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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金台西路2号院的雪松老去了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22-03-30   来源:《党报旧闻》
 

  3月26日,人民日报老同志的微信群里传出几张照片:报社大院五号楼前中央那株苍劲的雪松,因岁月磨难渐渐枯萎,多方救治均告无效,终于被挖掉运走了。1980年人民日报社从王府井迁入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院时,在此处移走原单位北京机械学院“文革”中常见的巨人塑像,在圆形花坛中央植入这株高大挺拔的雪松。

雪松旁匆匆过往多少风云人物

  它应该是原生于南方的珍稀植物,在北方的酷寒中扎下根来,旁逸的枝杈很多很壮,整个树冠完全遮住了花坛,伸展到了环形路上,铁干虬枝,“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鲁迅)。80年代,本报老干部有在大院晨练的习惯,晨光熹微中这些级别不低、阅历不浅的老报人兼老党员、老干部,三三两两地走来,在雪松花坛前盘桓闲谈,傍晚走到树下乘凉、闲坐。从容议论今天报纸上的某篇社论、某条新闻,以及没有见报的高层某人讲话,分析点评,入木三分,插科打诨,痛快淋漓,会心一笑,莫逆于胸。报社有会议、活动时,习惯在这里合影留念;外宾来访时常把它作为拍摄的背景;兄弟新闻单位的朋友来报社,也往往盛赞这棵树漂亮。

  女记者彭嘉陵忆起,女儿一两岁时喜欢围着大雪松的花台转圈。彭嘉陵有一本畅销书《快乐女孩成长笔记:15岁考上清华大学》,女儿的快乐成长有没有雪松的滋养?

  退休后远在海南的老记者邹大毅遥望北京金台园:这株雪松旁,匆匆过往了多少改革开放年代新闻界风云人物。五号楼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曾是纸媒时代向国内外发布权威信息的中心,经历了从拨乱反正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这株雪松是见证者,如今化作节节树桩,离开了我们。

  报社编辑记者每天从雪松前走过,进入五号楼办报。一大早,部门干事戴着厚布手套,从五号楼搬来一沓当天的《人民日报》分发给大家。记得干事阿姨告诉我,摞在一起的报纸边缘像犀利的刀刃,不戴手套容易割伤手。我试过,还真的在手掌划出一道血痕。在那个拨乱反正、“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年代,人民日报真的有这样的犀利。我在本报第三版值夜班,经常为自己做了一个新闻标题,凸显改革开放精神、暗批守旧势力而兴奋。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晚上8点30分起在玻璃房大开间做编辑,迈着欢快的脚步到活版车间站着陪师傅拼版,给领导送大样,直到凌晨4点下班,乐在其中。

  老记者杨良化认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人民日报社大院里最有特色、最有风骨、最有气魄的一棵标志性植物。”人民日报是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见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光荣与艰辛,有时自己也跳下看台,扮演一个生龙活虎的角色。比如“文革”结束后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大潮,比如热情支持农村的包产到户,比如肯定深圳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还记得当年文艺版散文中一句话:“深圳,一场伟大的迪斯科!”)

李克林:“我51年党龄了,我担心!”

  年轻人都知道报社有很多经历过延安、华北解放区、上海地下党和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老领导、老记者,对他们都抱以深深的敬意。

  雪松前经常碎步走过一位“李老太”,在农村采访时曾因朴素衣着和沧桑面容常被误认为农村妇女,很难把她与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对上号。李克林(学者李银河的母亲)1938年1月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到华北敌后工作。1946年参与创办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是后来党中央机关报的源头。合作化时期,李克林是长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联络员”,认同邓子恢部长的主张:一切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文革”后领导本报农村部,力挺“包产到户”。

  在街头喧闹的时刻,李克林给总编室提交了《一个老党员的建议》,建议报社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向上边反映实情。两位领导同志来报社与记者对话,李克林快人快语:“我想提点意见,为什么不着重反腐化而去反自由化?我51年党龄了,我担心!”几个月后,李克林在老干部局支部会上发言,《我的检查》和盘托出自己内心的纠结:

  我们为之牺牲奋斗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确实搞不清。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就为姓“社”姓“资”翻来倒去几十年老搞不清。“农业学大寨”鼓吹十几年,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多养几只鸡鸭,被当作资本主义,姑娘穿花衣服,被说成资产阶级;把农民搞得穷光光的,被看作坚持社会主义;让农民稍富裕点,就是搞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才松了一口气,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好!”批了几十年资本主义,反了十几年资产阶级,回头看,真是一笔糊涂账!

