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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不可磨灭的传奇:罗征启与深圳大学改革
作者:杨东平      时间:2022-05-10   来源:“麦哥自留地”微信公号
 

(罗征启,2008年7月于深圳清华苑)

  2022年4月12日晨,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罗征启于深圳辞世,终年89岁。涌上心头的是鲁迅的两句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我曾深度采访过他,长谈数日;但如何写这篇悼念文章,仍然很费思量。因为罗征启和深大改革,知道的人都知道,详谈细节未免琐碎;不知道的人是真不知道,深圳大学已从当年万众瞩目的改革明星“泯然众人矣”。时过境迁,被遗忘的不仅是罗征启和深大,包括袁庚和蛇口、梁湘和深圳,尽管我们享用着他们开创的成果,却忘记了出发的起点,忘记了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价值。因而,“拒绝遗忘”仍然是一个重要命题。

  近些年来,海内外也有不少人写过纪念文章,但往往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精神。记得罗校长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说“没有一篇报道或评论能揭示深大改革的真谛”。这就是我觉得今天仍然值得整理、发掘、纪念深圳大学80年代改革的深意。

  一、深大的美丽和速度

  深圳大学作为改革先锋的历史,大约只有短短的6年。80年代,每一个来到深大的人,最初的震撼都是她的美丽和速度,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988年9月,深大建校五周年纪念时,学校已开办了文、法、理、工、商14个系,发展成为拥有本科、专科、住宿、走读等各层次约6000学生的综合大学。环境优美、独树一帜的校园建设,获得了全国教育建筑最高奖。标志性的教学大楼建筑面积为2.7万平方米,按国家额定工期为18个月,只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就交付使用了。它成为“深圳速度”的一个来源。而且,当年深大建校的花费仅3.13亿元,与而后大学开发的“大手笔”几不可比。这种艰苦奋斗同样是深圳精神的写照。

  比硬件更靓的是“软件”。经市委批准,教学大楼、图书馆、科研楼、办公楼均使用中央空调,学生宿舍两人一间,自由组合,晚上不统一熄灯,由学生自主管理。按建设规划,每500名学生配备一所食堂,用餐高峰时人满为患,其余时间闲置无用。深大的食堂拉长服务时间,每天开12小时,原本需要配备8所食堂,缩减为3所。

  记得第一次从内地高校来到深大,几乎像当年奔赴延安的青年那样震撼、激动。吸引那么多青年学生、学者、教授、干部“冒险”到深大读书、工作的,到底是什么?是改革!深圳大学变成了高校改革的试验田。罗征启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对这一切都“没想到”,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第一个收取学费,实行不包分配;第一个取消助学金,实行奖学金;第一个将勤工俭学纳为基本的办学制度,让学生全面参与学校管理,探索设立学生银行、学生法庭,学生企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取消午睡、实行连续工作的高校。图书馆首创“四全”的管理模式:全天开放,全年开放,全部开架,全电脑管理,每日开放14小时,全年开放365天;电脑中心每日开放14小时,全年开放365天,学生可以随时免费上机。第一个开设了公共传播专业、旅游文化专业、酒店管理专业;第一个创办了半工半读的高等专科学院。1988年第一个实行网上办公;1989年,建成高校第一个校园网,等等,等等。

  到底要把学校建成什么样,并非一开始就有共识。在特区建一所全新的大学,并不是重建一所清华大学。市领导的意图很清晰:不要把老的一套搬过来再“改革”,必须在新字和特字上做文章、下功夫。首要的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束缚大学的条条框框,激发办学活力,走出一条新路。“北有清华,南有深大”的立校之梦,“开荒牛”的闯劲和杀气,奠定了深大的精神气质和个性。



(80年代的深圳大学北图书馆)

  1983年8月,罗征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的深大还停在纸面上。梁湘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地方告诉他,“这块地一平方公里,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计算一下建一所大学需要多少钱。我们现在还穷,你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多花钱。我们现在是贷款来建设这所学校的,我给你地、给你钱,你给我人才。”

  那是一个自上而下崇尚改革的大时代,罗征启很快被这种精神点燃。一群非常之人,依靠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在粤海门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1986年5月,深大建校三周年的时候,罗征启写下《从深圳大学的改革看改革》一文,总结了深大已经取得的“第一”和“唯一”,同时,提出认真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需要注意的问题: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建就建新的,不要先建旧的,再来搞改革。改革、创新必须具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精神。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回头观望,左顾右盼,更不能后退。

