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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九号院寿星——怀念石山先生
作者:赵树凯      时间:2022-04-07   来源:爱思想网
 

  一周前,石老走了,享年107岁。这些天常常想起他,心情颇不宁静。思绪飞扬中,品读他在一百岁时写下的“咏怀”诗篇,其中两句尤为拨动心弦。一句是:“一生傻气,和而不同;” 另一句是:“书写心声警后世,和而不同更张扬。”

  

  我曾经为石老做秘书服务六年。1982年冬,那天正在值班室值班,处长对我说:“石山同志今天到,你到大院门口迎候,以后,他来我们这里工作,秘书工作由你负责。”那时,我23岁,他67岁。我为石老服务到1988年秋。最后一次去看望石老,是2019年春天。后来,他住进了医院。去年春天,疫情有所缓和,准备再去探望,医院依然不准。

  石老是大学生出身的老干部, 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加入中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大学四年级时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他随军进东北,曾担任辽宁昌图县委书记。建国后,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工作,1954年调入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服务。谭震林随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主任,主管农村工作到1966年夏文革开始。石老是谭震林最重要的“笔杆子”,刚内定提拔为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时,文革来了,谭震林被打倒,他被关押审查。恢复工作后,他在农林部工作,后来调任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委员会主任。再后来,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来到九号院。

  石老和我住一个大院。这个院原来叫万寿路10号院(现在称复兴路61号),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所在地,机关办公和家属宿舍都在这里。除了开会,石老通常不到九号院办公。我每周去他家里一到两次送文件。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跟随他出差,调研时做记录、整资料、抄稿子。那些年跟随他跑过十几个省(区)。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跟随石老,那是1984年春天,从北京到桂林,飞机起飞后,他看到我兴奋好奇地向外张望,就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我。那是一次生态经济方面的会议,我们住在桂林榕湖宾馆原来白崇禧的别墅里,有几天,他埋头写稿改稿,我负责誊抄,休息时我们在榕湖公园散步。

  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是跟随石老。那天,我们乘一辆上海牌轿车,早上从河南周口出发,晚上抵达安徽合肥,那时不仅没有高速,甚至像样的公路也不多,一路颠簸,尘土飞扬,轿车密封不好,我们两个都灰头土脸。晚上,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请客,吃了清炖母鸡、红烧甲鱼,是一次难忘的美餐。周曰礼是安徽农村改革的“闯将”,功绩显赫而并未获提拔,以豪饮著称。那晚,他喝了不少酒,醉意朦胧,滔滔不绝,大谈安徽政坛。席间场景至今在脑海中活灵活现。

  我第一次喝龙井茶是跟石老,他教给我泡茶的方法,还给我讲龙井茶掌故。他说当年随谭震林驻村蹲点,就住在龙井茶原产地梅家坞村附近。有时候,他会从茶叶桶盒里倒一些给我。现在又是清明,新茶已经上市,又恰逢他过世,饮茶时情不自禁想到他。

  我第一次进西单内部书店是跟随石老,内部书店有身份限制,凡能进去的人都有特殊证件,一般干部没有资格进,更没有资格买书。石老经常去那里,我有时候跟着去,我帮他拿书,他看过的有些书我也蹭着看。

  最后一次跟随石老出差是1988年夏,我们先到呼和浩特,再到内蒙西部伊克昭盟,而后经过毛乌素沙漠到达陕北榆林,再进入宁夏西海固地区,行程二十几天,我随他在草原上骑马,在蒙古包里喝酒,在沙漠里跋涉,在西部最贫困村庄座谈,每到一地,看的、谈的都是防风固沙、种草种树、小流域治理、生态改善。这次西部之行,印象最深的一次会,是他召集中科院兰州沙漠所专家,讨论怎样在沙漠里推广一种叫沙打旺的植物。

  石老曾经指导我做研究。闲聊时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在秘书处工作,很想去研究岗位,但既无专业,又没有成果,我想多写东西,或者去考研究生。我自己写了文章送给他请教,他看了会谈些意见。他谈过的具体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多次对我说:如果喜欢做研究,就不要轻易放弃,不要想三想四,要坚持下去,坚持若干年就会有所收获。他讲他的经历,文革后本来上边安排去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但他更愿意做研究,所以选择了中国科学院。

  

