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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伟:在“流放”中身亡的潘自力大使
作者:王民伟      时间:2021-11-25   来源:使节逸事
 

人物简介 / profile

  潘自力(1904年-1972年),原名潘自励,又名潘鼎九,陕西华县枣园村人。

  1925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参加了渭华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在西安被捕;1930年他逃出敌人监狱,接受杨虎城资助去法国留学,后辗转英国、苏联,于1933年回国;1935年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干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9月重新入党,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政治教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员;西安事变后,到西安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军区政委、宁夏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起任中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大使。

  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流放”——自古有之,是统治者用于维护政权稳固和满足自己之私利,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一种手段。顾名思义,“流放”是带有强制性的特征,是以惩罚为目的,用恶劣的环境、条件,用残酷的方式、方法,对被管制人进行折腾、折磨,使其丧失抵抗意识,自暴自弃,自消自灭。“流放”地往往是选择在那些与世隔绝的边远地区,切断与亲人及社会的各种联系,制造使人绝望的困境,使人们一提起“流放”,就会产生谈虎变色的恐惧效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上演过一幕又一幕“流放”的现代剧。既借口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升级,将许多不得势、不放心的原国家领导人、军队中元帅将军、党和政府高级干部,强迫清理出北京,发配到小地方改造。名曰是保护安全,实则是在整人。他们的去处各有不同,条件也有所差别,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

  在此,我想讲述被“流放”中,一位革命老前辈的悲惨故事,作为警示,他就是我的邻居——潘自力大使。

  提起潘自力大使,也许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但是他确实是一位有着赫赫战功和显耀身份的人物。

  1926年,加入共产党员;

  192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时,任宁夏省委书记;

  1953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

  1955年调入外交部,出任中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大使,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像有这样完美红色履历的老革命家,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流放”,在山西一个偏僻山村窑洞里结束了自己革命的一生。

  在此想对网上介绍潘老去世于霍县外交部“五七干校”的说法,负责任地作一个修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在山西霍县没有“五七干校”,潘自力大使是病逝于被“流放”之地——山西霍县的窑洞里。

潘自力、姚淑贤夫妇

  为了真实记录潘自力大使最后的岁月,在邻居张月阿姨的引见下,我于2012年5月24日拜访了潘自力的夫人——姚淑贤。

  姚阿姨住在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规规矩矩的标准建筑格式,让人赏心悦目,闹中取静的环境,又带给人一种平和、舒适、祥和的好心情。姚阿姨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擅于言谈。当她得知我的来意后,沉思片刻,便侃侃而谈了。

  话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谈起,姚阿姨将那段让人揪心的往事娓娓道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哀婉悲凉,催人泪下。

周总理、贺老总访问印度在加尔各达宾馆留下的合影。周总理和贺龙在前排一左一右;后排居中为乔冠华;二排右一为龚澎;右二为大使夫人姚叔贤;二排右四为潘自力大使。

  1966年5月,潘自力大使从苏联返回国内,住院治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没有再回苏联,留在国内参加运动了,没有想到从此厄运不断。

  首先是他在1928年被捕入狱,原因是围绕是否叛变的历史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潘自力1927年从苏联学习回来,原先党组织准备安排他们一起回国的十几个同志,到冯玉祥的部队做兵运工作,后来因为形势发生变化,就留在陕西做党的地下工作了。

  1928年11月,时任共产党陕西省委书记的他,在参加长安县党的秘密会议时不幸被捕。被捕后虽然经过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但是潘老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被关押在监狱里长达23个月之久。潘老后来的脱险颇具传奇色彩,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让他摆脱了牢狱之灾。

与白求恩合影 聂荣臻(左2)、邓拓(左3)、白求恩(左4)、宋邵文(右3)、潘自力(右2)

  1930年10月,冯玉祥的部队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失败。他们仓惶逃窜离开西安之际,顾不上看管监狱,监狱大门敞开无人把守。在混乱之中,潘老和狱友们砸断手铐脚镣,成功地越狱。

  脱险后,经过一个朋友的推荐,杨虎城赞助他出国留学。1931年,他到法国、英国留学,期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后又转到法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他要求回国参加抗日。经过共产国际的安排,1933年他到苏联参观、考察后回国,回国后积极寻找失去联系的党组织,并于1935年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四川参加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并于1936年重新入党。

晋察冀野战军领导 左起:潘自力、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姚阿姨讲,这段被捕出狱的经历曾经困扰了潘自力一生中的一半时光。红军长征期间,他是在被监视下,两次爬雪山、过草地,进行长征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斗争岁月中,他又被怀疑受到审查。

  1972年他含冤离开了这个世界,还继续被审查了几年。因为没有结论,死无葬身之地,他的骨灰盒只好与家人共处一室。直到1975年才作了一个留有“尾巴”的结论,仍然说潘老犯了政治错误。