  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实践,我们学校、特区是干出来的,不是研究、讨论出来的。坚持实践第一的唯物主义信条,大家的思想越来越统一,队伍也更团结了。

  改革创新是有风险的,是风险事业。所以,就不能追求完美无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主张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创新。

  改正也好,改进也好,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改退”,改回去了。对待改革中的不同意见。对一些谣言一概不解释、不争论辟谣;对于不署名的“告状信”一概不予理睬,但尽量吸收其中值得注意的东西、部分正确的东西。

  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最后一定会成功的。在改革的实践中,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这种改变会反过来推动改革的实践。不改革,我们的国家、民族没有出路,大家都没有好下场。

  在天涯一隅、百废待兴的探索中,罗征启和他的团队摒弃行政化、学术化模式,树立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思维。而且,他们讨论到改革者有没有“好下场”的问题,它触及深层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罗征启的思路,目标的选择要从大处着眼,从体制改革开始。首先是改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然后是革新机制,提高思想教育的实效。

  学校实行精兵简政,党委下设办公室,统管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工作。处不设科,系不设教研室。学校设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心理咨询指导中心等机构,由机关干部和老师兼职担任。实行工作午餐制度,取消午休,每天利用一小时午餐时间召开校系干部联席会议,布置和检查工作。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空出星期六下午开展党团活动。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担任相当的教学任务,不能完全“脱产”;各系主任必须学会电脑操作,从电脑上了解学校布置的工作任务,等等。这些今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举措,当年可是振聋发聩、最富争议的。

  二、自立、自律、自强

  深圳大学独具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首推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精神”。他们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特区改革开放形势的路子,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三自”是第一届学生提出来的,入学不久的83级学生迫于生计办起了深圳大学的第一个商城“师生服务社”、第一个工厂“深圳大学洗衣厂”。1984年11月19日,“深大实验银行”低调开业,它的法定名称是“深圳大学信用社”。学生银行的流动资金,从1984年底的不到50万元,到1995年为1.5亿元,银行网点也增至5个。1985年1月,法律系同学开设的“学生法庭”也开业了。“庭长”和工作人员基本是法律系的学生。“学生法庭”根据校规,仿照法院开庭模式,对学生违规违纪事件进行处理和“裁决”,最终形成处理意见,由校长批准或否决。“学生法庭”后来改为“学生自律委员会”。

  到80年代后期,深大几乎所有学生都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平均每天有40%以上的学生在这些社会性劳动中学习自立、自律,学会与人相处。学生自己筹办的实验银行、实验邮电所、客舍、商场等等。在深大当时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中,就有7000平方米是学生独立设计和承包施工的。

  学生勤工俭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早期“搵饭食”的功能,构造了一种工作机制,生发了一种价值文明。根据勤工俭学工作的需要,提出“自立、自律、自强”的口号,直接推动了学生工作的改革。第一次团代会,由学生民主选举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由学生竞选产生,自主组阁;成立学生自律委员会,处理学生间的矛盾和纠纷。学生自我管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大规模的勤工俭学,发展成为“第二课堂”,纳入教学计划和学分之中。

  “三自”在深圳大学的成功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的智慧。用罗征启的话表达,从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出发,“从旧事物的‘空挡处’开辟新的工作面,建立新的阵地,”这就是“以创新带动改革,再带动日常工作。”

  “第二课堂”的扩大,促进了学校向与社会溶为一体的方向发展。它是与学生不包分配的改革配套的。深圳大学在全国率先取消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传统的助学金取消后改成奖学金。学校开办了学生实习银行、会计事务所、学生实习商店、学生邮局、校办工厂等许多实习场所。还有大量的勤工俭学岗位,饭堂服务、清洁乃至保安等岗位。大力精简在校职工,组织学生在办公楼、校园、餐厅、洗衣房等部门参加劳动,规定学生每天参加劳动和实习时间为1-2小时,把拨给后勤编制的经费拿一部分作为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的报酬。罗征启当时的秘书,也是六名学生轮流上岗担任。

