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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分化与流动: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2020)
作者:严飞      时间:2022-01-20   来源:《求索》2021年第6期
 

  作为社会变迁最为重要的领域,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迈入了深度改革与急遽转型之中,社会发展的实践特质使得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社会变迁,新的价值元素不断融入,新时期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也有了较大变化,这不仅通过民众的言论直接表现出来,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支配着民众的行为,影响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社会结构分析往往关注民众贫富差距、职业构成、人口年龄构成等客观因素,而社会心态分析考虑的主要是民众的主观愿望、动机、心态、价值观,乃至性格、审美、习惯等主观因素。“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因此,将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深刻把握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真实图景和面临的诸多问题。

  具体而言,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的统合分析,可以从分化和流动两个基本维度上展开。分化,意味着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节点的组合与型构,也包含结构内部各个分部的独立与连接;流动,则指在社会结构的开放变迁之下,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催生了一批新的业态乃至新的社会阶层,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在此过程中,新兴社会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及弱势边缘民众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层)、新兴社会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新媒体人士、个体工商户、企业管理层)、新市民阶层(新兴蓝领工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边缘群体。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众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城市与乡村的分化、积极与消极的并存几个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社会结构的延续与断裂之中此起彼伏。

  为了解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引导构建稳定社会结构,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本文全面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全景式分化与流动,并具体分析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心态又如何受到影响,并演变出新的特点和类型。

社会结构图式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1992年)

01

阶段概述:从匮乏到整体性发展

  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呈现了1980及1990年代社会阶层结构较为清晰的图景。1978年,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大体上可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等社会阶层。改革开放后的十年,虽然社会阶层结构仍然相对简单,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群体的出现,代表着社会开始迈向多元化。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主要可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干部及个体户群体、商业服务人员群体以及无职业或无正当职业者。孙立平指出,中国改革初期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当时海外学者在国内进行的很多项调查研究亦表明,在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较小,整体上呈现出探索与共同发展、不断“做大蛋糕”的特征。

  这一发展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上,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加;工业上,从分配向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城镇集体单位的涌现,使得工人工资和奖金明显提高;商业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户逐渐萌发,挣到商品经济的第一笔财富,但在改革初期,其合法性和社会地位仍然受到质疑;社会上,知识分子大量平反,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基于知识和技术的经济收益增加;政治上,干部对国家及社会的管理能力提升,也在和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中开始融入开放性思维。

02

社会阶层流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掌控着社会的主要财富和资源,并依据每一个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位置进行资源的计划性分配,而伴随着这种计划分配制度的,则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相对“匮乏”。为了消除“匮乏”,改革甫一开始就从社会边缘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在市场范畴内进行多维度探索,以促进财富的增长和资源的扩散。

  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倾斜点在于扩大整体性的财富增长,特别是改善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通过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李强发现: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均认为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成为了市场改革的获益者。具体而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推广,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上被赋予更大激励,收入也得到显著增加;在城市,企业和单位对于市场路径的积极尝试与摸索,对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改进,包括推出合同制、承包制、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企业改革制度,也导致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社会民众,例如不在单位体制内的失业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之下,开始尝试进入市场从事个体经营,并在市场中找寻到新的方向。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阶层都是改革的受益者,都在改革中获益,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社会呈现出整体性发展的局面。

  改革开放之前,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体系,奉行的是计划与调配的原则,采用的是统一的等级工资制,而非市场竞争的原则,年轻人收入相对较低,而年龄越大、资历越老,则收入越高。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的社会阶层在此背景之下产生,其中最大的群体是私营企业主,俗称“个体户”“万元户”。这类人士是最初的经济获益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以及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私营企业主其收入反而更高,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也引来人们“不三不四挣大钱”的种种非议。最早期的“个体户”包括1980年代初“返城知青”群体、独立经营多种产业的农民甚至是社会的边缘群体等等。在开放政策的红利之下,这一批最早进入市场的群体最先敢于从事市场经营,从而在市场的摸打滚爬中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也因此成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最早积累起财富的群体。

