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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高考分数从保密到公开——管窥改革开放及改革精神
作者:刘海峰      时间:2022-05-19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参加高考后分数要让考生本人知晓,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还有参加高考却不让所有考生知道分数的事?这不是耸人听闻吗?!

  不,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现在多数人都不知道,大概也难以置信,“文革”前的高考,甚至包括恢复高考的1977年,高考分数从制度上是规定不让考生本人知晓的。现在仍然在世的“文革”前大学生,至今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自己当年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前不久还有一位1977年参加过高考但没有上大学的读者,向我咨询到哪里才能查到自己当年的高考分数,因为这是他45年来没有解开却一直很想解开的迷。

  不可思议么?历史事实确实是如此。

  一、“文革”前高考分数属于保密信息

  “文革”前规定高考成绩不仅不告诉考生本人,也不告诉考生所在中学,属于保密信息。

  从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开始,大部分情况下,这一规定都得到遵守,但是久而久之总是有些疏漏。例如,1957年8月,华东地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曾发函给华东各高等学校指出:过去有些高等学校对新生入学考试成绩的保密不够注意,认为新生入学后就是自己学校的学生,让他们知道入学考试成绩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对党、团员或学生干部,常常把学科考试成绩告诉他本人,告诉他们录取的最低分数,因此在已入学的新生或不录取的考生中产生不良的影响及后果。该函明确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的学科考试成绩,对任何新生本人都应保守绝对机密,现在不能告诉他们,今后也不能告诉他们,如有发现泄密情况应及时予以纠正。

  因此,1952-1965年实行高考期间,绝大多数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没有被录取的考生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如果不信,你不妨去问一下自己认识的1965年以前考上大学或参加过高考的人,有谁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我敢断定,十有八九是问不出来的。只有个别杰出校友在改革开放后回母校,学校或院系帮其从学校相关档案中查找,才知道自己当年参加高考的分数。

  受政治制约特别明显是“文革”前高校招生考试的特点,不公布高考分数与政审相关。1953年以后,政府开始注重对考生的政治审查。1957-1961年间,政审更趋严格。政审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还牵涉多个政府部门,如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便是由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公安部、内务部、国务院人事局五个部级机构共同盖章发文。1960年提出“以政治为主的录取原则”后,更加强调政审,要考察考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即使一个考生学习很优秀,但是因为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或者有的仅仅因为家庭出身成分问题,也可能无法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便不能让考生知道高考分数。

“文革”前学生政审材料内容示例

  “文革”前,考生政治审查标准所得结论基本分为四类:可录取绝密专业、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不宜录取,高校不同专业录取新生有不同的政审标准。不过,1962年在严格的政审政策下,还首次出现根据高考分数从高到低分段录取的办法。当年的高考录取标准是:“对新生的政治、学业、健康条件进行审查,择优录取。录取新生的办法,应该按照考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和考生报考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进行录取”。[1]1962-1965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办法,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分段录取,1965年还制定出按高考分数分段录取的细致办法。

  然而,在高考分数保密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按分数高低顺序录取。“文革”前高考成绩都实行百分制。1965年,四川省通过高考录取的新生中,“80分以上1500多人,只录取了1000人;70-79分的6700多人,只录取了4400多人。80分以上落榜的500多人,70-79分落榜的2000多人,原因就是政治条件不好。所以说并不是‘分数决定一切’。”

  从政治条件看,政治、学业、身体都合格的考生当中符合录取到绝密专业的考生录取率占96%(落榜的4%是因为身体不好;符合录取到机密专业条件的考生录取率占87%(落榜的13%因身体不好等原因);符合录取到一般专业条件的考生录取率占38%。从这里可以看出是在保证政治质量前提下的择优录取。

  1966年4月,在高等教育部组织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四川省高教局一位副局长针对“高考是分数挂帅”这一指责,便以1965年四川录取新生的结果为例作了反驳:“如果说录取新生是分数挂帅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80分以上的考生有40%落榜的问题”。[2] “文革”前因为政审不过关而高分落榜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不公布高考分数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二、邓小平决策公布高考分数

  在邓小平的谋划推动下,1977年高考得以恢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过,1977年高考仍然延续“文革”前的做法,按规定不公布高考成绩,也不告知考生。1978年以后,高考试题虽然仍属于国家绝密级文件,但高考分数却从保密走向阳光,这也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作出的重要改变。

  1978年3月8日,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公布高考成绩?我赞成对招生问题进行公开解释,不管什么人都不照顾。今后招考时,民主方式是主要的,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3]

  当时教育部长是刘西尧,他对邓小平的指示执行情况前后出现过巨大的变化。在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后,遵照邓小平的指示,8月13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长刘西尧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还久拖不决,没有结果。

  邓小平知道后很生气,于9月19日找刘西尧等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4]

  邓小平说的“不赞成的,就改行”,言下之意就是不要继续当教育部长了,这对刘西尧是巨大的震动。两天以后,9月21日,在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完全改变原来消极态度的刘西尧详细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形势急转直下,招生工作会议制定出恢复高考的具体办法后,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1978年3月8日刘西尧部长听到邓小平的指示后,这次是雷厉风行。第二天,也就是3月9日晚,刘西尧便在临时通知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一开头就声明:“今天遵照邓副主席指示,召开这个电话会议。”之后主要谈紧急扩招77级大学生的问题,并说:“以后考试也要充分发扬民主,下一届考生要公开公布成绩,这是杜绝‘走后门’的最好办法。”

  然而,公布高考分数并非一帆风顺。在1978年4月下旬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对此便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若怀疑我们有舞弊行为,可以查办!为什么教育部门自己不相信自己呢?若公布分数,小孩子成绩不好,压力大,可能会自杀。”[5]

  不过,因为要公布高考分数是邓小平下的指示,个别不同意见没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为了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试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1978年高考成绩通知书示例

  这是与过去招生考试文件很不同的一点。从此,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有权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大大减少了录取环节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和观念逐渐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

  从78级以后的大学生都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77级大学生入学后,多数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既然国家规定高考分数不再属于保密范围,因此不论是招生管理部门,还是高校系科,也不再严守77级大学生的高考分数秘密。

1977年高考后索取考生政审材料的通知

  恢复高考以后,经过邓小平的亲自修改,1977年的政审标准和报考条件比“文革”前宽松不少,但还是拦住了一些高分考生。1978年以后,不仅公布高考分数,而且政审逐渐宽松,加上90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已经没有“准干部”的身份,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整个招生考试政策日益人性化,高校招生考试的政治色彩逐渐降低,回归到了教育本身。说到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必然会促使高校招生考试从政治回归教育。

  但是,在“文革”刚结束不久,“两个凡是”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要冲破原有的思想束缚,并不是容易的事。邓小平不仅推动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就从决定公布高考分数这一具体办法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民主意识和平民情怀,他体恤普通考生、厌恶“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力主为国选才,才会作此重要决策。40多年后的今天,经历多少事情,大家更加明白,邓小平不愧是一个让人民真心敬佩和怀念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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