  勤工俭学从谋生手段到成为综合培养学生的措施。让学生成为创业者成为新的要求。1986年7月,深圳大学提出面向特区需求的第二期改革创新方案:学生的学习年限由原定的5年压缩为4年;打通本科教育与专科教学,专科生可选修本科课程,成绩优秀者可插班进入本科学习,本科学生成绩不好的要转入专科学习。1987年罗征启给新生致辞时提出“想坐享其成、不想承担义务的人,不要到深圳大学来!不愿意自立的人,不同意学校三自精神的人,不要到深圳大学来!不敢竞争的人,不敢把我们学校、把自己培养成第一流的学校、第一流的人才的人,不要到深圳大学来!”

  1987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深圳大学学生全面参与学校管理》的长文。与此同时,由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活动,包括学术、文学、艺术、娱乐、体育等不同类别,成为深圳大学的“第三课堂”。规模较大的,如“时代经济管理研讨会”有700多会员,英语俱乐部有400多名会员。由于勤工俭学的带动,已经发展出一个真正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为主要目的的工作系统。

  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做中学”成为思想教育的基本机制。我们看到了教育自下而上生长的逻辑,它的理论叫“学生自治”。五四之后,这是十分流行的概念。如100年前陶行知所言“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苏霍姆林斯基则称“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这就是说,学生自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练习自我管理;不是取消规则,而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自由行动,而是学习共同治理。

  关于80年代高校领导体制的改革,中央的精神是“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对于深大这样先走一步的学校,还应加一句“学生自治”。

  三、“深圳大学的另一半”

  1989年7月,在罗征启的命运岌岌可危、即将辞别深大之际,应邀为深大高等专科学院的书稿写序:“深圳大学的另一半,是深圳大学的一宝,一绝。我们要爱护她,保护她。”这个“另一半”,指的就是“我最钟爱,最引以为自豪的高等专科学院、夜大学”。

  80年代初,在加快教育发展的热潮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普遍关注,是培养高级人才,以及大学改名升格。许多在文革中被荒废学业的“大龄青年”被排除在正规化、全日制的高等教育之外,空怀“我们要读书”的渴望。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倾力培养精英、强调应试教育,还是另辟蹊径,不拘一格降人才?如罗征启所言“有的同志自觉不自觉地倾向精英教育,而中国所急需的人才却由于‘招生失控’和‘质量不高’而无力培养。”深大要开辟的新路,就是半工半读的高等专科学院。按部就班的申报石沉大海,突破体制障碍仍需特区特色。按照袁庚传授的“捷径”,乘中央领导来视察时汇报,领导连声称赞,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的申请就这样批下来了。

  告别精英教育,办特区教育,是对教育回归社会、回归人的需求这一本质的省悟。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对招生制度、办学形式、教学管理、培养方式等各方面进行大胆改革,特别注意“成人”、“业余”、“专科”的特点,为特区培养具有高等文化和职业知识的实用性人才。招生简章起初规定报名年龄在25岁以内,第二稿改为28岁。罗征启批示“我主张不限年龄,如坚持要限年龄,请限82岁,我退休之后,还想读点书。”

  半工半读的学生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三年学制,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宽进严出”,毕业后自谋职业。全日制和夜大学半工半读的两种学生交替参加学校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学生工人、工人学生的出现,解决了勤工俭学的工作岗位问题,也使纯职工人数大减。深大教学楼出现夜夜灯火辉煌,父子同堂上课的动人情景。深大的一位厨师已届不惑之年,发愤苦读三载,拿到了一张厨师证和大专文凭,还入了党。后来,以讲师身份办起了烹饪培训班。“夜大学”后改为“深大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80年代后期,深圳市处以上干部多为这批学生。

  从“社会需求”出发,为社会服务的目标随着特区建设不断延伸。深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公共关系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旅游文化专业;从1983年开始,成人教育部为深圳市和全国培训了数万名外向型经济管理干部。成人教育部、英语中心和校外培训部,通过举办干部专修科、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函授、专业资格培训、大学后教育班、高级研修班、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为特区和全国各地培训了5万多名急需人才。

  四、宽恕与和解

  看到这儿,相信很多人对罗征启的认识,如同各行各业能够打开局面、开拓进取的“能人”。然而,这只是罗征启人生的一面。在文革血与火的淬炼中幸存的卓越人物,他们的人生注定是多个层面、不同凡响的。

