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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章:“真理标准讨论”如何峰回路转
作者:陈侃章      时间:2022-05-1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月3日
 
  题记:党的第二个“决议”(1981年6月)和第三个“决议”(2021年11月)对“真理标准大讨论”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回望历史背景,当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非坦途,可谓风云雷电,步步惊心,柳暗花明。对此,胡耀邦有更深的感触,1981年3月,他告诉罗瑞卿原秘书、中国法学会原会长王仲方: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现在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


2011年作者与吴江老在其书房合影

  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下简称《马》文)是“真理标准讨论”中极为重要的篇章,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文)踵继而出,相辅相成。没有《实》文的问世,就不会有《马》文的产生;而没有《马》文的据理反击,则显示不出《实》文的价值,甚至可能起不到划时代作用。这两篇文章相互辉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显示出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对于这两篇文章的出炉,吴江的作用举足轻重。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常委、理论研究室主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实》文是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两稿捏合而成,由吴江出题、全程策划统筹,最终修改定稿签发;胡福明执笔初稿,孙长江执笔将两稿捏合;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也参与讨论修改;从初稿到发表,历时八个月左右,两个单位都动用了力量,又邀请了外单位的专家参与,反复修改达数十次之多,最后报胡耀邦审定同意发表,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马》文是处于政治高压下的反击文章,由吴江冒着风险秘密撰写,孙长江协助完成;既非领导布置,也非同行鼓动,完全是理论工作者使命感驱使,从决定撰写到初稿形成不到十天时间,其后不断打磨直到发表时为止。

  本文重点梳理《马》文诞生过程及其重大影响和历史作用。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办公照

  一、《马》文撰写的背景

  《实》文发表后有如此之大反响,按吴江老说,吴冷西应当“记头功”。吴冷西当时任“毛办”副主任(主任为汪东兴),属当时风头甚劲的人物。1978年5月12日晚,他看到了《人民日报》转载的《实》文,直接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辑胡绩伟,认为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5月13日,《红旗》总编辑王殊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实》文“是一篇错误的文章”。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更是火力全开,5月17日,他在会议明说,《实》文“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5月18日上午,汪召见中宣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等,明确指示:“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6月9日,汪以副主席身份找胡耀邦谈话;6月15日,汪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更加声色俱厉。华国锋主席从组织宣传纪律的角度出发,在胡耀邦面前也直接点名批评吴江、胡绩伟、杨西光。一时高压阵阵,令人窒息。

  汪东兴之所以敢如此直斥,是与当时中央领导格局有直接关系。其时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为第一副主席;邓小平为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恢复工作还不到十个月;李先念、汪东兴为第三、第四副主席。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而校长由华兼任,汪兼任第一副校长。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直接管理中央党校,并对中组部的事也管。汪与华都是胡耀邦的直接顶头上司。



吴江、孙长江合影

  吴江清楚,《实》文是自己统筹协调,并最终定稿,毫无疑问,他首先要负发稿责任。对《实》文这种严厉指责如保持沉默,不但说明他们理穷词屈,无言以对,而且刚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很可能会被压下,“两个凡是”将会更加通行无阻,同时他们自去年开始以来在中央党校的讲课内容,也会被追责,因为这些都与《实》文一脉相承,这是公开的秘密。显然,思想路线的分歧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果如此,他们这批人乃至胡耀邦等领导人都会陷入困境,甚至可能被“开斩问罪”。吴江思索再三,决定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撰文反驳。吴江说:“此文的撰写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孙长江协助我以外,《理论动态》班子和其他人都未参与,亦未商讨过。”吴江这样做有深层次的考虑,在最高层领导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下”,还要再写这种政治口径严重异调的文章,其风险烈度可想而知。如果发生追责,明知故犯,“罪加一等”。然则查下去属个人行为,责任也就他吴某人独自承担。如此则不会牵连到《理论动态》和中央党校领导班子,也难以上追到直管领导胡耀邦。当然,高度保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吴江老还告诉我,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的情况下,鸦雀无声亦属正常,因为人们还没从“文化大革命”的惊恐中完全恢复过来。可叹的是,我们某些所谓的参与者此时不但未发一言,却开始准备作沉痛检查,还有痛哭流涕的。事过境迁,今天他们满天作报告,到处写文章。但你再回首看看,在那特定煎熬的时段里,有些人到底是怎样的表现?