  1979年中央组织部终于重新给潘自力作出了政治结论,撤销1975年结论,恢复1944年中央组织部作出的结论,并且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各方面人士4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1949年4月20日太原战役开始发动,19兵团杨得志司令(右4)、副司令兼参谋长耿飈(右3)、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右2)在前线指挥战斗。

  1944年,中央组织部作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中央组织部审查了潘自力同志的声明书及研究了其他证明材料之后,认为:

  甲、潘自力同志1928年被捕与1930年出狱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失节之行为。1930年出狱后曾一度消极惟接受杨虎臣(城)帮助到国外留学事,并无不利于党的情节,过去对潘自力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乙、他回国以后,在党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仍然始终如一地为党工作,没有怨言,这表现出对党是忠诚的。

  丙、因此决定恢复潘自力的党籍,在政治上应该完全信任他(请将此决定通知军区政治部及潘本人)。

中央组织部 八月一日

  姚阿姨讲,她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有了结论,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重新审查,难道是在审查党组织的结论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潘大使并没有过分的对待,像打骂、体罚、侮辱等等都没有发生,可是最后为什么逐步升级将他置于死地呢?

毛主席接见潘自力(左2)、姚淑贤(左3)夫妇

  1969年,已经65岁患病的潘自力,带着80多岁的老岳母和10岁的儿子,到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县的“五七干校”劳动。而这时,姚阿姨却被下放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另外一个“五七干校”。一家人分成两处,十分不方便。年老体衰的潘老不仅要参加劳动、学习,而且还要照顾老人孩子,其难处可想而知。

1958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印度,向甘地墓献花。

叶剑英(正中)、潘自力(右1)。

  更让人难受的是,好不容易在北京安置的家又被“公家”收走了。自从1955年从陕西调到外交部工作后,潘自力大使始终是在国外工作,在国内并没有家。每次回国开会或休假都是住在宾馆或招待所里,自己的物品都存放在朋友那里,直到1964年才给他安排到报房胡同35号。可是这一次借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机会,又将他们家扫地出户了,家中的东西都被拉到外交部的地下仓库里去了。

  1971年5月,又将他们全家从湖北钟祥县的“五七干校”强迫“安置”到山西。这次变动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说潘老年老体弱,需要安排一个地方“休养”,目标位置是山西。姚阿姨讲,她提出路过北京时,给潘老看看病后再去山西,但是这个合理的请求被拒绝了。

  到了山西太原,通知他们去芬阳县。姚阿姨提出要先看一下住处,再搬过去。这一看可就看出问题了,那是一个远离县城的一座孤苦伶仃的寨子,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了。当姚阿姨去看时,有个好心人偷偷地告诉她,千万别去住,那里是个“凶宅”,死了好几个人后再也没有人敢去住了。姚阿姨提出回河北老家“休养”,也被拒绝了。

1933年,潘自力(右2)王炳南(右1)在德国留学时的合影。

  最后的“休养”地是在山西霍县。霍县是一个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偏僻山区小县,山高塬阔,丘陵起伏,交通不便利,没有铁路可以直达。安排他们住的地方是有三孔破窑洞的小院子。据说以前曾经是一座古庙,后来是一个供销社,供销社倒闭后就无人居住了。一年四季,窑洞内的墙壁、地面总是潮湿的,直到离开时依然是湿乎乎的。窑洞内空气很难流通,空气混浊,阳光一天中只能光临一小会儿,光线阴暗。潮湿、阴暗、憋气使潘老的“休养”条件,实在难以恭维。

  窑中不仅破烂,而且空无一物。要想生活下去,一切还要靠自己动手解决。虽然离县城不远,但那里只有一条商业街,可买的商品极少。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的置办费了很大力气。床、凳等用品也是现找人来打造。文化大革命带来全国性的物资匮乏,常常使他们无米可炊。当地按计划供应的粮食几乎全部是高粱面、玉米面,连小米每月也只有一两斤,更别说肉、蛋、奶了。

  与平民百姓过着一样的清贫生活,并没有难倒本来就是从贫穷中走出来的老共产党员。几个老人为生存下去真是拼了命了,甚至为了解决温饱,他们还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还养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遗憾的是老母鸡不久就被黄鼠狼偷吃了,姚阿姨惋惜地说。

  虽然潘老被逼到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困境,但是他仍然乐观自信,相信党总会有一天能够给他以公正的结论。他托人从太原买回来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像《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细细品读。他不让家人到自由市场买麦子磨面吃,说霍县那么多的人都过得去,自己也能够过得去,并感慨地说,如果长征过雪山草地时有高粱面吃,我们好多同志就不会牺牲了。

  他身体不好,可是总要求干些事情,哪怕是糊火柴盒也行。他的病情越来越重,霍县的医疗条件和水平又有限,姚阿姨向上面要求回北京治病未获准,打算直接给周总理写信求援,但是被潘老制止,说:“总理的处境也不是那么好,不要再给周总理找麻烦了。我的病能好就好,我也愿意好,好了继续为党工作,万一好不了也不要紧,人总有一死。”就这样,他硬是把写好的信扣下。

