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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彦新 史进平:《中国青年》三次复刊始末
作者:康彦新 史进平      时间:2022-05-06   来源:公众号“党史博采”
 

  《中国青年》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期刊。她经历了大革命时期上海滩的血雨腥风,饱尝了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在黎明前的西柏坡第二次复刊。十年浩劫中黯然消逝,经历了12年的阵痛和嬗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第三次破土。在长达近百年的生命长河中,《中国青年》始终肩负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独领风骚,铸就了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黄浦江畔:《中国青年》呱呱坠地

  血雨腥风里年轻的生命蹒跚倒地

  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引导下,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伴随着革命的潮声,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也在上海宣告成立。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在北京创刊,由邓中夏、刘仁静主编。这是《中国青年》的前身,创刊号至第三期由北京团组织主办,同年4月,刊物迁至上海,改由上海团的临时中央主办,施存统任主编,蔡和森、高君宇也参与了编辑工作。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后,从第八期开始,《先驱》改由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一直到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25期。《先驱》的出版发行,对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加强对团员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统一全团的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

  1923年8月,团中央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创办《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

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

  在团中央的指导下,《中国青年》于10月20日诞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为周刊,32开本,邓中夏题写了刊头。《中国青年》的诞生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辉煌,它震耳欲聋的呼叫让无数颗年轻的心怦然而动。第一任主编是恽代英,编辑者为林育南、邓中夏、萧楚女、任弼时、张太雷、李求实等。《中国青年》诞生起就有着独特红色背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的战斗色彩几乎是一种天然。其创刊时期对革命的号召源自这些革命者本身。经常发行1万多份,最多时2万份。在发刊词中宣称,它是“为中国一般青年服务的”,是供给青年以“忠实的友谊的刊物”,它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

  《中国青年》是“五四”以后最早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之一。它的前身《先驱》,早在1922年2月就设置“革命文艺”栏。《中国青年》创刊后,陆续发表有关文学问题的文章近30篇,引导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接近工农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培养革命感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反对个人享乐与颓废悲观的倾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泽民《青年与文艺运动》,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楚女《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与文学》,张刃光《中国所要的文学家》等。这些文章把文学看作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对革命文艺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除译载高尔基等俄苏作家的作品外,《中国青年》也发表过一批较好的革命文学创作,如瞿秋白的《那个城》,朱自清的《赠友》,赵声的《遗诗》,绍吾的《我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吴雨铭的《烈士集》(组诗,共65首),一声的《奴隶们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诗》,光赤的《疯儿》等。第144期还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是办得最出色、影响很大的刊物之一。刊物重视青年的要求,从内容到形式,适合青年的需要,是《中国青年》的特色。提出它所需要的是“有益而有味的稿子”。它编排得生动活泼。《中国青年》在一段时间里每期都有《本期研究题目》,启发读者思考。每当寒暑假开始时,它就对学生们提出建议。回家做些什么事情,看些什么书,思考些什么问题等等。它所载文字,一般都是明白流畅的,并有图画、诗歌、小说等。它同读者建立了直接联系,组织读报组开展讨论。许多青年就是从阅读《中国青年》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称赞它为“良师益友”。胡乔木回忆起当年《中国青年》对自己的引导时,还充满感激,他说:“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青年》后,才接触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秘密诞生,这是《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中国青年》发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时而公开发行,时而秘密传递。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上海办刊条件恶劣,10月被迫停刊。停刊后,1927年11月至1932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

延河水边:《中国青年》一度复刊

  艰苦的战争环境当中飞的翅膀再度折断

  1939年4月,春天的阳光安静地洒在黄土高坡,为迎接五四运动20周年,《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作为1938年10月成立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的机关刊物,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时任青委宣传部长的胡乔木,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毛泽东第一次为这本刊物题写了刊名。这时的《中国青年》多了一份沉稳,少了些火气。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青年》五项任务: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中国劳动青年和各进步青年团体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帮助青年学习和表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只出版到第8期后就无法维持半月刊的周期,纸张、印刷材料的贫乏使这本32开40页左右的杂志常常无法按期出版。

