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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康: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作者:张家康      时间:2022-05-06   来源:公众号“新三届”
 

  胡适“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应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个责任就是思想启蒙,精神引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担当的就是这个伟大的使命,它给黑暗和蒙昧的中国,第一次输入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五四运动的发起、爆发和延伸,概源于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所说的直接行动,根本改造,是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游行示威的号角,他本人也直接投身这一运动,他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年轻时的陈独秀

  启蒙

  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然而,封建的纲常伦理依然在国民思想中占统治地位,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竟成为时尚而咄咄逼人。大总统袁世凯公然发布尊孔祭孔令,所谓“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尊孔读经只是幌子,复辟帝制才是他的狼子野心。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袁世凯真的做起了洪宪皇帝。

  这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复古倒退的滚滚浊流扑面而来。他痛心已极,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国只是块招牌,而且,不要多久,这块招牌也将不复存在。中国还得要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要进行这场革命,须得“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他极不满意国民的愚昧、畏葸、卑劣的劣根性,大声疾呼改造国民。他在《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和《甲寅》等报刊上的所有呐喊,都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独立、自由、平等的国民精神。

  他一到上海,便找到他的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希望亚东图书馆帮助他办一份杂志,并信心实足地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亚东图书馆因经费短缺等困难,承担不起印刷和发行的任务。汪孟邹是个热心人,为此事多次奔波、协商,终于将群益书社介绍于陈独秀,双方商定月出一本杂志,它便是日后蜚声华夏的《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次年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创刊,他撰写了发刊词《敬告青年》,这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少年老成”的处世方式,最为可恨。他赞赏西方人的“年长而勿衰( 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的生命哲学,讴歌鲜活、奋进的年轻生命,“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是中国国民改造、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予所欲涕泣陈词者,唯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又何以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又何以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呢?他提出了六条标准,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鼓吹人生应有“横厉无前”的美德,“冒险苦斗”,以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即是民主,提倡个性的解放,屏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Democrocy(民主)和Science(科学),五四那代人亲切称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

  创刊之初,他就撰文介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先贤的思想,他说,圣西门和傅立叶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人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拿破仑有言曰:‘难’,‘不能’字,唯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卡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他提倡知难而进、义无反顾的战斗风格。他要将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明介绍于国民,以激励国民,从封建伦理道德中挣脱出来,树立独立自由的人格形象,以使“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

  他在将东西方民族进行对比后,针砭国民的落后性和劣根性,总结出人所欲言而不敢言的堕落品性:“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通病”“豚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等。他向国民敲响了警钟,“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他清醒地意识到传统观念的改变,是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然要遭遇传统的抵制和政治的压迫。面对邪恶势力,他无所畏惧,视“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直指封建的纲常礼教,“决无牵就依违之想。”

  《新青年》的那些发聋振聩,石破天惊的崇论闳议,使深寂的古国从昏睡中骇然惊起,不少有识之士都投书《新青年》,与他切磋讨论,更有许多进步青年将他视为导师,将《新青年》视为良友和心声。毛泽东说:“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新青年》所传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如春雷初动,掀天揭地,青年在轰鸣中挣脱枷锁,歌唱着冲出封建的堡垒。

陈独秀与《新青年》

  鼓吹

  1915年暑假,胡适与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几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同在绮色佳(今译伊萨卡,引者注)消夏,议论中谈起了中国文学。胡适认为,“中国古文学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学”,“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当时,便遭到梅觐庄等的强烈反对。9月17日,梅觐庄由芝加哥往哈佛大学时,胡适作了首长诗送行,大胆地提出文学革命主张。诗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新青年》初创时,汪孟邹便去函大洋彼岸,向胡适介绍陈独秀和所创《青年杂志》,并向其约稿。陈、胡二人经此相互通信,成为朋友。陈独秀迭次去函,讨论文学革命,赞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盼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全文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的主张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孤立无援,他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文章虽不言革命,可还是批判“吾国言文之背驰”的流弊,申明“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倡导白话取代文言,以白话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无疑仍然是文学革命。

  陈独秀则不然,他的《文学革命论》,很快便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章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他说,中国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文学革命已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说:“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赫、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当他为文学革命大声呐喊、助威时,胡适的胆子越发变小,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接信后,立即在《新青年》发表致胡适的信,表明他义无返顾、当仁不让的决心,“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多少年后,胡适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号。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

  1917年1月,蔡元培莅任北京大学校长,到任10天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此而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后来又聘请鲁迅来北大执教,加上原本就在北大文科任教的沈尹默、钱玄同等。这些人集聚在陈独秀周围,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已然形成。

  文学革命兴起,首要解决的是推行白话文,《新青年》率先垂范。1918年1月起,《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大部分文章都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相继刊载问世。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第一批白话诗。他们那种敢于为“引车卖浆者流”写作的勇气,确有着一种目空古人,下开百代的悲壮,他们所表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其本身就具有时代意义。

  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这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锥骨敲髓的解剖和鞭辟入里的批判。鲁迅在谈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时,深情地说,那是《新青年》的编辑们“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以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响应,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以此为标志,文学革命的生力军日益壮大。这一年,全国至少有400种白话报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开始刊载白话文。一些政客、军人的报纸为附庸时髦,也不得不请学生出白话文副刊。当时国内最大的几家杂志,如《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都尝试用白话写作。