  罗征启17岁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在很多清华校友的回忆中,年轻时的罗征启英气逼人,是清华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养,做事也很有魄力。文革前他任清华团委副书记,很多同学都说他留校从事党政工作是走错了路,因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的“料”。他命运的歧途是“十年动乱”。清华大学是当时全国动乱的典型。昔日温良勤奋的学子分裂为掌权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与反对派“四一四兵团”,不惜兵戎相见,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并酿成清华历史上罕见的“百日大武斗”。

  从文革开始罗征启便处于风口浪尖,始终是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打击的对象,多次被隔离审查、严刑拷打,深受摧残和凌辱。1968年3月,他从造反派的关押点跳楼逃生,亲弟弟却被造反派抓走而虐死。他自己形容“几起几伏,大起大落,侥幸活下来”,一点不夸张的。为结束“文攻武卫”的乱象,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三万多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不从,用步枪、手榴弹抵制接管,造成5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的惨剧,结束了清华大学武斗和割据的局面。

  罗征启的反思并未停止。从1966年夏到1968年“7.27”,蒯大富在清华执政800天。“蒯大富是输了,输得很惨。但是谁赢了呢?“四一四”赢了吗?军工宣队赢了吗?”“7.27”事件的结果是让迟群、谢静宜这两个完全不懂教育、文化不高的帮派人物取而代之,领导清华大学以及整个教育界达九年之久!这是谁的胜利?”

  两派干部学生的血泪深仇也并没有结束。1976年前后,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人物和大搞逼供信的主凶陆续依法审判、追究刑事责任。1980年,一位原看管罗征启的造反派学生找到罗征启,要求原谅她的丈夫,他以“反革命杀人犯”已在海拉尔监狱关押了十年。他本是某省高考的理科状元,平时表现不错,因为该事件已受到了惩罚,坐了许多年的牢,认错道歉态度诚恳。

  罗征启经与父母、姐妹商量,决定“以德报怨”,向相关部门写信声明“不再追究此事,请求释放该学生。”被释放后,二人报考哈工大的研究生,成绩很好,但学校不敢录取。罗征启又给黑龙江省招办、省委写信推荐。后来胡耀邦作出批示“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罗征启得知后,经仔细考虑,致信胡耀邦,认为此事登报不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后果。最终,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罗征启说“文革时期,他们才20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应当是化冤解仇的时候了。”

  这就是罗征启的特异之处!对伤害家庭成员的凶犯、不计前嫌,并不是简单地用宽大为怀可以解释的。清华的同事大多认可罗征启的此举,但也有人认为他是“东郭先生”。罗征启反思了报怨、报仇的逻辑。孔夫子不赞成“以德报怨”,更不赞成“以怨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就是说,不应以旧恶旧怨而改变自己的公平正直,这就坚持了正直。如果以一种恶意、一种怨恨、一种报复的心态去面对别人的不道德,怨怨相报,以暴易暴,则国无宁日!

  在一个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争哲学为主的国家,是不是应当超越“有仇必报”、“怨仇必报”的传统伦理呢?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直报怨或以德报怨的真谛,是走向和解,让分裂的阶层和种族握手言和。这是国家与公民心灵重构的艰难的政治工程。当代政治生活中,“第三条道路”(见文后注1)的实践也已出现,这就是“真相-宽恕-和解”的路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南非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名言"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台湾将这一命题名为“转型正义”,给“白色恐怖”时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提供“国家补偿”(而不是“赔偿”)。舍此,双方的恩仇将永远难以化解。

  就中国的“拨乱反正”而言,在“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下,十年内乱期间许多冤案的真相至今尚未出现(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芸校长之死),一些地区严重的武斗事件尚未得到妥善的化解(例如广西南宁的“四二二惨案”、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通过寻求真相,走向宽恕、达成和解对于国家稳定、社会团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罗征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和解。两派要和解,未来达到全校的和解”。他的率先垂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天,清华大学昔日势不两立的两派学生领袖相聚言欢,畅谈事业已经成为常态。罗征启感慨的是他们生不逢时:两派精英中都不乏有雄才大略的将帅之才,但他们的才能均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对文革的反思还有很多方面。蒯大富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翻个”和“彻底砸烂”的理论必然导向反对公检法和军队;但是,它难道不是多年来的极左思潮、“斗争哲学”的必然结果吗?罗征启的自我经历,从1954年批判胡风开始的肃反运动,到而后的反右,再到文革,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政治审查,不但要挖到你体无完肤、尊严扫地,还要你大义灭亲、揭发亲友,“这种精神上的摧残、迫害,比逼供时的用刑更可怕。”中国需要一种清明的政治,不仅需要文化的更新,而且需要体制改革!这个时代也已经到来了。


(罗征启与本文作者,2016年3月28日,深圳清华苑)

  五、谁是赢家?