吴江先生

  二、《马》文的针对性

  《马》文开宗明义:马克思主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被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根本颠倒了,从根本上毁坏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来源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理论上这种破坏性,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不仅俘虏了相当多缺乏实际经验和理论造诣的人,而且也影响了一部分有经验的领导人。所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得不从理论与实践关系这个问题开始。

  文章强调: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首先要受命于实践才能够指导实践。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始终受着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限制。历史条件改变了,实践发展了,认识也要向前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促进的变化,单有过去那些著作已经不够了。不要讳言,对过时了的包括自己的东西要加以修正或修改,要用新的结论来代替,不能在原地踏步、孤芳自赏。

  文章批驳了讲实践标准,就是“砍旗”,就是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责。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因而要尊重实践、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发展壮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文,与当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一样,依然还在顾及当时的政治格局,并未直接点出“两个凡是”这一名词,而是从实质上对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和立场作出了系统的批判,反击某些权贵人士对《实》文的攻击,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文有的放矢,其强烈的反击性不言而喻。


吴江手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马》文送稿发表真实情况

  第一稿初成,吴江觉得有必要送请胡耀邦审阅。胡阅后赞赏此稿,但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让秘书打电话给吴江:“等三个月后再说。”直到事后才知,华国锋此时连胡耀邦请求见面都予以拒绝。两个顶头上司如此态度,可见胡的压力之大。吴江理解,胡作为高级领导人在顾及组织原则,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吴认为,这篇反击文章不能再等下去了。那么在哪里发呢?为发表渠道他颇费思量。其时,中央宣传系统和中央领导已下达禁令,敏感的文章一律不发。如此,《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不可能发表。《解放军报》好是好,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否肯首发?正在踌躇之际,《解放军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副社长姚远方打电话给吴江,说有一事要上门相商。吴不知何事,马上“洒扫庭除”。因为姚远方是他在延安“鲁艺”的同学,多年的老友,两人气味相投。然而姚此次上门,是为家事与吴商量。谈毕私事后,两人的话题不知不觉转到当前严峻的形势上来。吴直告,形势诡异,如不反击,局面不堪设想,随即向姚出示文稿。姚是资深新闻记者,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少将军衔,粗粗一翻就知道文章分量,便问吴江如何打算?吴试探地问:“军报能发吗?”姚觉得兹事体大,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只答应将稿子带到报社,待讨论后再告。

  吴老告诉我:“姚远方是个正直敬业而且谨慎的人,文字功底很好。他愿意将稿子带去,说明他个人认可此文。但军报与地方报纸有所不同,必须有上一级领导表态才行。”

  未过两天,姚远方电告吴:“韦国清主任、华楠副主任都看了尊稿,我们报社可以发。”华是总政部副主任兼《解放军报》总编;韦是总政部主任,分管政治工作。吴说,过去,他所发文章多为约稿,然而此时此刻不同,《解放军报》愿意冒着如此高压风险发表,使他不由自主地升起敬重和感激之情。这实是军队对拨乱反正的最大支持!

  《马》文初稿发排后,吴江建议,最好能送主持军委工作的秘书长罗瑞卿大将过目,请他审查把关。

  其实吴江所考虑的,《解放军报》也已想到。因为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解放军报》6月6日予以刊登,此时正需配合邓小平重要讲话的合适文章,然这种理论文章非一日之功可成。所以吴江文稿的出现,可谓是“天作之合”。至于后来有人撰文,说吴江的《马》文是《解放军报》约稿后再撰写,则是牵强。


《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第一版刊发吴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罗瑞卿大将亲自参与文章修改。华楠总编回忆:“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他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见《百年潮》2001年第1期)

  《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回忆:《马》文安排在6月24日刊出,这“是解放军报的文章,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日见报,仅在文前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末不注明转载军报。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是军报对我们的照顾。”为使这篇文章顺利发出,罗瑞卿大将可谓悉心考虑,“事无巨细”,周到安排,决不让文章出任何差错。李庄继续回忆道:“从23日22时左右到翌晨2时许,他不顾病痛之身,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24日刊登此稿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两天,第二次要我们多找几个同志仔细看看,如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此稿如何安排?我说拟放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版,通栏题,文排五号楷体。他马上问:一版上面放什么?我说上面登华国锋同志会见阿曼外交大臣消息和照片。他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同时谆谆嘱咐,校对同志要细细看,编辑同志也要好好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错误标点。”(李庄著《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32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4日第一版刊发吴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当时,我向吴老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的签发手迹稿您已送我了,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手稿您能否复印一份给我?”

