
作者:李海文      时间:2022-09-05   来源:《江淮文史》
 

  来源:《江淮文史》2018年04期,作者简介: 李海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杂志主编、《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周恩来家世》《张浩传》《穿过硝烟的握手》等, 主编有《周恩来年谱 (上) 》《周恩来之路——100个真实的故事》《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

  摘    要:十年“文革”动乱时期, 周恩来总理冲破种种藩篱, 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考虑引进解决穿衣问题的化纤生产设备和解决粮食问题的化肥生产设备, 亲自指导国家计委起草了“四十三亿美元方案”, 为“文革”中已处于困境的对外经济贸易带来了转机。至1982年26个大型项目全部建““文革”时期的广交会成, 彻底结束了新中国票证制度历史。本期, 著名党史专家李海文讲述周恩来与“四十三亿美元方案”, 见证新中国起伏跌宕时期的技术引进艰辛历程。

“四十三亿美元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林彪集团的破坏, 中国在1967年关闭了大部分驻外使馆, 甚至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事件。1967年8月下旬, 毛泽东决定隔离审查要夺外交部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及同伙关锋、戚本禹, 砍断了中央“文革”小组伸向外交的黑手, 给极左思潮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扼制.

  随后中国陆续派出驻各国的使节, 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 周恩来布置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4人研究国际问题。

  1971年8月15日起, 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进行为批判林彪集团吹风的视察。他问列车员, 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良, 并且告诉毛泽东的确良如何好, 例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说, 为什么不搞个工厂生产呢?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 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 我们没有这个技术, 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 能不能买生产技术?周恩来马上说, 当然可以。

  搞化纤工厂, 第一个条件先搞石油, 石油要提炼, 提炼才能有乙烯、化纤。“文革”爆发后, 中央“文革”小组叫嚷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将矛头指向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 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 同时把急需引进的项目通盘研究一次, 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他审批。

  1971年10月,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消息传出, 大批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大格局的变化, 外交工作的突破, 提供了大规模引进的契机。历史的机遇常常是瞬息万变,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周恩来决定抓住这一时机。

  1971年12月11日, 中共中央刚刚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 发下去仅仅5天, 在周恩来积极领导下, 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 会议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及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 会议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在这种口号影响下, 1969年吴法宪借口要大搞直升飞机, 占用了国家投资2700万元刚建的景德镇陶瓷厂, 把设备分散, 拆毁了500万元建成的隧道窑和锦窑, 使中国出口的陶瓷产品下降到日本的五分之一;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周恩来气愤地说:“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 影响到1973年, 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 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 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与会同志的意见, 在李先念、华国锋主持下起草了《1972年计划会议工作纪要》, 提出10条整顿意见, 包括加强统一计划, 整顿企业管理, 落实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等;特别在企业管理上明确提出七项制度, 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调和管理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明确企业要抓七项指标: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但是张春桥借口“文件长了, 不好发”, “拿多数压我们, 我坚决反对!”还说, 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迫使文件和会议纪要没有下发, 强行将会议出现的批林热潮压制下去。

  但是, 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仍然决定抓住机遇, 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 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 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计委主任余秋里和轻工业部、燃化部、商业部、外贸部汇报, 组织大家讨论。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 从基层工作起步, 担任县委书记十年, 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 一直管农业、财贸等, 他很清楚:全国棉花种植面积每年七八千万亩, 产量大约4000万担, 相当于200万吨左右, 这些棉花不能都织成布, 还要为工业提供原料。当时亩产低, 要增加棉花主要靠扩大种植面积, 但是又不能挤占了粮食种植面积。再增产, 中国8亿人口中, 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 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 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 而中国只有5.5%, 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自然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 大庆开采出石油, 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生性耿直, 顶着“四人帮”的压力, 领导国家计委及有关单位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的设备。1970年起, 余秋里任国家计委革委会主任, 主持计委工作。1975年1月被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1972年1月16日, 国家计委起草好《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报周恩来总理。仅仅过了6天, 1月22日, 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2月5日, 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 讨论国民经济计划, 他批示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 并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强调, 对引进技术只能是“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 即在消化、吸收后, 再创新、改革。由于引进设备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四人帮”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反对。2月7日, 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和设备引进上的重大突破。

  1972年5月, 李先念批准了国家计委出国考察报告, 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工厂厂址。最终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4个工厂, 报告国家计委并报李先念、华国锋。

  同时, 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同外方的谈判。9月2日, 周恩来将柴树藩写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 并提出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9月19日, 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外贸部的报告作了批示, 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正式决定下来。1972年9月20日, 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 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 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出国考察, 了解这些年国际上发展情况, 计划引进技术和设备。

