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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周扬与翻译家满涛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04-29   来源:八十年代
 
  宅家的日子里,翻腾书架,不经意间,翻到了满涛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一九五三年竖版)。我不记得藏了这本书,也不记得是否完整读过,却清晰地记得满涛这个名字,是大二读他和许道庆翻译的果戈里名著《死魂灵》。一时兴起,就想在书架上找《死魂灵》,再来重温一下青春,可半天没有找到,只好作罢。

  在世界文学史上,《死魂灵》被定位为果戈里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一九三五就有了中译本,译者是鲁迅。第二个译本就是满涛。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我陪同郑惠先生在上海拜见王元化先生,闲谈中我提到,我藏有一封他在满涛去世时给周扬的信,王元化说,满涛是他的大舅哥。我大为惊讶。我说到读过他和许道庆翻译的《死魂灵》时,元化先生说:满涛建国初期就开始翻译这本书。后来成为“胡风分子”中断了,许道庆最后完成的。


(翻译家满涛)

  与元化先生这次见面后,我时常关注满涛,看到相关资料就“卡片”。我发现,这位书斋里的翻译家,生活一点也不宁静,可以说历经坎坷。种种经历,倒使他与当年主政文艺界的副部长周扬扯上了关系,很值得钩沉一番。

  改行的翻译家

  满涛,生于一九一六年,原名张逸侯,苏州张氏大家族出身。早年赴日本学经济,又从日本赴美攻读化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辗转返回家乡。

  满涛求学时与文艺无涉,对此却有特殊偏好。这大致也是一九三〇年代以来追求进步的青年的特征,与鲁迅弃医从文类似。他借助于日、俄、英文都熟练的本领,介绍一些俄国文学,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樱桃园》译成中文,并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来,满涛又翻译出版了别林斯基的不少重要作品,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苏联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影响的重要媒介人物。

  一九三七年,王元化来到上海,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并由此成为一部分爱好文艺的人所成立的“戏剧交谊社”的一员。在这里,王元化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张可和张可的哥哥满涛。共同的爱好,两人成为好朋友,时常在一起谈论所读到的文艺作品,评论当时在西方名噪一时的《尤里西斯》,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此后,共同参加地下工作的经历,又使两人的联系更加紧密。王元化与张可成就因缘后,与满涛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在此期间,满涛也不经意地与另外一个人扯上了关系,这个人就是周扬。媒介“别车杜”。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诞生的,苏联革命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革命的左翼文艺界也亦步亦趋,将苏联革命文学奉为圭臬。从一九三〇年代开始,所谓“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左翼文艺界大致是仰望的灯塔。

  在一九三〇年代,周扬和满涛都醉心于“别车杜”。周扬着手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生活与美学》,先于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后一九四八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满涛则正在翻译《别林斯基选集》,这应该是他们神交的开始。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满涛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卷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由周扬等人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一南一北,犹如“两人对酌山花开”。可以想见的是,尽管周扬身居文艺界高位,如果在开会等场合见面,两人当惺惺相惜,有诸多共同的话题交流。

  周扬保护满涛

  一九五五年,“胡风案”席卷文艺界时,满涛刚刚荣任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不到半个月,“第二批材料”就涉及到满涛。

  “材料”中,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胡风给满涛的信:“现在还是,正是需要点滴斗争的时候,要遵守组织原则,但组织原则是为了保证斗争的。要正视现实,爱惜力量;否则,退一步就得退十步,退十步就非完全成为影子不止。今天正在争取转机之中,不能有一点不必要的伤亡。”并加注曰:“〔组织原则〕指胡风反党集团的组织原则。”满涛就成为是有“组织”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了,而且成了通国皆知的“骨干分子”。


(我书架上的满涛译本)

  事实恰恰相反。据胡风回忆:“解放后我在给满涛的信中提到‘要遵守组织原则’这么一句话,《第二批材料》引用时注释为‘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原则’。实际上是由于他在工作上受到批评,我希望他要遵守集体讨论的原则检查,争取,不能违反纪律,以致犯众怒,使这个工作被否定,即‘不必要的伤亡’。我和任何人只是友谊的联系,完全是无组织的;和他,更只是思想上的联系,活动上的联系是完全没有的。”

  满涛大家族出身,“公子哥”式的人物,自由散漫的文人习气较重,对单位的规定或组织决定的原则,有时候有些漫不经心,在工作上受到过批评。他向好友胡风倾诉,反倒是胡风劝说他要遵守“组织纪律”。