  1980年,罗征启参加中组部的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任书记兼班长,学员中就包括后来的一位常委;而另一个班的副书记官至副总理。这时,出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c元要求当年公费出国的事件。负责学生工作的罗征启给刚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cy写信如实说明情况:公费出国考试已结束,名单已经确定。原本有可能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的罗征启,“从政”之路戛然而止。

  这是他南下创业惊天动地的“前奏曲”,现在已渐为人知。很多人替他惋惜,认为代价太大了。罗征启自己说“我倒不这样看,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对我未必是件坏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光明磊落的君子情怀,并非言不由衷,它超越的是“做大官”的价值观,看重的是“做大事”的可能性。今天的深大,风流云散,只有美丽校园延续着昔日荣光。因而仍有人会问,在事功的层面,应如何评价“昙花一现”的深大改革?

  80年代改革的核心,用十三大报告的话说,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改革的成败、改革者的宿命,并非一人一校的命运,人们是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而接受的。1986年5月16日,罗征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认为,不改革,我们的国家、民族没有出路,大家都没有好下场。改革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总会有牺牲,总要付出代价的。刚好攻坚铺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深圳大学,我们没有理由退缩。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最后一定会成功的。即使我们这一仗打败了,也是为改革的最后胜利探索铺路,我们仍然会感到自豪的。”一语成谶,这是一种悲壮的理想主义,理性的英雄主义。

  1989年,罗征启被“双开”。为生计谋,他重操旧业,创办了名闻遐迩的“清华苑建筑与设计公司”。今天,高达十层的新楼,门厅赫然大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旧训,却是一个新的产物。它倒置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是有原因的。罗征启说:清华学子从来不乏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在我们的时代,“厚德载物”不是更加难能可贵吗?1994年3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深大的演讲,高度赞誉了“三自精神”。罗征启据此提出“三自”似有欠缺,因为守旧力量也可以“自强”。他建议将“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改为“四自”,加一个“自新”,即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价值。

  罗征启命运的意义,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有人总结为“崇高与悲壮,这就是罗征启命运的全部意义”。仅仅是这样吗?我们已经明白“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蜿蜒曲折的社会演进中,每一代人、每一个人只能居其一段,完成自己的使命。深圳大学作为80年代中国高教改革的典范,无论在领导体制、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科研等各个方面,都做出深入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其中,许多举措已成为今天高校的日常(例如不包分配、收取学费),有些因政治因素而被改变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在更长时段认识教育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视角。

  此后,香港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崛起,使深圳再次经成为高等教育竞争的前锋,高等学校的创新机制再次成为共性的话题。而大学是什么,却日渐成为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早在1987年,深圳大学建校五周年的时候,罗征启曾这样清晰地表达过他的办学思想:我一向主张开放办学、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如爱因斯坦所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见文后注2)我们需要记住“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受时代拘束的”,这样,我们可以持续地与罗老师对话。

  一位清华学生的评价十分恰当:“罗老师的品格与节操,才华和思想都曾闪出耀眼的光芒,也必将在清华史,在教育史,以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这不是反抗,是超越。历史并没有终结,时代的潮流仍然汹涌澎湃!

  2022-5-3

  注1:面对民族苦难的模式之一是选择彻底遗忘。但是,生者如何面对死去的亲人?如何面对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模式之二是审判与清算。然而,将难以计数的人群、长达十年之久的恶行——许多公安和公务人员视为服从国家政治和法律的职务行为——全部归为犯罪行为追究,其成本和难度可想而知。

  注2: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追悼会上的演讲。

  参考资料:

  唐才儒张仲春《深圳大学改革探索之路》,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

  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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