  石老给我聊到过很多往事,聊家境出身,从上私塾到上大学,从入地下党到奔赴延安,从延安到东北,特别是聊中南海十几年的工作生活。

  聊的最多是谭震林。他称呼谭震林为“老板”,他说,毛泽东也称谭震林为“老板”,那是因为抗战时谭震林领导新四军曾化妆成“老板”,他说毛泽东很喜欢谭震林,谭震林跟随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贡献很大,建国后推动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很得力。谭震林很会讲话,能讲大话,毛泽东有时候又称他为“谭大炮”。谭震林文化低,写批示有时文词不通,他要修改这些批示,也根据授意直接写批示。1958年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老板”指派他最早前去考察,而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前去总结提升,这成为公社化运动的起点。谈到建国以来的农村政策,谈到人民公社的崛起和失败,他常常感慨多端,甚至痛心疾首,认为最深刻的决策教训是:“毛泽东听不进不同意见,其他人不敢坚持不同意见,上上下下都没有胆量说真话。”谭震林晚年曾经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是对主管中国农业时期的反思检讨,对农村政策的这个教训也有明确表达。这篇文章由石老执笔,他曾几次给我谈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

  石老过的是典型学者生活。他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对官场轶闻没有兴趣,对很多老干部热衷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兴趣。他钟情于研究,特别关注生态环境和农村发展。他的朋友圈主要是学者或学者型官员,那些来往较多的有:侯学煜(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马世骏(生态学家,中科院院士)、陶大镛(经济学家,北师大教授)、杨显东(农学家,曾任农业部副部长)、费孝通(社会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他们有时聚会拜访,也有时一起出差。他到地方调研,不论在省里还是在县乡,从来不讲场面上的套话,不讲文件上的大话,不打官腔,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专门问题。我经常是晚上去他家,几乎没看到他在看电视,都是在书房里读书写作。

  对很多人孜孜以求的干部待遇,石老总是淡然处之。他多年住在普通干部宿舍,也一直没有配备专车,用车通常先告诉我,我再让车队派车。闲谈时我建议他想想办法,他说:“随便,让他们看着办吧。”他搬进部级住房、配备专车,是在明确副部长待遇七八年之后。而我知道,如果本人积极疏通争取,通常会比较快解决。按照规定,他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因为那时买头等舱手续复杂,我往往自己做主买经济舱,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我买什么,他就坐什么。

  文革期间,石老是出名的“硬汉”,至今很多农口老人津津乐道。他被批斗、被关押、被迫做检查,承认的事情始终承认,不承认的始终不承认,不像有的同事,检讨跟着“运动”变,这个运动这样说,那个运动那样说,紧紧跟着政治运动风向走。石老这种“耿介正直”,在农口机关中成为一种传奇。当然,他也不是从不低头,最有名的故事是:关押期间红卫兵让他钻桌子,要像狗一样的从桌子下边爬出去,他很顺从,做的很认真,爬出来以后还问:“这样爬是否合标准?”红卫兵被他逗乐,反而温和起来。

  当年初入九号院,石老并不算老,更“老”者大有人在,如张平化老,参加过北伐战争;如张秀山老,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再后边还有朱则民、杜润生、武少文、杨珏等,都是1930年代初中期参加革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九号院老人逐渐凋零,石老终于成为“最老”。在整个农业部门老干部中,在老一代三农学者中,石老之“老”,可以说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石老不仅最“老”,而且“老”得很有生活质量。一百岁时,他还能自己出去买菜,也能自己做饭。上次我去看他, 104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时而有些激奋,笑声爽朗,透着孩童式纯真。闲聊中,他微笑着说:“在农业系统,原来最长寿的是金善宝和杜润生,都活到102岁;其次是朱则民,活到101岁。我已经超过他们了。现在,我每天上午下一次楼,推个助步车在院子里转一圈。下午我要干活,整理简报资料,做笔记”。那段时间,南美委内瑞拉国内正在闹动乱,报刊上有很多报道,他说的“下午干活”,就是把这些报道做成剪报资料,分类整理。他“干活”时神情专注而享受,就像小孩子做智力玩具,其乐融融。

  

  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向石老请教长寿经验,他总是笑答:“能吃、能睡、能骂人”,简称“三能”。农口很多人知道,“三能”是他的养生名言。能吃能睡,似乎无需多说,倒是“能骂人”颇为费解。

  石老文质彬彬,待人宽厚温和,从来不说粗话脏话。在我为他服务的六年间,尽管我办事不机灵,常有疏漏,从来没有训斥,甚至不曾面露不悦之色。有一次去山东,我在省领导送行饭局上喝醉,回到房间就倒在床上,多亏一位省委秘书来敲门,才如仓皇出逃般赶上火车。我吓得上车后醉意全无,静等被训,没想到他嘿嘿一乐,说:“以后都少喝点,我也喝多了。”