  白话文已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和利用,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命令,小学校一、二年级国文,从是年秋季改用白话。不久,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用白话教学,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北大时期的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破坏

  民国初建,复古倒退的逆流沉渣泛起,迷信活动泛滥成灾,道士巫婆装神弄鬼,设坛扶乩,偌大的中国已是乌烟瘴气。国民,尤其是青年灵魂受到侵蚀和毒化,陈独秀痛心地说:“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如此下去,“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1918年5月15日,他连连撰文,痛斥鬼神论者的无稽之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有鬼论质疑》,“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向有鬼论者提出挑战。

  钱玄同和易白沙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醒青年独立思考,鼓起勇气,“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不信神,不怕鬼,做一个思想健康,意念坚强的独立自由的人。

  《有鬼论质疑》引发了《新青年》的热烈讨论,鬼神之说已成众矢之的。这时却跳出一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专门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文章玩弄哲学名词,再次散布鬼神说的谬论。陈独秀、刘叔雅和鲁迅都撰文予以批驳。鲁迅的批驳尤为辛辣,说:“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陈独秀认为宗教是产生鬼神之说的根源。他在《偶像破坏论》中指出,所有盲目的宗教崇拜,“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他俏皮地讥讽偶像为,“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泥塑木雕像只是因为被“乡愚无知人”所膜拜,才披上神秘可怖的外衣,才被称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仙。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和所有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他指出,皇帝也是一种偶像。封建帝王自称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无非是让天下的百姓“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皇帝是因为“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才能有所谓“神圣出奇的作用”。一旦将他们推翻,象末代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那样,他们便“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再也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无庸讳言,皇帝和鬼怪、神仙一样,都是强加于人民的偶像。这种骗人、害人的东西,难道“还不应该破坏么?”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这场由协约国和同盟国挑起的瓜分世界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却是堂而皇之的,都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正是把国家当作偶像,“籍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人类应当抵制这场不正义的战争,真正“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不为这种虚伪的偶像所迷惑,去为“大同和平的光明”而努力。

  他蔑视所有权威和偶像,在文章中召唤青年,“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他细察中国社会意识的更深层次,敢于怀疑和批判一切“欺人不合理的信仰”。

  袁世凯死了,张勋复辟也失败了,但是,“帝制时代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孔教会”、“尊孔会”遍布国中。康有为甚至撰文,诅咒共和,认为共和不合中国国情,中国只宜君主专制。他极为蔑视“老气横秋”的康有为,特意撰文予以批判,希望青年不要迷信,应该敢于向权威和偶像挑战,不要在乎“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不要“相信世界万事有神灵主宰”,彻底抛弃“天权政治”、“天神”和“圣王”,“破坏礼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青年应从黑暗的铁屋子冲决出来,奔向民主、自由的世界,为达此目的,“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修复前的陈独秀北京沙滩故居

  行动

  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除三害》,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三个多月。何谓三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军人把持政权、破坏法律,“直弄得全国人民除军人外都没有饭吃。”“第一是军人害”;官僚只知“谋官做,刮地皮,逢迎权贵,欺压平民。”“为害中国不在军人之下。”“第二是官僚害”;政客“那抢钱抢位置的心眼儿,都和军人、官僚一样。”“第三是政客害”。

  他说:“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除三害有二条根本措施,“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每周评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表明他对国内政治问题坚决果敢、毫不妥协的态度。

  五四运动前七天,他发表的《贫民的哭声》,更是一篇政治动员的杰作,“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何以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贫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可是,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利令智昏的统治者也不要太得意,因为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撼动腐败、没落的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4月29日,历时三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所提示的有“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的“相当的示威运动”,已将成为令反动势力胆战心惊的事实。5月4日下午1时许,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10余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集结于天安门,他们手持写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浩浩荡荡地向东交民巷进发,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示威。

  就是在5月4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孔教研究》和《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公司管理》和《两个和会都无用》等文章,继续进行政治动员。他说,上海的南北和会和巴黎的国际和会,都是分赃会议。“我看这两个分脏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他提出的“直接解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极具政治号召力。

  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罗章龙回忆说,陈独秀“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

  五四运动刚刚发生时,市井民众并没有积极参与的热情,往往是采取观望的态度,甚至还冷嘲热讽爱国的学生运动。他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这种冷漠的态度,“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他激愤的斥责那些不仅说风凉话甚至还帮日本人说话的人,“这真不是吃人饭的人说的话,这真是下等无血动物。像这种下等无耻的国民,真不应当让他住在中国国土上呼吸空气。”

  正是在他的激励下,北京学生继续总罢课,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北洋军阀政府又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和4日,他们竟逮捕了800多名学生。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他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

  在社会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了,98天的铁窗生活将他磨练得更加坚强。出狱后,他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鼓吹“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社会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次年2月4日,他又秘密来到武汉,在武昌高师、文华大学等处发表演说,赢得武汉各界人士的一片赞誉之声,国内各报纷纷登载这一消息。这时,京师警察厅才知道陈独秀早已出走北京,他们密谋待其返京后,再将其逮捕。

  他的朋友高一函知道这个消息后,连忙告诉李大钊。两人在他返京后即把他转移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然后,李大钊又护送他到天津,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五四运动早已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并派遣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两人在北大找到李大钊,后又拿着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来到上海,与他商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问题。1920年8月,他最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担任临时中央局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这样,他便又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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