  但是,“胡风案”既被钦定,没有人在乎事实如何,报刊上开始连篇累牍对满涛进行批判。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这场批判过后,满涛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在亲人眼中,满涛“变得谨小慎微,早年的锐气似乎已经消失殆尽,那张裂开着嘴的可爱的、略带稚气的笑脸,现在不知怎的也显得有点儿傻里傻气,可怜巴巴的了”。

  不过,相比其他“骨干分子”,满涛的命运很快就有了转机,这来自于周扬的援手。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我采访周扬的秘书露菲,就一个主题:“周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过知识分子吗?有这方面的例子吗?”露菲脱口而出的就是满涛和王元化。她说:

  我到周扬那里当秘书不久,就来了反胡风运动,牵扯到了一大批学者。进入审查阶段,周扬说,一些学者其实跟胡风并没有什么组织联系,尤其是老学者,像满涛、吕荧、韦卓民这样的人。满涛也就是一个翻译家嘛,翻译的还是革命的进步的作品。他让我给夏衍打电话,让夏衍给上海方面打个招呼,像满涛和王元化,写个检讨,都可以恢复使用。这样,满涛就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处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内控”使用。

  王元化拒绝了,而满涛则“顺从地写了检讨书。不久,他的名字作为市政协列席代表之一见于报端”。他是职业翻译家,一向在家里译述,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

  在处理“胡风案”时,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先后两次下发关于胡风和“胡反案骨干分子”的著述查禁通知,满涛都在此列。前一个通知中,有满涛的“《樱桃园》等7种”;后一个通知中,涉及满涛的有“《苏联戏剧创作理论的若干问题》等6种”,一共十三种。但是,当周扬对满涛施以援手后,他继续拥有“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著作则可以不再被“查禁”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五七年,满涛就先后出版了《名著名译插图本彼得堡故事》(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契诃夫画传》(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6月)、《别林斯基》(译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6月)、《果戈里》(译著,作家出版社,1957年6月)、《陀思妥夫斯基论》(译著,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11月),呈井喷状态,似乎满涛刻意在以著作洗刷一年多以前“胡风案骨干分子”的痕迹。

  满涛的境遇,在当年的胡风“分子”中,可以说独此一例,在当年的知识界颇引人注目。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鸣放”时,一些知识分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肃反运动提出质疑时,满涛屡屡被作为例证。

  譬如,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徐京安认为:

  据我所知道,满涛和吕荧并未加以逮捕,而现在甚至已称他们为“同志”,发行其译作了,但当时他们却被宣布为反革命。论吕荧被列入反革命名单还情有可原,因为他当时曾在文联扩大会上大放厥词,为胡风辩护。但以满涛而论,‘罪状’显然是苍白无力了。因此我怀疑当时还欠慎重,是否把问题扩大化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也被扩大化在胡风份子名单里了,这说明了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起来,应当很好地收集材料再判定,不要在热空中失掉了冷静。



  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一日,吴开斌在武汉大学一次辩论会上说:

  在今年二月间和三月间,我记不清了,有个出版社登了一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书,新的翻译书要出版了,在这些新的翻译书里面包括有吕荧的一本书,就是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是新译本;还有一本是满涛翻译的书,是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集》。当时我就很怀疑,这些都是新译本,这是出来了以后译的吧!在监狱里是不允许做翻译这样的工作的,不过是不是允许,我不知道,但当时根据那些迹象来看,好像是出来了。而且我还听到过一些流言,说什么满涛已经出来了,但名字改了,不叫做满涛了,而且还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究竟是不是,我也不敢断定,所以当时根据这些现象来看,使我产生了一些错觉:在逮捕胡风党徒们的时候,是不是对每个人逮捕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风分子?是不是都犯了反革命的罪行?

