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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邢:梁漱溟的四次发言
作者:丁邢      时间:2021-12-06   来源:丁东小群
 

  梁漱溟先生是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政协参政议政,至少有四次发言值得载入史册。

  第一次是1953年9月11日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协小组会上发言:“在过去30年的革命中,中共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而革命成功的。自进入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都转入了城市,当起了市民。城里人的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依然很苦。各地的乡下人都往城里跑,而城里又不容他们,把他们往回赶,于是就造成了矛盾。”他还引了彭一湖的看法,“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第二次是1970年下半年在讨论宪法草案的小组会上发言:“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第三次是1974年2月22日、25日在政协学习组长篇发言:“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

  第四次是1978年2月15日,在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发言:“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历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新中国成立30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得遵守呢?从30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以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梁漱溟的四次发言,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一篇短文难以尽述。历史地看,梁先生的发言,都超越了当时主流的认识水平,作为执政党外人士,可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自然,梁先生的发言既不符合上意,又超前于众意,不免屡遭批判甚至围攻。

  最严重的一次,是1953年发言后在大会上和毛泽东当面冲突,他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批判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74年,长达半年之久。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的感想,他仍然表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生于1893年,比毛泽东早两个多月。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1930年代探索乡村建设,1940年代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既是有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又是独树一帜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就和毛泽东有交往,后两访延安和毛泽东长谈。在毛泽东时代,梁漱溟说出了独立见解,仍然保留在全国政协。一般人难以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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