  同时,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获益者中比较突出的群体,一跃成为受尊敬的先进生产力代表,是市场发展第一阶段政治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并且在1990年代后,在重视科技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政策推动之下,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成为经济利益上升相对较快的群体。

03

社会心态:个体性多元表达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剧烈变化,也因此引发社会心态从过往相对平稳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转变为个体性与多元性表达。首先,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个体价值和存在开始得到重视,个体的利益可以正常表达。但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自由的过度追求,也导致出现漠视社会与国家的利己主义心态,个体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再度紧张,甚至在个别问题上爆发出尖锐冲突。

  其次,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下,对于经济收入和家庭财富的追求逐渐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共同心愿。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经济维度上通过合法劳动提高劳动报酬所得,从而提升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而非延续过往划分社会阶层地位的标准。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调整,也相应推动社会心态整体偏向于向“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转化。

社会结构图式与社会心态变迁(1992—2008年)

01

阶段概述:改革进入深水区

  就1992年至2008年这一历史阶段来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机遇增多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类挑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直面经济改革的风险与机遇,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政策上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格局,时代迎来变局,进而带来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市场机制引入这两个重大转折事件。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的热潮与国企改制成为相互交错的一体两面,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宏观结构中所处位置继续产生变化。按照陆学艺的划分,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结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逐步发展演变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私营企业主地位继续上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也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呈现钟摆式流动的“农民工”群体成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反之,城市中的公司职员一跃成为“白领”,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经济改革带来的收益。这一阶段的社会心态也表现出了相似趋势,一方面是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复苏,呈现出对多元价值的包容性与从容感,另一方面是受困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相对剥夺感与不满情绪,承受着转型时期的焦灼与压力。这当中,如农民工、“白领”等特定新兴群体也呈现出了相应的安全感与公平感波动。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李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将之命名为“倒丁字型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两极型社会的形式,其核心是城乡分野的现实情况,下层群体过大,于是和其他群体呈现出两极分化,城市中的社会阶层构成倒丁字型的一竖,农村中的社会阶层则构成其一横,体现为社会结构的紧张。

02

社会阶层流动:群体分化加速扩大

  首先,对于农民阶层而言,这一阶段意味着职业分化的逐步扩大,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为有限的获得。根据2006年统计数据,农村户口总人数为4.809亿,其中包含1.468亿的乡镇企业劳动者,也包括当时缺乏详细统计数据、流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此外,农民工群体又分化出一部分个体经营者,实际上脱离了农业生产。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一定意义上增大了流动性,推进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产业结构的逐步转型。

  从整体上看,农民阶层所得的政治收益与经济收益呈现出有限的上升趋势。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与新农村建设并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4元,2008年增长到4760.6元。但这未能撼动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其次,对于工人阶层而言,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呈现出一定趋向差异。李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成三种情况,包括具有城市户籍的工人、农村乡镇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大中型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此处主要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即城市户籍的工人。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维度就是“减员增效”,“铁饭碗”体制被打破后,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

  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收益有所提升,表现出了对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农民工逐步细分为“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农民工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流动民工。2006年出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估计,这一阶段农民工每年为城市经济创造1~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人民币收入。以北京市农民工为例,劳动力贡献在建筑业上占比达到83%。

  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这一群体的待遇问题也受到关注。李培林等人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例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普遍低于城市工人,且相对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但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相对较高。

  和农民、工人、农民工等相对处于经济收益与政治收益不利位置的阶层相比,干部、知识分子在收入分配中较为收益,政治地位与经济收益得到相互转化。

  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成为中国社会阶层中的一支新生力量。经济收益持续上升的同时,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收益也得以提升,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行委员中所占人数呈上升趋势。陆学艺认为,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阶层,自改革开放产生后不断发展,同时这一阶层本身也认为其地位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1世纪以来,私营企业主的来源中,此前从事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工作的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和其他群体相比展现出了显著的经济收益差异,逐步构成了新的社会中间阶层。