  但是, 由于“四人帮”的阻挠, 极左思潮难以消除。1972年10月5日, 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 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 我们要学习, 要吸收, 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 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 要做报告, 有一个军代表说, 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 结果他们不敢讲了;科学代表团连一个报告也没有写出来。周恩来知道后, 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的会议上, 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 结果他们不敢讲了, 这种风气不好, 出去花了不少钱, 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 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 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 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 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位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 他对引进工作很积极, 让国家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 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 11月7日, 国家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 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 周恩来看过这个报告, 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 事情就应该做大些, 指示将进口33亿美元技术和设备的大方案一起送来。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呢?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 他知道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中国, 文盲众多,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非一日之功, 不能一蹴而就, 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但是从1968年拉开距离。蒋介石用了严家淦, 严家淦原在银行仅有一个小职位, 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 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 为世界关注, 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 周恩来更是关心。1972年6月16日, 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 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 出口商品”, “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 进口原料, 然后加工, 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 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什么是自由港?自由港又叫自由口岸, 外国货物可以免征关税进出, 可以在此进行装卸、贮藏、买卖、加工和改装, 但外国船只必须遵守有关卫生防疫和移民等法律法规。自由港的范围, 有的仅限于某港口的特定地区, 也有的扩大到邻近地区, 该地区通称自由贸易区。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 我很直率地说, 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赶不上就要奋起直追, 心中有数, 决心就大。特别是1972年5月18日, 周恩来确诊患有膀胱癌, 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 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将引进工作抓出眉目、见到成效, 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 余秋里签发了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并报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 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简称“四十三亿美元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 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

  资金从何而来?

  资金从何而来?“文革”期间, 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 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 从不宣传“四十三亿美元方案”及进展情况, 绝大部分当事人也只知道自己参与的那部分内容。直至2000年前后, 一些回忆录和研究人员的文章发表后, “四十三亿方案”情况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是, 这些文章很少涉及资金来源的内容。43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发展, 面临着产品过剩, 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 找市场, 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 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 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 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 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 减少了中间环节, 降低了利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 不得已于1957年创办了一年两次的广交会, 请外国商人来看。美国许多大公司因为受到政府的限制, 都是派在第三国 (如在澳大利亚) 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 和美国公司的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到中国访问才打破。他来中国的第二天就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以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 中美贸易有了开端。6月29日, 周恩来接见戴维·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 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 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 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 接触一个时期, 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 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 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 这需要研究对方, 了解对方。”

  资金筹措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 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

  1974年6月1日, 周恩来因病住院, 当天即手术;过了2个月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 身体每况愈下。中央政治局工作由新当选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1975年四五月间, 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6月, 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 他说43亿美元引进工作“这是一个大政策”, 作为一件大事, 抓得很紧。

  事情成功了, 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们顶着多大压力, 费了多少心思, 过程中有多少周折, 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之一与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争论有关,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为评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写了9篇文章 (简称“九评”) , 其中“三评”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时认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 而南斯拉夫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

  为了写此文章, 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 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 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 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 实行自由雇工, 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 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 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 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

  文章虽然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但是由中宣部、中联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等单位的秀才们住在钓鱼台8号楼写的, 后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都是主要成员。写作班子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后来担任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具体领导, 成文定稿要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批准。中央“文革”小组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实际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中共九大虽然没有再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但是重要成员进入政治局, 江青及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委员, 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一直负责舆论宣传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 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是多么不容易, 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做, 才敢坚持, 才能一抓到底。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 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 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局限。更重要的是: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 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 为此后中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引进技术打开了通路。

  但是到了1975年11月, 突然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热潮, 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和副部长孙敬文找出批件, 江青看到有毛泽东用红笔划了圈, 才不得不罢休。

  “四人帮”并没有多少理论水平, 只会扣帽子, 混淆概念, 张春桥充其量也只是个刀笔吏。“四人帮”还说引进工作是“爬行”。1976年3月, 张春桥说:“你们崇洋媚外, 买那么多破烂, 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钱?”江青说:“我们出口石油, 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 得罪了第三世界, 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四人帮”认为西方出现石油危机, 如果中国不出口石油, 不买国外设备, 资本主义就会垮台了。岂不知道我们出口的石油和引进工作所需43亿美元还不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总值的零头, 真是井底之蛙。

  四十三亿美元引进的成效

  虽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 引进工作一再起波澜, 如江青制造的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 但是有毛泽东的同意, 在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人领导下, 余秋里敢抓敢干, 不怕犯错误, 不怕得罪人。他常对国家计委的副主任们说:“你们大胆干, 错了我负责。”大家齐心协力,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碍, 确保这些设备和技术尽快形成生产力。

  到1977年底, 26个项目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 即粉碎“四人帮”后第三年, 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 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 比预定43亿美元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设备和技术、4套大化纤设备和技术 (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 、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和武钢一米七轧机, 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外,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 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 达到了抗战胜利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这次引进有重复引进设备和没有买制造技术的缺点, 以后每年都要花费数千美元买配件, 但是瑕不掩瑜, 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 这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1981年, 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 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 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大化纤项目解决了穿的问题, 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 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至1982年, 26个项目全部建成, 这些项目的完成使中国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大大提高了技术、质量、效率, 极大改善民生、缓和社会矛盾, 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奠定经济基础。

  这些项目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改革。为了引进, 大批同志出国考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和西方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 人们眼界大开, 看到了差距。我们年产10万吨合成氨厂职工要上千人, 而国外年产30万吨合成氨厂职工只要100多人。十年“文革”, 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 而是扩大了, 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开放的路径。人们认识到, 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引进, 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 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更主要是促进人们思想的转变。

  在引进过程中, 也积累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 培养了外事干部、外语人才, 形成了一批对外交往的干部队伍, 这些人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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