  石老的“骂人”我多有领教,这种“骂人”不可做通常理解,而别有深意。他给我讲的一个骂人故事是,因为受到排挤而谋求调动,但单位不放,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办法只有“开骂”:每逢开会就提意见,围绕工作提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被放走。进了九号院以后,为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发展战略等问题,他也照样“骂人”。上至中央领导、中央文件,下到部门领导、地方官员,他都“骂”过。那几年5个1号文件继续出台,他外出作报告时,重点从来不是赞扬,而是指出文件忽略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不足、农村发展还面临哪些重大挑战。他的“骂人”,是表达独立见解,是建设性批评,是不得其平而鸣。有领导对他“骂人”表示不满,我知道后曾跟他说过,他说:“我才不在乎他们高兴不高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他们不重视,是他们的不对,不是我的不对。我就是要到处讲,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他讲话常带感情,激奋时会拍案而起。有一次聊天,我说到“三年自然灾害”,他愀然变色:“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年瞎指挥,三年胡折腾,三年头脑发烧!”百岁老人焕发书生意气,令人忍俊不禁。他坚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如此,所以他要“报忧”。他的自我认同是学者,他认为学者天命是“报忧”,应该积极批评,而不是歌颂逢迎,他从来不写颂圣文章。在石老身上,罕见地演绎了古人的“名士风骨”。

  石老很善于做家务,常常是家务主力。那些年他家里没有保姆。他夫人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干部,退休后创办了一个民间大学并担任校长,经常比他还忙。石老只要不出差,常常在家里负责买菜做饭,接送外孙上幼儿园。他没有打高尔夫、打网球、游泳等体育爱好,主要运动是走路和做家务。

  2015年,石老100岁时,出版了新作,这是离休后第四部著作,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定名为“报忧集”。在《报忧集》中,他认为“和而不同”是君子之德,是“报忧”至高境界:“对个人来讲,一辈子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德,为民为官,凡事都有自己的思想、判断,坦坦荡荡,把自己的意见、想法讲出来,当然,也要学会并坚持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和作风,活得磊落光明,痛痛快快。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同而不和’,唯长官意志是从,不讲或不敢讲自己的意见,也活得太没有味道了。就一个社会来讲,如果‘和而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社会上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顺畅地表达、争辩,人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各项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同而不和’者居主导地位,这个社会必然是死气沉沉,最后形成独裁统治,当权者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最后只能走向灭亡,历史的教训太多了。”他还说:“时至今日,报喜不报忧已经不是自欺、欺上、欺人、欺百姓的问题,而是自我暴露并失掉民心的存亡大事”。(《报忧集》第81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一位政治上历经沧桑、学问上孜孜不倦的百岁老人的肺腑之言,也是国家治理的至理名言。

  石老写过若干篇追忆旧友的文章,其中一篇深情回忆著名植物学家侯学煜:“他从来不问中央是什么政策。他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独立判断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中央的政策和他的结论一致,自己的结论就点头认可;如果和中央决策不一致,他会再做调查研究,看看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他对我说,如果我的看法错了,我改,如果调查思考的结果还是我的看法正确,那我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番话,让我深深思考,能如此看待中央文件,如此看待自己的思想见解,又能如此酣畅淋漓讲出来的,能有几人?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人多了,就能改变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就能畅所欲言,意气风发,社会就能大步前进,建设事业就能快步发展,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谈到,“侯学煜对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是生态影响评估专家组的,他愤愤地对我说,我绝不签字,他们就不找我论证了,只找那些同意的去论证。”他这样评价侯学煜:“一辈子讲真话,办实事,独立研究,独立判断,坚持己见,从不苟同,一辈子坦荡磊落,和而不同,实在难能可贵。作为一名学者,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报忧集》第215页)。这也是石老的自我写照。他瞧不起追名逐利之徒、趋炎附势之辈,他不求闻达于高层,不求闻达于媒体,不求闻达于学界,淡泊自甘,寂寞自守,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我看来,石老的人生达到了一种化境。

  石老走了,在这个寒气袭人的春天,在淫雨霏霏的清明时节,他不愿意为身后事留下任何纷扰,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举办,悄无声息的走了。但是,他留下了很多。

  202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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