  最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体现在地域差距上,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西方国家类似的“白领”职业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开始涌现,据李友梅研究,1990年代以来,以上海地区为例,白领职业比例不断增加,而“蓝领”的比例则在减少。但是尽管白领表现出了后现代社会意识,追求生活品质和个体自主性,对现有社会格局的变化过程仍然影响较小,群体凝聚力较低,政治参与情况也相对有限。

03

社会心态:复苏期与新冲突

  经历了对改革开放的不断调整与适应后,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转折点,我国国民社会心态在这一阶段中呈现出较大变化。在南方谈话后,“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得以确认,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也被着力强调,于特定历史阶段稳固了社会发展方向和国民心态。周晓虹认为从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复苏期,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倾向于适应当下的市场经济热潮,初步呈现多元化趋向,由此前的易于大起大落,转变为相对成熟稳健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承受力大幅度提升。与之相对的则是在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背景下,社会心态始终存在着失衡的可能。李培林认为,这种失衡的社会心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对勤劳致富、社会公平的信念,对现有积极性产生严重打击。谭同学在关于乡村青年的心态研究中也指出,1990年代的乡村青年在消费主义刺激下产生了提升购买力、向上实现阶层流动的愿望,但其主观欲望与客观社会结构之间具有现实的张力,使得农村青年容易产生犬儒主义、愤世嫉俗的群体心态倾向。

  进入1990年代后,许多研究证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于原本在体制内享有稳定福利待遇的社会群体而言,体制的变革导致其不得不承受改革的阵痛,该群体自然会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根据马皑等对弱势群体心态失衡的研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与过去自己的经历纵向对比、与尚留在农村的他人的生活状况横向对比时,能够感受到目前自身生活水平的相对上升,因此反而相对剥夺感较低,其心态的失衡主要来源于“社会排斥、挫折体验和对不公正待遇的反应”。

  从总体社会心态的具体指标上看,王俊秀等人从生活压力感、社会安全感、社会支持感、社会信任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等几个指标上进行归纳总结,展现了2006年民众心态的剖面情况,认为对民众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经济压力、对社会保障制度极不满意,同时表现出了对机会公平感的高度缺失。特定社会群体,例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也日益受到关注,和传统农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不满情绪等负面心态相对较高。

社会结构图式与社会心态变迁(2008—2020年)

01

阶段概述: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梦”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从2008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入,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动。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社会阶层呈现出更为宽广的多元化发展,并在中间层群体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下,逐渐形成了“土字型社会结构”。

  一方面,农民阶层分化,规模逐渐缩小,出现了农村中产阶层等新兴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分化,农民工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型蓝领工人成为新市民阶层的代表,社会边缘群体如“蚁族”等底层群体在城市中涌现。另一方面,中产群体规模扩大,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普遍显著提高、队伍壮大,新社会阶层逐渐成形,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新时期涌现的新社会阶层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和新媒体从业人员,新社会阶层的涌现直接体现了新时期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我国社会阶层发展和流动的直接影响。他们往往被视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具有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差异大且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的特点,且表现得相当显著。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网络技术时代大背景之下,我国民众社会心态和价值观亦随之转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激发社会心态整体向上的内驱力。相应地,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也成为这一阶段推进社会治理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02

社会阶层流动:差异性多元化发展

  首先,农民阶层仍然是政策的重点帮扶对象。针对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国家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针以及颁布一系列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优惠政策,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常住人口从增长到增速缓慢,到2007年平均每年减少1200万人,农村空心化状况日益显著。国家政策一直以来向农村进行倾斜,免征农业税,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新农合医疗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但是在不同阶层的情绪测量研究中,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整体积极情绪较其他阶层依旧较低。

  其次,农民工群体继续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农民工二代也成为城市更新与建设的生力军。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都是考察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所不可忽视的一个流动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完成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转变,实现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农业从业者到工商业从业者的流动。但是由于户籍身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农民工群体与城镇人口之间依旧有着难以弥合的断裂,为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期的不稳定因素。