  想必这类的质疑很多,周扬不得不在中国作协组织的有关编辑工作会议上予以“解答”。周扬说:

  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如何估价?关于这个问题早就讲过。现在胡风等大多数人已作了处理,有的开除了党籍,有的撤销了工作,但还没有刑事起诉。有的没有什么问题,如吕荧,我们最近就准备发表他的文章。再如满涛,一直是上海政协的委员,我们根本没有整他,只不过在材料上发表了他的名字。在这里面的人,有些是思想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还有一些是搞错了的,三批材料中有名的人,不一定都是胡风分子,也有些人不是,但和胡风搞在一起的。

  当然,周扬对他的关注,并不能减轻那场运动对他的伤害。正如许道庆所言,满涛“变得谨小慎微”了。据黎之回忆,一九六〇年,满涛到北京出席第三次文代会,在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小字辈”的徐景贤发言后,满涛接着发言,开篇就说“我没有徐景贤同志那么高的水平,讲不出什么好的意见”,极度谦卑。

  一九六一年底和一九六二年初,周扬和上海出版局丁景唐谈《辞海》时,两次谈话中都问到王元化和满涛的情况。对于满涛,周扬让丁景唐转告王元化,去“望望”满涛。周扬对满涛的生活也很关注,丁景唐向他汇报了在“大跃进”中取消稿费的情况下对满涛等老学者的安置:上海出版局成立上海编译所,安置满涛等专业翻译工作者,并每月发一百二十元、一百元等生活补贴。周扬对此表示赞赏。

  应当说,在周扬的关照下,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满涛生活上倒也安逸,从政治生命来说,是上海市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他的数百万字的译稿,在这个时间段应该产量最多。

  “黑色幽默”

  一九六六年运动开始后,满涛不能置身事外。一九六九年,满涛等人被集中到农村劳动,接受批判。每次挨批,满涛“血压一下升得很高,上面超过200,血压计没法量,非常危险”。进驻出版社的工宣队指导员张军认为“满涛是不在编人员,年事已高,农村没医院,看病不方便,万一出了事,不好向他家属交代,不如让他回家休养,身体好了再说”,并以此据理力争,团部才同意放满涛回家。

  不参加批斗会了,但运动还要配合。满涛的专长是搞翻译,“可是那时,别林斯基、果戈理早被‘搞臭’。他为吃饭,当‘翻译匠’,只能译人家叫他译的他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而且有的还限期限量。他身体不好,孱弱多病,常常感冒发烧,但为了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白天不足,还得熬夜,一次竟然昏倒。”这是老友楼适夷一九七四年见到满涛时所陈述的情况。

  本以为可以苟且偷生地度过这场劫难,孰料运动还是没有放过满涛。“‘四人帮’临崩溃的前夕,又搞了我一家伙”。满涛在致楼适夷的信中愤愤然说,“弟的××(即胡风)问题,本来早在五六、五七年就有过结论,仅说我文艺思想有些错误,与‘集团’丝毫无关。此事旧事重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弟仍在获罪待命中,但弟并不为意。弟明明是受‘四人帮’迫害,……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信中又说:“元化问题,与我类似,但他的事最近已宣布解决,唯弟独无音讯,此则亦弟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总之,百事不能强求,只有静待而已。”

  这事如何被引起的?说起来有点黑色幽默。满涛因为周扬的帮助,自一九五六年被从“骨干分子”降为“文艺思想有些错误”后,一直“谨小慎微”,哪怕“乱七八糟”的事都干,就是为了一个好的政治表现。到了一九七六年,“这里的负责人看见满涛态度好,工作积极,想给他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就打报告到上级和某某机关去请示”,“万万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据说满涛原来给定为‘胡风分子’,应当接受监督劳动,当时由于疏忽没有照办,但是二十年来他表现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监督劳动,不过据某某机关说这顶‘反革命’帽子是张春桥领导的十人小组给戴上的,不能变动,应当拿他当反革命分子看待,剥夺他的政治权力”。

  “我欲有心成好事,奈何他人不知意”,竟然给满涛弄出历史旧账来!不过,周扬此时依然是被大批判的对象,“某某机关”不敢说这是按当年周扬的指令办的,为了不和周扬扯上关系,只好用“由于疏忽没有照办”这个含糊的表述,为满涛定罪。

  满涛当然不明就里,在被叫去训话时说“我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结果一项“翻案”“罪名”就加在身上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被揪出来示众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也还要给胡风“陪绑”,以至于到了一九七八年他给楼适夷写信时,“仍在获罪待命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满涛含冤谢世。二十七日,王元化致信周扬,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了一纸便笺:

  王信保存。满涛逝世后,我是否去过唁电?如没有,可复王一信,告以当时我适外出,请王向满家属代致慰问。

  秘书露菲在后边写道:“办公室已代周扬同志拍过唁电。”

  露菲说,她在接到王元化信的当天,就向王元化拍了唁电,只是周扬不知道而已。不过,周扬这样郑重其事地向秘书交代此事,倒也可以看出他对王元化以及满涛的持续关注之情。

  (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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