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女教师李田田的命运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牵挂，湘西永顺成为举国关注焦点。这让我想起一位永顺人，他便是李昌先生。

　　李昌1914年12月12日降生在永顺县塔卧镇雷家老屋，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民族危亡关头，他带领同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继而中断学业，奔赴延安，成为职业革命家。

　　1953年，他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掌校11年，获得“哈工大的蔡元培”之美誉。

　　1975年，他和胡耀邦一起整顿中国科学院，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批，拒绝低头。。

　　粉碎四人帮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再度出山，参与调整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任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副校长，创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全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为四五事件彻底平反。

　　他率先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提议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他退出领导岗位后，仍六赴湘西，为发展当地的教育奔走。

　　他晚年任《炎黄春秋》顾问，直到2010年9月3日去世。

　　李昌生前，我和他见过一面。因为他夫人冯兰瑞约我筹划回忆录出版事宜，多次到他家拜访。有一次和他共进晚餐。当时他听力衰退。我只能听他侃侃而谈，无法对话。但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仍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故事很多，这里只说一件。

　　1980年代，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很快出现了专业户，其中不乏经营能力较强的党员。专业户扩大经营规模，就要雇工。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雇工导致剥削。当时的逻辑，国有和集体企业吸收员工不算剥削。民营个体企业吸收员工，就成了剥削。1979年的政策还是：“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意在推动农村改革，仍规定“不许雇工”。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说，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当时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中找到一个依据，雇工七人以下算小业主，达到八人就算资本家。

　　民营企业发育，很快突破了雇工七人的规模。于是，党员雇工问题引起争议，矛盾摆到中纪委面前。各地都有举报，说党员雇工超过人数限制，希望严肃党纪，予以惩处。

　　1982年召开十二大，产生了新一届中纪委领导班子，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

　　在王鹤寿主持下，中纪委常委从1984年2月14日起，先后举行六次会议，讨论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雇工的政策界限。多数常委认为，党员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应当开除党籍。只有李昌独持异议。他说，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占全国城镇待业人员近三分之一。我们为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从基层党组织到政府主管部门，花费了很多功夫，也没解决多少问题。政策开了一个小口子，一下子就解决了几百万人的生活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稳妥解决城乡数千万人待业和劳力富余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不是有没有剥削现象的问题，而是社会能否稳定的问题了！

　　当时争论激烈，无法达成一致。

　　胡耀邦发表了支持李昌的意见，他说：“一种毛病是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药方。比如，从马克思的书上找出一个雇工的数量，结果这个数量竞成为我们今天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雇七个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个人资本主义。这能叫理论联系实际吗?”

　　邓小平表态：“不要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

　　后来黄华回忆，由于李昌的坚持，国内至今还没有一例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员的事例。

　　中国的民营企业，总算渡过了重生之初的一道难关。后人念及李昌，无不感激与钦佩！

　　李昌一生中多次成为愕愕之士，这不过是其中一例。作为来自永顺的革命家、教育家，李昌已经成为地方的骄傲。但他不只是夸耀的资本，也是一个可以传承的榜样。和先贤相比，女教师李田田在独立思考的路上不过才迈出小小的一步，就遭此厄运。莫非某些部门，一定让永顺的一方水土为你们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