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我国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人民公社化，一是大办公共食堂，在全国一哄而起。

　　人们一天三顿，都吃在食堂，好不热闹。

　　当时身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和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一起下乡时，写了一篇通讯《三顿干饭不要钱》，发新华社通稿，全国报纸转载，人民日报发头版。

　　几十年过去，杜老在他所著的《是与非》一书中，总结新闻生涯所写稿件的是和非。特别举了这篇歌颂公共食堂的”大毒草“例子。

　　他说，在全国大吹特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时，他的这篇通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篇影响很坏的稿件。作为”两头真“的杜老，把它列为“非”稿一类。

　　杜老说，受当时环境的影响，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发热，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就像巴金老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当时，一个食堂要供三个自然村农民的伙食。公共食堂一办，问题来了。

　　一是农民吃不饱，每人一天三顿不到一斤原粮，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可食堂没有副食基地，哪来的瓜菜代，农民只能饿肚皮。

　　二是农民劳动后先到食堂后回家，没时间歇脚。

　　三是家有老小和病人，不能都到食堂吃，打回去要二次加热。

　　四是食堂所在地水窖少，要到其他村去挑水，很不方便。

　　五是农村无电少煤，全用柴草，造成耕畜缺草。

　　六是食堂只管饭不管水，社员家的锅被收走大炼钢铁，无锅烧水。

　　七是农民家来客不管饭，二人饭要三人吃，饥上加饥。

　　八是食堂配了十大员，不参加生产却按工计酬，增加了集体的负担。

　　九是食堂费用生产队负担，增加了生产成本。

　　十是管理不善，造成了浪费。

　　1960年，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淮河以北降为每人每年原粮300斤，有的公社，每人每天口粮竟在四两上下，公共食堂真成了无米之炊。人口大量外出讨饭，公共食堂只能不宣而散。

　　公共食堂对农民毫无好处，伤害了农民感情，影响到党群关系，引起农民的不满。

　　当时，公共食堂的积弊显而易见，全国有那么多人谁也不敢说。但有一个人敢说，那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

　　61年前的今天（1961年5月9日），朱德副主席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

　　对公共食堂的反映十分强烈。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

　　朱德总结出对公共食堂的反映有五不好：

　　（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公共食堂有11“砸”（整苦了的意思）：

　　一，把眼熬砸了；二，把会开砸了；三把批评挨砸了；四把脸伤砸了；五把上级哄砸了；六把群众整砸了；七把劳动力费砸了；八把树砍砸了；九把牲口草烧砸了；十把锅打砸了；十一，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1962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预示以行政命令大办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条文删去。

　　公社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的做法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来看，也只有像朱德这种身分的人才敢上书顶层，要是普通草民，那还不S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