  在高压面前,李克林沉着表态,不卑不亢:

  我经常想,我们是信仰马列主义才入党的,而当今世界与我们入党时不大一样,马列主义正在发展,社会主义也是发展中的概念,全世界都在探讨。理论的认识和提高是长期的,站稳立场是现实的、迫切的,决心在实践中加深理解。

  这是一位入党半个世纪的老记者的赤子之心,炽烈滚烫得让人心疼。

范荣康:一脸苦笑,内心是个超级明白人

  曾经从雪松花坛前走进五号楼的,还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老范这位1946年入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进程的介入程度要比文艺界的家人(妻子谌容,儿女梁左、梁天、梁欢)深厚得多。他经手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评论,更主持过新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政治体制改革等评论。他给人的感觉是长年一脸苦笑,内心是个超级明白人。记得一次老范与大家一起坐大巴去看内部电影,车上说起一篇老同志来稿的传统观念:说什么“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还是过去的老黄历!老范还谈起自己签发了中国社科院两位前卫学者关于文学的对话,但也含蓄地补上一句:两人是不是自视较高?

  范荣康在专著《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中,把本报评论分为5个时期:探索时期:建国-“反右”前;坎坷时期: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调整时期:七千人大会前后;灾难时期:“文革”十年;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无限感慨地写道:

  “党报的新闻评论几起几落,走了一条极其曲折的道路,真可谓大浪淘沙,鱼龙混杂,是否功过,莫衷一是。它不是战场,胜似战场。在这大战场上,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进行着特殊形式的搏斗。字里行间,刀光剑影,硝烟弥漫,战功赫赫,陈尸累累。如今,它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俱往矣!谁愿意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谁愿意揭开那痛犹在心的疮疤。”

王若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

  过来人都记得王若水瘦弱的身材,落步无声出入5号楼,以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身份,密切关注着国内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与阻碍党与时俱进的保守观念进行着不妥协的争辩。他看似文弱书生,事业和家庭坎坷,内心却有着雪松一样不可摧毁的精神伟力。王若水可以说是党内批“左”第一人,早在“913事件”后上书毛泽东主席,斗胆提出: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王若水因此挨整,“四人帮”指责人民日报内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1979年7月的一天,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参加中宣部会议,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宣传提纲。邓力群准备了一份当前错误思想名录,列入了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苏绍智和国务院政研室冯兰瑞的一个观点:中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邓力群认为:“这不是理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主持会议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问大家对宣传提纲有没有意见。王若水提出:苏绍智、冯兰瑞的文章我认真看过,其中并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意思。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

  胡耀邦回答:没有来得及看。王若水又问4位副部长——黄镇、廖景丹、张香山和常务副部长朱穆之,他们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文章看看,再讨论。虚怀若谷的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

  中宣部第二次会议,王若水接着询问:几位领导同志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黄、张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说,仔细看了两遍,苏冯文章里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朱穆之话音刚落,王若水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是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单行本,说:“苏冯文章中的这句话出自胡乔木参与审阅批准发表的文章,他们是有根据的。”王若水翻到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满堂惊愕,没有人再坚持批判的意见。散会前,胡耀邦拿过那份宣传提纲,亲笔删掉要批的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冯兰瑞访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

  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理论依据。

  1983年王若水顽强地为人道主义辩护,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振聋发聩,不能见容于正统,不仅被撤职,差点被赶出人民日报,却始终无怨无悔。从王若水想起陶铸散文《松树的风格》:不畏风霜,自我牺牲,无论在严寒霜雪与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给人以启发,以深思和勇气;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王若水晚年写道:“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好像说‘真理在我这里跪下来了’。这种信心,成为许多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虽然有人、有的时候在现实权力的高压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委曲求全,内心备受煎熬;但在另一些特殊的际遇下,他们总要喷薄而出,仗义执言,位卑言重,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胆识。在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普通党员飞蛾扑火、以卵击石的努力,有时不失为一种差强人意的党的自我修复机制,更多的时候虽无力回天却也凸现了体制内人格的雄奇豪迈。

钱李仁:“队伍很可爱,但是太偏激”

  那个年代狂飙突进的改革,年轻人的急切愿望酿成激情涌动。五号楼台阶下、雪松树前,人头攒动的那一天,还有几个月就到离休年龄的社长钱李仁挺身而出,在雪松花坛前劝说大家。钱李仁说过:人民日报同志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我劝同志们少增一点温,客观上对解决问题总是有利一些。我们不要给上边解决问题增加困难。在因病离开工作岗位的最后一次会上,钱李仁说:“队伍很可爱,但是太偏激……”三十几年过去,过来人还记得老钱用自己的身躯挡在众人面前声泪俱下的那一幕。

  我从南方小城来北京,感觉人民日报作为体制内正部级单位,没有衙门气,与领导同事相处非常亲切。大家见到80年代的老领导,都直呼其姓,比如称钱李仁社长为“老钱”。社长总编辑不仅昼夜颠倒工作辛苦,而且责任重大,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还是高危职业,却没有人打过退堂鼓。报社大院里郁郁葱葱,报社刚从王府井搬来时,从西大门进来主干道上栽着杨树小苗。行政部门主张砍掉盖车棚。编委余焕椿在会上坚决反对,建议把车棚盖在里头,树苗被保留下来,长得又高又大了。如今余焕椿早就不是报社一员了,但常常想起这些树。