  这时的《中国青年》更有了一些专业的色彩,它的编辑也开始由职业宣传工作者和文化人担任,比如后来著名的出版家韦君宜就在这时走进了《中国青年》。尽管经济的困难影响着《中国青年》的出版,但是它毕竟是在革命政权的中心地带,那种创刊时期每天都有的对生命的威胁不存在了,在《中国青年》上看到的不再是急切的呐喊和激烈的抨击,而是多了一些工作的研究和对选题的探讨。在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它的那份作者名单,如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吴玉章、李富春等,几乎囊括了当时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是,纸张和印刷材料的缺乏使《中国青年》的出版显得异常艰难,另一方面,它的发行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很难传递到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地区。到1941年3月的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停刊。

  《中国青年》在延安的不到两年间,胡乔木为该刊写了许多文章,如《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严重注意投降妥协的言论》《关于新教育的二三事》《读蒋委员长告全国青年书》《反迷信提纲》等,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这些文章充分显示出胡乔木出众的写作能力,他以自己卓然的文采,为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增添了光彩。

  那一段时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中国青年》还发表了许立群、董纯才、陈企霞、王学文、刘慕、严文井等人的文章,还把张闻天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刊登了,甚至发表了学理性颇浓的杂文,如《论土地之盐》等,使《中国青年》在当时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呈现出从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正是胡乔木的不懈努力,他的才华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而促成了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胡乔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此文被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看到了,他认为有独特的见解,极为赞赏,就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也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胡乔木。而此时,毛泽东正在编“党书”,感到人手不够,需要充实力量。于是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增加秘书处人员。在讨论人选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胡乔木。就这样,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了他那长达25年的秘书生涯。

滹沱河畔:《中国青年》二度复刊

  在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的岁月里破茧化蝶

  历史到了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建团和复刊工作由任弼时同志负责。杨述任社长,韦君宜担任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主编。

  离西柏坡仅三四公里的夹峪村,是一个依山傍水,仅有一百多号人的小山村。复刊工作从1948年8月份在这里开始筹备,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准备稿件,编辑部的同志都分摊了写稿任务。当时,编辑有杨述、江明、邢方群、黎力、杨慧琳等。

1948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

  复刊前,编辑部的同志都想请毛主席给题个刊名,可当时面临的形势又那么严峻,全国就要解放了,主席又有那么多事要做,同志们都担心主席没有时间。最后,让冯文彬去的西柏坡找毛主席。很快就把主席题写的刊头拿回来。同时,毛泽东还把“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代发刊词刊登在第一期上。这个刊名题字一直用了17年之久,直到 1966年“文革”开始前,毛主席才为《中国青年》题写了新的刊名。

  任弼时对《中国青年》的复刊非常关切,刊物的编辑方针、计划和第一期的全部稿件,都经他亲自审阅。筹备建团的负责人冯文彬原决定要在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的文章,准备登报的要目里有这一篇。但是,到付印的时候,这篇文章还需要修改,临时抽下来了。当时,任弼时就认为:《中国青年》的发刊,乃是建团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一期没有一篇解释团的性质的中心文章,显得刊物缺乏力量。后来终于因为准备出刊的日子已经很久,还是如期出刊了。任弼时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我们没有能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把刊物质量做到尽可能高的地步,这还是工作中的一个缺点。那家登广告的报社远在石家庄,杂志社派去登广告的人又没有接到编辑部的通知,就把广告发到报社登出来了。任弼时对此很关心,说:“这不行,你们预告给读者,有这一篇。实际上没有。这就是对读者的失信!一个刊物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后来编辑部遵照任弼时的意见,在第一期封底临时增印了一则启事,说明这件事的原委。任弼时对工作的严肃认真深深教育了编辑部的同志。