  对于老人来讲,吃多吃少、吃好吃坏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有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刚开始到霍县时,有一次潘老牙痛,到街上的药店去买土霉素,没有货,到县医院去买,也没有,只好忍着。

  单位的人把他们送到这里后便扬长而去了。在霍县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和熟悉的人,使他们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立无援处境。这迫使姚阿姨做出让他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经过反复考虑,为了今后解决潘老的看病问题,她虽然知道北京的户口出来容易进入难,还是毅然决然地把户口及工作关系转入霍县。

  姚阿姨是白求恩医学院毕业的,到了霍县后,分配她当了县医院的院长。说是院长,其实手下也只有十几个人、两排平房。但是这个决定使他们熟悉了许多当地人。在困难时,医生护士们都给他们很大帮助,尤其是在潘大使患重病的时候,得到了医院和大家的鼎力相助。

  让人最不愿意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潘老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病倒了。霍县医院既没有有经验的医生,又没有治疗设备,情况十分危急。姚阿姨打电报给部里,要求到北京治疗。可是上面坚决不同意,宁可去请太原、临汾的医生到霍县给潘老看病,也不答应潘老回北京治病。医生认为病情有危险,需要到北京住院治疗,但是主管部门置若罔闻。两个月后,潘老在夜间病情突发,与世长辞。

1965年毛主席接见大使,前排左3为潘自力

  潘老的丧事处理得极为敷衍了事。因为霍县没有火葬场,于是赶制了一口棺材,用卡车拉到太原去火化了。上面来的人问姚阿姨,骨灰要不要?要的话拿走,不要的话他们就地处理了,并且警告她不许到北京闹事。姚阿姨没有听他的,转身带着骨灰盒就买了到天津杨柳青的火车票(因为当时进北京需要单位开介绍信,她没有介绍信)。到北京下了车,手捧着骨灰盒去为潘老讨公道。上面为了平息事端,只好安排她住到招待所。

  为潘自力平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反复复用了7年的时间进行争斗。一直到1979年,她写信给胡耀邦,不到两个星期就批复回来,彻底为潘自力平反、作出结论,并且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一个已经被党组织错待的无限忠诚、鞠躬尽瘁的高级干部,在为他恢复名誉的时候,还需要他的亲人步步催促才进行平反,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90高龄的姚淑贤阿姨

  告别时我感慨地说:“这不是在搞“流放”吗?”姚阿姨肯定地回答:“就是‘流放’!过去闹革命的时候也很苦,但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时苦。前者精神愉快、舒畅,后者精神压抑、无助。”她还说:“至今还是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也没有搞清楚。”最后还补充了一句:“看过《苏三起解》这部戏吗?苏三就是被流放到霍县地区的。”

潘自力在宁夏政府成立会上讲话

  如此清楚、严肃的中央组织部的政治结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视为废纸,肆无忌惮地践踏;如此一个战功卓越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却倒在看不见的暗箭之下;如此善于舌战群儒的著名外交家,竟然面对谣言中伤却是束手无策……这就是“秀才遇到兵”时的无可奈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制造出的历史创伤!

  像潘自力大使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有千千万万,他们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程序就被施以法律之外的处罚,受到虐待、关押、迫害。

  当少数人掌握多数人的生杀大权,又能够为所欲为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戴帽与摘帽看似很简单的一戴一摘,却让一个人的人生陷入生不如死的境地。不仅毁了他的一生,并且影响到他的家庭、亲属、后代的感情和前途。而造成千古之冤、既成事实后的平反却犹如一纸空文。死者不能再享受生的权力,他的灵魂并没有得到超度;生者获得可怜的安慰,并不足以安抚受伤的心灵。

  这就应该反思,是不是在建立制度与制定法律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呢?为什么就不能够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呢?只有正确的制度和完善的法律才能够防止那种专横跋扈的暴政产生、发展。

  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惨无人寰的实例,留下了千古骂名,如斯大林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法西斯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国甘肃夹皮沟右派劳改农场、柬埔寨红色高棉“流放集中营”等等,都是以臭名昭著闻名于世。产生这些“流放”的直接原因就是暴政。制止暴政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文明、理智的彰显。但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防患于未然的大举措。

姚淑贤与作者王民伟合影

  大江东去,浪淘尽!每个人无论活着的或已故的,无一不受到时光一遍又一遍地检验、一次又一次地评估。历史镜子面前,清浊判然,正邪分明,真是严峻而公正。

  在人们心目中,不少人早已成为过眼烟云、化为粪土。然而,也有不少人即使已经谢世,他们在世事沧桑中依旧显示高大形象。潘自力大使正是这个优秀人群中的一位。至今,许多同志仍痛惜他的早逝。

(本文写于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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