保育钧:希望回大院叶落归根

  感觉80年代另一位副总编辑保育钧也是常常想起这些树的老人。同事口中的“大保”,是我的研究生导师,90年代初那位主张对改革问“姓社姓资”的负责人想把一些年轻人调离报社,“大保”在编委会上拍案而起:“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在编委会讨论,人民日报不是你的‘高家庄’!”后来保老师自己也被调离报社,退休后的最大心愿就是把档案放回人民日报,在报社大院叶落归根。老记者刘水明记得:大保搬离报社前,好几年每天晚上都要围着这棵大树大步流星倒着走,冬天只穿一件毛衣,夏天则只穿短裤背心,走得大汗淋漓。

  还记得80年代政法部副主任吴学林,在一次“学习生活会”上忽然发声:利用报纸版面上的问题整人,过去就有。现在不能再用版面问题整人了。该部同志指出他的说法错误,他不认错,随后被宣布停止领导工作。老吴几年前过世,他平时不声不响,给人印象不深,关键时刻却展现出本报大院特有的气质。这气质,我们都很熟悉,十分认同。乃至于我和同龄人朋友评价后来进报社当官的有些非新闻业务干部:他们不该出现在这座大院里。

  老记者蒋涵箴阿姨嘱咐我:写大树要写风骨,风骨没了,树也死了,不必多说,你懂的,不是为发表,是为纪念。

李瑞环:“退回去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国民党办过《中央日报》,苏共有《真理报》,那两份曾经万众景从的报纸已经一落千丈,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人民日报吸纳了党内和社会上睿智务实之士的理性认知和道德情感,最早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累累灾难中抬起头来,“断翅方识沧桑道,舔血抚痕痛何如”,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尽管一路损兵折将,伤痕累累,依然痴心不改,“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体制内的韧性,一般人难以想象。

  还记得1990年4月28日,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李瑞环走进金台西路2号院,参加本报国内记者工作会,在五号楼台阶下与大家合影。有记者问:有些群众对改革开放有顾虑,担心治理整顿会走回头路。李瑞环回答: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写了几篇文章,论证中国的红色边区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后一条依据就是,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民了解了解放区、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为老百姓的,所以尽管根据地地盘很小,但它的影响是封锁不住的,是得到老百姓支持的。现在中国经过了11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观念也发生了进步的变化。人们希望改革,而且要求越来越好,退回去不得人心。

  经过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风雨晦涩,这番话令人心头一振。当着那位一心要问改革“姓社姓资”的报社负责人(1992年邓小平质问“**到底想干什么?”后狼狈离开人民日报),李瑞环意味深长地嘱咐:

  当前要多做“活血化淤”的工作。我估计思想没有真正转过弯子来的不是个小数字。对待他们,要耐心地做工作,乃至需要我们更开放一点,豁达一点,糊涂一点。我好说两句话,叫做心中有数装糊涂,心中有数团结多数。当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关紧要的小事太清楚了反而不好。大夫容易看见到处都是病菌,就来回地洗手,搞得神经高度紧张。

  李瑞环这位邓小平赏识的草根政治家,用朴素的语言,展示出一个大国大党的风范。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体制内锐意改革、与民更始、百折不挠的精神香火不绝如缕。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苦情”

  人民日报与党、国家和人民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大浪淘沙,党报人的酸甜苦辣,非当事人不能尽述,非过来人难以体会。本报老同志在微信群中纷纷表示:我们把这棵雪松称为“报树”、“人报风格”亦不为过。由本报的雪松,很多人想起陈毅元帅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王若水晚年在美国最后的日子里,对妻子冯媛谈起自己的遗愿:“在人民日报种一棵树。不要雕上我的名字。无名树,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想来王先生应该还记得五号楼前的这株雪松。80年代的一批老报人年事已高,钱李仁社长还端坐在万寿路寓所;胡绩伟、秦川、李庄、谭文瑞、范荣康、保育钧、李克林等陆续作古。他们在任时的音容笑貌被过来人时时想起,在改革开放曲折前进的伟大进程中留下印迹。

  2000年.人民日报编辑部从五号楼迁入大院南侧的七层办公楼,历史掀开新的一幕。如今,五号楼前的雪松也无声谢幕。一草一木总关情。树在的时候,大家没觉得什么,好像这里就应该有棵雪松。树不在了,仿佛一位默默陪伴的老友走了,再也回不来了,顿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另一位调离报社的老记者张宝林赋诗:“雄踞旧楼侧,高标杂木间……凋伤何止树,荣谢总循环。”

  我想,曾给人民日报和党内同志立下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标竿的老报人的魂魄,就在这棵已经消失的雪松树下。从一棵树想起席慕容的一首流行诗,希望形容雪松给过来人留下的失落怅惘不显轻薄: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苦情。”

  有老同志闻讯赶到现场,想对这株见证了自己和本报同事一代人青春激情的雪松三鞠躬,“现场人太多没好意思这么做”。范荣康当年谈起本报一语成谶:“它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俱往矣!……”

(本报文艺部老记者罗雪村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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