  当时,胡乔木不再任主编,但他仍心系《中国青年》,关心编辑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写作。有一次他给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们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稿做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时任《中国青年》主编的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自己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写好后,她拿着稿子去找胡乔木。她觉得这篇文章不能说是她的,应当表明是胡乔木的,就署上了个名字“听桥”。胡乔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处作了修改,讲了改的道理,然后说:“桥怎么能听?”提笔改为“听樵”,发出来了。

  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夹峪村正式出版。1949年的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还没来得及印刷,就奉命迁往北平。

大红墙下:《中国青年》三度复刊

  伴随着新中国改革开放脚步

  一路风雨走来

  《中国青年》迁入北京后,迅速成长,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青年》进入了第三次长达12年的停刊期,直到1978年的第三次复刊。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槃,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

  然而她的复刊却经历了其他国内刊物不能比拟的周折和磨难。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决定《中国青年》杂志要积极准备,在团代会前后复刊。

  胡耀邦是团中央老领导,当时已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1978年7月5日,编辑部分别给胡耀邦和原团中央书记处老领导胡克实、王伟和邢崇智等同志写信。信中恳切地说:“各地对《中国青年》复刊期望很大,我们感到压力。希望和领导同志近期面谈一次,听取指点。”

  胡耀邦尽管很忙,但第二天就回复说,同意面谈一次。7月7日上午,关志豪带着复刊筹备小组同志登门拜访。这次来到胡耀邦家,看到胡耀邦虽然很劳累,却精神昂扬、热情招呼,大家感到格外亲切。

  在汇报第一期的设想和要目时,谈到《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胡耀邦十分赞同。他说:“你们要用通俗的办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来撰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的东西。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现在有的同志文章写出来自己都不懂,或者不联系实际。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什么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那是吹牛皮。”

  谈到典型宣传时,胡耀邦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该宣传。他说:“要优先宣传反‘四人帮’的青年英雄人物。一年都宣传不完,你们可以开设一个栏目,叫反‘四人帮’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10个20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出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当然,要搞确实。要引导他们继续前进,不要捧杀他们。”他又说:“杂志不要像《人民日报》那样,站在全民的角度来批‘四人帮’。要搞那些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典型,批判‘四人帮’对青年的毒害和危害。究竟是谁爱护青年,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组织,决定10月中旬召开共青团“十大”。团中央“十大”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杂志定于1978年9月11日正式出刊,迎接共青团“十大”。

  按照整体的设计,还要编辑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也是被“四人帮”定性为“反动诗词”,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天安门广场抄录和收集。粉碎“四人帮”不久,他们就用共同笔名“童怀周”,即“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编辑,自费印刷成书,颇受广大群众欢迎。宋文郁、陈汉涛和陈端民三次走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同“童怀周”的代表李先辉、汪文风、白晓朗等同志商谈,他们当即表示同意。为了顺利通过审查,进行了巧妙“包装”,没有采用《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题目,而是改用《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但在大标题左侧占三分之二字段置的题图,画的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群与花圈的海洋;右侧署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并突出“童怀周”的名字。

  为了慎重起见,编辑部将“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和报道韩志雄的长篇通讯的小样,再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请他把关提意见。胡耀邦的秘书很快回电话说,第一篇关于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耀邦同志看过了,认为观点是站得住的。第二篇报道韩志雄的长篇通讯,耀邦同志说不看了,特意叮嘱说“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把所写的事实重新核对准确”。

  编辑部遵照送审程序的规定,将全部清样送给团中央“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和各位副主任审阅。他们都未提出异议。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继承了传统风格,又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青年面前。

  正当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欢愉中,情况突变!9月10日下午,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央领导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主要是四条:

  1、《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2、《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 “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鉴于事态发展非常严重,团中央书记韩英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为此,编辑部连夜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四位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

  9月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华国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主管中央领导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是,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9月14日,编辑部将信又再次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与此同时,编辑人员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方式向叶剑英、邓颖超、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

  9月14日下午,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晚上8时15分,中央主管领导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落座后,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主管领导一口气批评了几个小时,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韩英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1点半。

  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发扬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的消息,专门报道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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