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起步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就给周恩来领导中国航天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十分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以致延误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的具体部署。因此，周恩来重点向专委会成员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权力不能放。”“不应毁的制度要恢复。”周恩来特别要求专委会的成员加强对承担火箭与卫星研制任务的重点单位的领导，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把七机部搞火箭、科学院搞卫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乱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搞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果断决定把新五院划入军队序列，不搞“四大”，同时指示七机部军管会，把所有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列个名单，登记造册，报总理办公室，要求这些人员服从指挥，坚守岗位。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查落实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常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为了保证卫星与火箭科研生产通行无阻不卡壳，周恩来指示为“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具了国务院印的特别公函，有关研制生产单位把这一公函称为“红色路条”，凭此“路条”到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求援，全部畅通无阻，有力地保证了在动乱中的火箭与卫星研制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同时，周恩来又想方设法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宋健受到冲击无法工作，周恩来下令对他进行保护，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脱离了混乱的环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众都不准冲击他们”，以使他们负责抓好航天事业各部门和各单位的研制工作。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中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他对中国尖端事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不久，他病重住进了医院，中国的航天人再也听不到他们无比熟悉、无限崇敬的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声音了。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在“两弹一星”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