  2008年以来,国家在促进城镇化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推进农民工向城镇流动的政策,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取消了城市对外来农民工和农业人口设限的多种票证制度和收费制度,极大改善了农民工就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时”的待遇。尽管针对农民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颁布实施,但是农民工群体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病在城市中的集中体现,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另外,互联网产业和物流运输业繁荣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如外卖行业和快递行业,为新型蓝领工人和新生代农民工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谋求生计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选择。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调整促进这一阶层日渐崛起,高校扩招也为中产阶层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中产阶层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由2000年的“倒丁字型社会”向更加健康的社会阶层结构过渡的必然发展。除了每年分别新增几十万的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之外,农村专业户、规模经营户等农村中产阶层也在逐渐壮大,成为中产阶层在农村的新图景。整体而言,当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但是仍然存在“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增长起来,该缩小的阶层没有控制住”的结构性问题。我国中产阶层增速依旧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充分化解,从而导致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中,新社会阶层的规模不断壮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愈发突显,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新社会阶层普遍以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为主,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是现代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社会阶层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背景下,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新旧产业的更替中产生的新生职业力量,一般从事知识型、脑力型劳动,具有较高的知识素质和职业水平,其经济地位属于中等收入阶层。

  此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网民群体成为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反映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群体。尽管目前网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足以形成一个特征鲜明的阶层,但却是折射社会心态和价值态度的一面镜子。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直接反馈、现代社会的焦虑、迷茫和人们的价值观、社会观,都一览无遗地通过网民的言论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暴露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譬如,邴正等学者在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研究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冲突比较尖锐的时期,网民群体的言论与分歧体现了我国进入多元文化时代产生的种种矛盾和认同的冲突。网络场域不仅仅是汇集民意、反映民生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民意集散地和放大器,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匿名性等原因导致网民在网络上的情绪宣泄更为简单和直接。

03

社会心态:积极中蕴含焦虑

  近1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社会的快速变化在这一时期催生了不同的社会心态。整体而言,这一阶段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呈现积极态势,对政府社会工作的信任度较高,同时保有对政府回应的期待、与政府对话的期待;社会幸福感呈现出较为满意的态度,但对社会信任感、安全感和公平感评价相对较低。

  具体而言,在考察我国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中,李培林等在对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社会价值观对比中发现,对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感及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等几个社会态度的考察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感受和态度明显积极于城市工人。而在对不同职业阶层的抑郁情绪的考察中发现,相比国企工人和公司职员,农民工的抑郁情绪得分最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选择离乡背井,原本就有一定的受挫心理预期,相比之前的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硬件条件显著提高,个人成就感获得了满足。农民工之所以具有高于研究预期的积极社会心态,可能很大程度来自于历史原因,而非完全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农民工自身能够意识到制约其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笨,因而并未把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不公平,其对生活需求层次较低,对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等社会评价更积极,对未来持有更加乐观的预期。

  从“关系”的视角考察转型期农村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学者从黄光国“人情与面子”的理论出发,分析了转型期农村人际关系的资本化、理性化、流动化与复杂化。由于转型期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加上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力作用,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底层行业,传统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和亲缘的人际关系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新的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工具性的人际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因而农民工容易产生原子化的疏离感,进而增加了社会失范的可能。

  对于新社会阶层的研究发现,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心态和主流社会心态保持一致,并未出现“边缘化”“真空化”的情况。在经济层面,新社会阶层认同改革开放的公平公正等理念,信奉市场规律,对改革开放政策秉持积极的态度;在政治层面,新社会阶层对国家发展抱有较强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较高。但由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新社会阶层人士依旧抱持有诸多困扰,比如对营商环境的焦虑、对身份认同的危机、对生活质量的不满。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新社会阶层人士需要在其中寻找他们人生的锚点,政府部门也需要在“流动的时代”为人民营造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

结论

  改革开放迄今已40多年,我国社会当前最基本的变革,是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向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转变。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变迁之下,我国各个阶层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也在迅疾变动之中,既可能推动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同时也可能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的情绪——“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重建,仍然是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崛起的个体性与强大的群体性制约力量之间的张力影响了社会心态秩序的建立。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的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据此,我们应立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引领作用,从社会道德、法治观念、价值塑造、认同培养等角度进行心理疏导,激发活力,引导广大人民自觉、有序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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