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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甲林:我在北大保卫组处理翦伯赞之死
作者:谢甲林      时间:2021-12-31   来源:《百年潮》
 

双双自杀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

  导读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监禁。1968年12月18日,他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时年翦伯赞70岁,戴淑宛68岁。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受难者中是相当独特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这种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

  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翦伯赞教授(1898—1968)

  1966年6月,我受组织安排,离开最高检察院到北大保卫组工作,翦伯赞是当时保卫组的重点保护对象。1968年12月18日,发生了翦伯赞服毒自杀事件。翦伯赞自杀事件是在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前提下发生的,因此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和深思。

  以往对翦伯赞之死记述的文章已经比较多,本文将我在北大保卫组所知道的翦伯赞自杀前后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以使人们了解其中更多的一些细节和缘由。

  翦伯赞成为保卫组重点保护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检察院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高检院来函通知要你去北京大学做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随后,我马上开始交待工作,22日持高检院的介绍信赴北大工作组报到。先在图书馆工作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找我谈话,要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是蔡润田。全组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的在职人员。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曾讲过:北大有个翦伯赞,你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去问翦伯赞;北大有个冯友兰,你要知道什么是唯心主义,就去问冯友兰。经翻阅有关材料再加上组长介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总理指示: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温特(美国教授)六人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

  1955年6月,周恩来出席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成立大会时,与周扬(右一)、范文澜(右二)、翦伯赞(右三)在一起交谈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决定二组人员全部留校,继续承担保卫工作,改称保卫组;北大“校文革”成立后,保卫组受其领导,并给增加了3人,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1966年12月海军人员全部撤离,因高检院被砸烂无法报批,我不能撤离,仍留在北大,继任保卫组组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进驻北大,宣布“校文革”及各个组均停止工作,唯独留下保卫组,仍让我任组长继续工作,由军代表李志刚主管保卫组。

  从1968年9月初开始,宣传队首先组织批斗陆平、彭佩云大会。不久开始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认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先后有900多人受审查,共揭发出够敌我矛盾的500多人。当时,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对此,我向宣传队总部明确提出:翦伯赞、冯友兰等是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隔离审查、限制自由,是违背指示的。

  1968年10月16日夜,周总理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饶毓泰上吊身亡,我带领保卫组的干部联合市公安局的干部勘查现场,结论是“自缢”。我遂到宣传队总指挥部全面汇报,送上“结论”。同时,又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

  宣传队接受我的意见,把翦、冯二人放回家。当时,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我提出建议后,宣传队把他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保卫组原址63号),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雇用了退休工人杜师傅伺候。并明确要求,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翦伯赞和郭沫若

  服毒自杀事件发生及现场查验

  1968年12月18日早晨,天还没亮,伺候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的退休工人杜师傅泪流满面地跑到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我哭诉: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我马上电话报告了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领萧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在燕南园64号翦伯赞夫妻的卧室内,有南北向的两张单人床。在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在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一摸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我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报告完公安局之后,我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双兜,左兜里有一张纸,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右兜里有一张纸,上写:“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我内心感动了,多么好的品质啊!一个身陷“囹圄”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没有违心地交代;而且,在他决定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生怕连累别人,因此,在遗嘱中说明自己的死是与别人毫无关系的。

  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内装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这让我再次涌起了一阵感动,他这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己是怎么死的,不给我们勘查现场添麻烦。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物。

  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任何异物也未出现,由于是女同志我们不便翻身,也不好翻外面的兜,就没有翻出任何东西。我们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翦伯赞在工作中

  为了将事情进一步弄清楚,我们问伺候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外屋的杜师傅:夜间有什么动静没有?杜师傅说:快午夜12点了,听到炉子响声,我问有事吗?翦伯赞的老伴说:翦先生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喝,你就睡吧,不用管了。据此,我们初步断定,服毒时间是在夜晚11点半到12点之间。

  问完杜师傅话之后,历史系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学生来了,我们把他们堵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他们说:昨天下午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持介绍信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听到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有关历史,翦先生一再回答“记不起来了”。双方僵持一会儿后,调查人对翦先生说:你明白,这关系到刘少奇的问题,你必须好好想想,把他的问题交代清楚。我们明天再来,你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并一再强调。

  上午7时许,我把翦伯赞的两纸“遗书”亲自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由指挥部把原件直接上报毛主席。其他情况,查明后上报。我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其他同志继续勘查。

  上午8时许,我们还未勘查完现场,中央第一专案组的巫某等人又来了,被我堵在门外。我说:今天不准找翦伯赞。他们说:我们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我说:什么专案组也不行,你们可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嘛!他们才离开了。

  专案组的人一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包括赵法医)就来了。我们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要求他们进行复查,通知家属,进行尸体解剖。经电话通知,家属不来,给出的答复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我们把家属的回答记录在案。

1963年担任北大副校长时的翦伯赞教授

  死因确定及相关处理

  12月18日下午,我们从翦伯赞的住处把最需要的东西取了出来,考虑到目标太大,当时没有查封。我们招呼历史系的学生,让他们将屋门锁好,并认真看管。接着,经我引领,市公安局的人员与宣传队总指挥部商量,由我始终跟随,将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

  到了北医三院之后,由赵法医主刀,对翦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为了把翦伯赞夫妻自杀案情全部弄清楚,12月19日上午,我手持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乘坐专车,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我马上到市委吴德办公室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于是我又赶回北京医院。

  回到北京医院后,他们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拿出来,摆在桌子上。我到后,由专人帮助我查阅,把大夫的处方、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列出清单。其中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20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我在北京医院查清楚情况以后,便返回北大,又询问值班学生。值班学生说:翦先生夫妻年岁老,行动不便,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取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先生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在做了以上一些调查取证之后,保卫组通过宣传队总指挥部把翦伯赞夫妻自杀的调查材料全部上报。宣传队总指挥部让后勤部门把翦伯赞夫妻的两具遗体运送火葬场,匿名火化,不留骨灰。短短两天,对翦伯赞夫妻自杀一案的处理,比较顺利地完成。

  过后听说,谢富治对中央第一专案组调查、审问翦伯赞的巫某,当面予以批评指责说:翦伯赞是毛主席、周总理指令保护的人,你有什么权力要他去坐牢。因此,巫某受到了党纪处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翦伯赞也得到平反。北京大学校方决定给他举行追悼会,找到我问骨灰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保卫组没有管,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到八宝山去查,哪年哪月建的档案。他们一开始没有查到,因为用的是化名。后来又去查了一遍,火葬场工作人员按火化时间一查,这才弄清楚了。

  北大校方又问我要当时的证据材料,原件当时已经报毛泽东了,只有拍的照片,我就给他们了。事后想想,觉得很后悔,自己亲自经历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现在手里什么一手的材料都没有了!

  附:翦伯赞简介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中国历史学家。原名象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

  1898年4月14日生于桃源。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

  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

  1940年2月,至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1、2两卷。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

  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

  1948年11月,他与郭沫若、侯外庐等离开香港,次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约2000多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

  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发表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

  1978年9月1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为翦伯赞平反昭雪。

十卷本的《翦伯赞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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