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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1900:中国切片病理学报告
作者:雷颐      时间:2022-04-27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lyyzgj
 

  1900年,中国在血与火的祭奠中进入20世纪,这一年正是庚子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确实引人深思,更发人深省。若不如此,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120年来,关于这一段沉痛的历史,无论是史料搜集还是历史研究,汗牛充栋,皇皇巨著举不胜举。对一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做全景式扫描分析,也可以做个案研究。

  本书“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薄而小。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对这个过程进行一番考察、总结,是我的关注所在。简言之,清政府对危机的产生与管控和新社会阶层的产生,是我分析这个“切片”的视角。

01

  1870年的“天津教案”,在某种程度上是1900年的预演。“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以致于“中兴名臣”、几近道德完人的曾国藩,因“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入华传教,由此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到天津教案发生时已近三十年,其间发生许多大小教案,但近三十年的时间清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一套经过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处理教案的模式。天津教案后果如此严重,仍然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没有制定诸如有关危机防范、管控与处理的基本原则,更无具体模式与方法,因此三十年后的庚子之变,危机广度与深度比天津教案要严重得多,对清政府的打击更加巨大。

  概而言之,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60年来清政府对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冲突根本没有制订出系统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危机处理的预案,更不必说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危机处理模式,这种危机使清政府在1900年面临最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1900年这次重大危机的产生,与朝廷内两大政治派别的激烈斗争密切相关,对义和团是“抚”是“剿”,是双方争斗的焦点。在不短的时间内,最高统治者慈禧也举棋不定,尤其对义和团是否真有神功法术半信半疑。但她派去“考察”义和团是否真有神功法术的官员,全是一直主张支持利用义和团的官员。由观点完全一致者组成考察团队,而没有不同意见、观点者参与考察,这种考察其实就是自欺欺人。而且,在这种体制下根本没有真实信息传递的制度性保障。官员与上级的不同意见、真实的信息很难传达到最高决策层,没有不同意见者的保护机制。最高决策者的个人偏好,决定了信息传递很难不被扭曲,以不实信息作为决策依据,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信息的传递过程极度扭曲,是这次巨大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朝廷内部的矛盾和慈禧的犹豫暧昧,全都反映在一道道上谕、圣旨的互相矛盾中,时而主剿,时而主抚,甚至同一道上谕就互相矛盾,既要剿又要抚。这种矛盾一方面使官员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但另一方面,又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提供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判断与价值取向对“圣旨”各取其是,结果往往造成危机的发生,而各地解决危机的方法甚至互相矛盾。在危机处理中,“政府”不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不仅没有步调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直隶总督裕禄,本来痛剿义和团,但又根据朝廷的“圣旨”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当朝廷最后决定利用、支持义和团时,他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亲自召见义和团首领,对他们的神功法术顶礼膜拜,将大批义和团团民放入天津,与清军一道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最后,战败自尽在杨村。虽然他在天津浴血奋战,最终以死赎罪、以死报答朝廷,但急于向列强求和的朝廷,并不领情,反而在与列强议和时于1901年4月末对其“追夺官职”,取消了对他的所有封赐。似乎招募义和团、天津殊死抵抗,都是他的过错。从1898年秋到1900年夏末,裕禄就任直隶总督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年。但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却是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朝廷政策朝令夕改,而他忠于职责却缺乏定见,更拙于权变,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

  与憨直的裕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袁世凯的通权达变、老于权谋。前后两三年的“庚子剧变”,政情波诡云谲,许多官员在无情的政治风暴中丢官甚至丧命,袁世凯却在1899年12月初由工部右侍郞升任山东巡抚,终于成为“封疆大吏”,这也是他首次主管地方行政;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的同日,清廷授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年之内,升迁确实迅速。他一直以圣旨中于己有利的词语、方式来回应朝廷的圣旨,对义和团的镇压毫不留情却又使朝廷无话可说。当朝廷最后明确支持义和团后,他又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义和团“送死”。他力保自己的军队实力,拒不执行要他保卫京、津的圣旨。结果,北洋系的武卫前、后、中、左诸军在与八国联军的作战中或是全军覆没、或是被解散、或是损失严重所存无多的情况下,他的武卫右军不仅完好无损,而且实力大大增强。

  慈禧后来反而称赞他“卓著勋劳”,赏加太子太保衔、赏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一跃而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齐名并列,享有力挽狂澜的“四大督抚”之一的赞誉,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末政治力量最强的“北洋系”首领。众人知道他格外珍重太子太保衔,此后都称其为“袁宫保”。在东南互保和收回天津的过程中,他与洋人密切打交道,他的影响和势力开始深入到从前染指不多的外交领域。处理直隶善后事宜、尤其是接收了八国联军在天津的军事殖民政府及随后的“北洋新政”,使他在行政方面的权力与影响急遽扩大。这种“新政有方”的赞评是一种看不见、但价比金贵的政治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他在戊戌年间形成的污点,一些新派人士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正是在庚子的大灾大乱中,他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又获得了当时稀缺的无形政治资本,二者为十余年后辛亥时期的“非袁莫属”奠定了基础。

