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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黎: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作者:黄黎      时间:2021-11-24   来源:党史博采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统一党内外的思想,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也就是党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拨乱反正的过程。从1980年3月决议开始起草,到1981年6月决议正式通过,全党围绕着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展开广泛讨论。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关系全党团结和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展开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其中,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建议,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超凡的政治智慧。

  一、制定历史决议的缘起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组织实施。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他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不能只说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这些只适用于过去。还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要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意见非常重视,1980年3月19日,在与胡耀邦、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他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原则: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最后指出:“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他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成了起草整个《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从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的《决议》文本。

  由此可以看出,在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做法使《历史决议》的起草从一开始就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早在复出前,邓小平就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当解放思想的浪潮冲破禁区之时,他并没有同意立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简单的结论,而是冷静地指出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当他既要批判“左”又要批判右的讲话在全党全国成为比较一致的共识之后,他又指导起草国庆讲话,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央常委作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大决策。

  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条基本原则,起草人员对提纲进行了修改。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

  在谈到如何安排决议的结构框架时,邓小平问道:“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说明《历史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终于在5月23日再次起草出一个决议提纲;紧接着,又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历史决议》初稿。

  6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的稿子没有很好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7月上旬,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连续召开座谈会,随着讨论的展开和对邓小平所提要求的深入理解,起草工作渐入佳境。起草小组成员龚育之回忆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

  根据邓小平历次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在9月10日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把这个稿子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月21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二、“四千人大讨论”

  正是因为争论很尖锐,10月12日,在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原来的名额分配和实际参加人数大致如下:

  中直机关,原定:350人,实际参加345人(包括起草组成员),分8个组;

  国家机关,原定450人,实际参加451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原定:300人,实际参加390人,分11个组;

  地方,原定:3000人(每个省、市、自治区100人,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和野战军的负责同志)。

  此外,经中央批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也参加了讨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也是一次广泛深入地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四千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及至极端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个别人甚至主张决议里干脆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

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六中全会休息厅交谈。

  四千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就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三个组的全体同志和四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

  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及时地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而一些相关的重大问题则以综合报告、意见汇编等形式上报中央政治局。

  在看了10月2 5日的简报后,邓小平立即找胡乔木等人谈话,他首先“博采众议”,肯定了讨论中出现的好的意见:“这次党内四千人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尔后,邓小平“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错误观点:“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坦诚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里,邓小平既谈到了“继承”,又说到了“扬弃”,还讲到了“发展”。

  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观点,针对前一段党内和社会上有人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

  四千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人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12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1980年11月22日修改稿”。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等人谈话指出:现在《历史决议》的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需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3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时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

  在四千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又修改了一个稿子,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部分老同志(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共40多人征求意见。老同志们熟悉党史,经验丰富,提了很多好意见。

  三、陈云和其他同志对起草历史决议的帮助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大家都感觉到应当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是囿于“建国以来”这一定语的限制,思维定势一直难以突破。因此决议草稿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总是不尽人意。这也成为了邓小平萦绕心头的问题。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陈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集中体现在1981年3月他同邓力群的四次重要谈话中。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决议》。

  在第一次谈话时,陈云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总的原则:“《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

  在第二次谈话时,陈云认为在历史决议中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为了在写法上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他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的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在第三次谈话中,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陈云在第四次谈话时,建议《历史决议》要写上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3月24日,邓小平亲自去看望陈云。两位老革命家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交谈,并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交换了意见。

  26日,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的意见,他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针对陈云的第一条建议,《历史决议》草稿对第一部分加以充实,增加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一节。这一节概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由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到最后胜利的28年的艰辛斗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牢牢地确立了起来。

  在邓小平的一再坚持下,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历史决议》进入了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经过广泛征集和采纳了党内外的意见,经过起草小组的反复推敲、修改、完善,决议草稿终于达到了预想的要求。

  1981年4月7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关于修改历史问题决议的设想,看过了,很好。就按这个设想修改,文字不要太长,语言要精练。”他还指出: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使决议修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74人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老干部、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会议。

  在会上,胡乔木对决议稿中涉及到的诸如不用路线斗争等说法、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前十年的评价等原则问题作了几点说明。他指出:“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中经多次修改,我只是参加了一部分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

  在会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一些好的想法和起草组所下的功夫,同时也指出,“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他认为现在的修改稿子的缺点是长了点儿,希望政治局扩大会议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然后提交到六中全会通过。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强调了几个中心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高度概括了几个关键的,也是争论最厉害的问题,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一直到29日结束。在讨论中,大家对《历史决议》的修改稿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再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六中全会讨论。另外,这次讨论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应充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面貌与贡献;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的好作用的文字,等等。

  6月4日,起草组吸收了以上意见,随即改出新的稿子。对于意义重大而争议较多的部分,起草组作了专门的汇报说明。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说明。各位中央委员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邓小平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接着,他具体谈了三点:第一,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

  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解释。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会议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叶剑英因病无法参加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躺在病榻上的他亲自给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诚恳地说:“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议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胡乔木、邓力群根据这次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对决议草案进行了提交六中全会审议前的最后修改,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陈云看后,称赞道:“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会议。他说,总结党的六十年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民主人士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也有人发言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历史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使人信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更多的人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通过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统一了党外人士的认识,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顺利通过决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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