  吴老说,此文太长了,我根本没留底稿,我当时是“地下工作者啊!是在保密情况写成的,或只有到《解放军报》社找找看。”

  吴老与其公子家英都明白《马》文底稿的重要价值。他们首先想到发稿经办人姚远方将军,可惜姚病魔缠身,回福建老家休养,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后曾托熟人到军报查阅,因事隔多年,说一时无法找到底稿。

  当时,吴老给了我一份《解放军报》姚远方副总编手写报送罗瑞卿大将的《马》文送审稿的报告,以作为弥补。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1977年7月15日创刊号刊发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

  四、《马》文的作者

  关于《马》文的作者是非常清楚的,但亦有一些弦外之音,所以有必要说上几句。

  吴江说:《马》文“最后的定稿未送胡(耀邦)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理论动态》组的任何人都未参与。”(吴江《十年的路》39页)

  吴江肯定此文孙长江帮助撰写,定位清晰。

  孙长江说:《实》文发表后,“直接回答问题的理论文章只有吴江执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当时任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文章是从理论上展开,回答吴冷西的‘砍旗’论。”(孙长江《我的一九七八》,见《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16日)

  在同一文章中,孙长江再次纠正某些误传,“王强华说孙(长江)后来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等,这就完全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是后来回答吴冷西的电话批评写的,作者是吴江,不是我。”

  孙长江说得清清楚楚,《马》文是吴江执笔,作者是吴江,而非孙长江。

  后来吴江、孙长江再次在同一文章中重申了上述说法。

  有些作者甚至一些成名作者的书刊文章,却漠视两位当事人如此清晰的表述,偏离轨道,另起风云。这些“天外来笔”均与事实不符。

  2009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由俞可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出版。《吴江文稿》作为其中的一种,分为上中下三册,其上册的开篇即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由此可见吴江先生和中央编辑出版社对此文的重视。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报送胡耀邦及胡耀邦的批复

  五、中央领导对《马》文的支持

  《解放军报》接受了吴江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建议。《马》文长约17000多字,军报破例以三个版面发表,显示了此文的不同寻常。

  吴江迅即以检讨的口吻向胡耀邦报告:“我写了此文。事先怕给您添麻烦,所以不敢向您报告。”而胡则巧妙地告诉吴:“罗瑞卿同志已经与我通过好几次电话,还商量了在文章中如何引用好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等问题。”

  《马》文的发表,还不能不提另一位领导人韦国清的支持。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直管《解放军报》。韦的支持也事出有因,总政部5月份起草韦国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时,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对《报告》的题目提出了原则意见,第一,不同意《报告》中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法,而要提华国锋所倡导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二,不同意“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表述,而须按原有提法不作变动。当总政负责同志向邓小平汇报此事时,邓马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说这是“两个凡是”在军内的反映。显然,吴江的《马》文正是批驳这种思潮的“应运而生”之作,韦国清自然倾力支持。


1978年4月27日,吴江修改签发——孙长江将自己稿与胡福明稿捏合而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印手写混合稿第1页

  当然,《马》文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他不但参与《马》文的修改,还与胡耀邦反复商量,如何使文章“立论更稳,无懈可击”。这些情况前面已述。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到:“罗瑞卿同志一九七八年为修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费了很大的力量。”

  罗瑞卿是一位敢做敢当的领导人。《马》文发表后不久,他赴德国治病,担心《马》文会给当事人及军报带来麻烦,因而特地留下嘱托。对罗瑞卿的关心,吴江写下深情的文字:“文章发表后不久,罗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他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在这场结局尚未明确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当然,《马》文的发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邓以政治家的语言作出表态: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准确,要由实践来检验。从而使得文章写作者和发稿者更有底气。吴江在文稿初成的基础上,加引了6月6日公布的邓小平有关讲话精神。


1978年5月3日,吴江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报送胡耀邦,胡读后圈阅同意影印稿第1页(其中四月为笔误,应为五月)