02

  朝廷西逃,不知最终结局如何。李鸿章对革命党人孙中山策动他宣布“两广独立”,开始并未拒绝,与其暗中联络,反复磋谈。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后,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与清王朝共命运。张之洞在不知慈禧是否最终掌权的情况下,对高足唐才常鼓动他起兵勤王、解救光绪皇帝的建议不置可否。二十余天后,当得知慈禧将继续掌握大权,他一夜之间将唐才常等数十人全部抓捕,为了自保,不审而诛。李、张的行为与心态,颇能反映当时官员的心态。

  进一步说,张之洞长期是开明官员的代表,虽然许多人对朝廷失望,但仍对体制内以张为代表的开明派官员抱大希望,因此认为仍有体制内改革的可能。但张此次血腥对待维新派,不能不使一些人对体制内的改革大表怀疑。对体制内改革的怀疑,无疑增强了人们对体制外革命的理解。

03

  地方官员敢于独立行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东南互保”。所谓“东南互保”,简单说来就是战时东南地区的地方不服从中央。不仅不服从,反而与敌国签订“和约”。中国大地此时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华北地区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烽火联天、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东南地区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互保平安。在各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够联手抗衡朝廷,与晚清地方权力崛起、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新式绅商阶层产生,甚至与新技术引进都不无关系。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给予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维持王朝的存在,中央政府不得不被动地放权督抚、调整满汉关系。结果是地方督抚的军事权、财政权、用人权迅速膨胀,一方面这对维护清王朝的存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最后,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不仅未因战时“通敌”受到严惩,反而却大受慈禧表彰。东南互保,其实在某种程度隐喻了十一年后的辛亥革命模式:武昌首义,当地绅商立即支持,东南士绅纷纷响应在,一些汉人总督、巡抚,在绅商的支持下倒向革命,宣告本省独立。

  地方官敢于且能够实现战时地方不服从中央的“东南互保”,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得到东南绅商的支持,此事甚至最早是由他们提出动议的。皇家向来视天下为“家天下”,“理所当然”地认为皇位承继“此朕家事”,不容他人置喙。偶有反对者,也是体制内王公大臣从“家天下”长治久安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慈禧太后处心积虑意在废除光绪皇帝的“己亥建储”,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公开表示反对、抗议的,竟然是一位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一个商人居然敢对皇家废立公开表态,确实史无前例,标志着一个新阶层的崛起、一个新时代来临。

  这位敢于第一个公开表示抗议慈禧建储的商人,是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紧接着,就是绅商提出并积极串联的“东南互保”。1900年,从一个商人对皇位废立公开抗议到东南绅商策动战时对抗中央的“东南互保”,再到发起全国性的赈济战争灾民活动,标志着绅商的崛起,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迅速改变、重塑清末社会的势力格局。

  经过1900年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更加成熟。在未来的十年,他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1900年,绅商张謇为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了反对废黜光绪皇帝的《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1912年,张謇又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密切磋商,一同准备了《清帝退位诏书》,迫使清廷接受。晚清最后十年绅商的力量,由此可见。

04

  从1900年8月下旬到1901年2月底半年时间内,清廷内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时移势变,先是斩杀了主和的大臣,而后又处死了主战的大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忠君”,是为臣的“绝对道德律令”,无论君主如何昏聩残暴,臣属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

  经过血流成河的庚子剧变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确实威望扫地,其“合法性”大受质疑。由一个威望严重不足、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行“新政”、“立宪”,确实勉为其难,更何况它还受制于“历史之结”与“历史的负担”,这种态度,引起体制内包括张之洞在内的一些官员对其“新政”的怀疑、甚至不满。云南学政叶尔恺在给友人的信中都说:“弟尝谓做官者非良心丧失、人格堕落,不能为也。综观中外情形,敢断言中国不亡,必无天理。”奉张之洞之命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对庚子之变后日趋严重的东北危机和新政都备感失望,致函好友汪康年时也不乏愤世之言:“日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虽然这都是私人通信,但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想法。重臣张之洞、堂堂学政、留日学生监督,都是体制内的高官,他们对时局都如此看法,这个王朝的寿命还会长吗?更何况体制外的立宪派,更不必说革命党人的态度了。

05

  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所以除了正义、激愤、英勇等等,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像维新运动那样,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救国之道。在近代中国,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说明,群众被动员起来后,很容易成为非理性的、具有盲目破坏性的力量。对群众运动的研究表明,群体形成后,“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群体还特别容易受到“传染”,“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义和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是深刻、多方面的。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总之,官、民双方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

06

  1900年北方大乱,朝廷西逃,密切关注政局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先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后又谋划联合各包括洋务派高官在内的“革新派”,以两江、两广为基础组成南方“独立”政府。这两项谋划都无果而终,孙中山在1900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1895年10月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虽然惠州起义与五年前的第一次广州同样失败,但经过1900年,这两次起义对孙中山的感受完全不同,预示了中国的未来。

  在1901年春,惠州起义失败几个月后,他对美国记者林奇(G.Lynch)谈到自己决定发动惠州起义的原因:“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

  后来他在比较这两次起义后说:“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之失败也(按指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按指惠州起义)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革命者对潮流、风气的变化最为敏感。“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革命风潮自此萌芽”是孙中山的感觉,更是对1900年“中国切片”最准确的病理分析和报告。

  如果说1870是1900的预演,那么1900就是1911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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