  六、《马》文的评价和影响

  《马》文是具有深厚功底的理论长文,具有鲜明的立场观点,同时也有顾及现实的作文技巧。《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评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出版)

  《马》文也并非一片叫好。发表当日,吴冷西在医院对前来看望的胡绩伟说:“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还有一位理论造诣颇高的领导人6月20日到胡耀邦家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的,我不同意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马》文发表后,他又要求这场争论严格限于学术争论范围,不要在政治意义上展开,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不可收场。

  胡耀邦在不同场合多次高度评价《马》文:“吴江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理论性很强”;“吴江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东西是写得很好”。1981年3月同王仲方谈话时又进一步展开:“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话》《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刊发此文)

  《实》文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只在中央内部不大的范围引起争执,真理标准能否展开讨论还在角力较量,局面扑朔迷离。而《马》文是有“针对性”的写作,是强烈的反击。罗瑞卿、胡耀邦等对发表此文作了精心部署,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之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及新华社均在同一天转发,打破文章一般在次日转载的惯例,从而形成磅礴之势,推向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峰回路转,时移势易,天空中的乌云逐渐散去,“不明朗的局面”也呈清晰明朗。各地主要报纸反映很快,全文予以转载。各路“诸侯”就“真理标准讨论”之事,纷纷亮相表态,从1978年7月份黑龙江率先表态支持开始,至12月8日湖南表态支持收尾结束,“真理标准讨论”从此真正推开,在全党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以上这些历史轨迹都有据可查。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第1027页,如此评述《马》文:“为了回答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的争论,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转载。这篇文章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文章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来检验,其正确性要由实践来证明。思想不能证明自身。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相互混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真理观上。长期以来,他们把真理说成是依人们的主观思想为转移的东西;把理论本身或权威人士的言论,或文件上写了的,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而独独讳言客观实践。其为害之烈,情节之恶劣,几乎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1979年10月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吴江“真理标准补课”文

  对于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高度评价:“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而回首望去,这样一个不知写过多少篇文章、开过多少次会议、有过多少人参与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央却没有为此发过一个文件,实在是一个奇妙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我们的党史和理论工作者,倘能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这段经典的历史立体地呈现出来,这对于弘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当大有裨益。





《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吴江文稿》,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出版

  七、吴江的风骨

  《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后不久,我恰好又北上拜访吴老。我说:“吴老,您参与的真理标准讨论的两篇文章,再次受到官方高度评价,您是载入史册的人物啊。您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了吗?”

  吴老慢慢地回答:“嗯,看到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这是应该做的。可我们前面还是任重道远啊。”

  我见吴老如此淡定,便无厘头地问了一句:“吴老,您当时撰写此文,想过后果吗?”

  吴脱口而出:“在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要一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最大担心是文章发表后,如果局面依旧,那我的结局也可以想见。但若沉默不语,随波逐流,那么,吴江就不是吴江了。”

  事实确实如此,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在中央党校这几年,吴江在理论阵地似乎都在“冲锋陷阵”。

  1977年6月4日,吴江在《人民日报》发表《现代复辟派和古代变革史》长文,第一次从理论角度着手,提出要系统地清算“四人帮”至今未散的流毒,引起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

  同年7月,吴江写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首次公开质疑当时奉为金科玉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直接促成胡耀邦《理论动态》创刊,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受到邓小平高度评价。

  同年9月,吴江在中央党校为高级干部开授大课,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右,也要反‘左’”,率先冲破五十年代以来不提“反左”的政治禁忌;又同时率先提出“理论正确与否要由实践标准来证明”。

  同年11月,在胡耀邦指导下,吴江牵头撰写《第九、十、十一三次路线斗争提纲》,第一次将刘少奇问题与林彪、“四人帮”案从性质上区分开来;第一次没有给刘少奇戴“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提纲中特别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要由实践检验效果为唯一标准”。

  进入1978年,主要是前文提到《实》文和《马》文策划、修改定稿、撰写发表等大事,此处不再重复。

  来到1979年,吴江是“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实为“真理标准讨论”收官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今,吴江先生已驾鹤西去,无疑,他是值得纪念的人。然环顾当下,还有多少人在回味咀嚼——他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做的独特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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